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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的主力踏上了西征之途，就是后来所说的长征。出发前，党中央决定，任命项英为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军委分会主席，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一起，率领留在苏区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1.6万余人，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
这是项英在军事方面独当一面的开始，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长期担任新四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项英的革命资历很深。他是湖北武昌人，生于1898年，与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岁。15岁时，项英就开始在武昌当工人，遍尝民间疾苦，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工人出身者。
早在1922年4月，项英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湖北的首位产业工人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大名鼎鼎，就是党的“一大”代表、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的包惠僧。
同年7月，项英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二大”，参会代表只有11位，项英就是其中之一。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上，项英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一年，他才25岁。
项英是我国早期工人运动先驱与著名工运领袖，亲自领导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工人运动，在工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曾担任过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等重要职务。
1928年，项英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层。这一年，他刚30岁。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项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党内的地位依然很高。
项英有个亲密战友，就是陈毅，两人在一起共事的时间很长。从1934年10月开始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项英牺牲时，陈毅一直是项英的部下。
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任务完成后，项英与陈毅等又一道领导了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国革命公认的三大困难时期，就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另两大时期是红军长征时期和东北抗联时期。
这一期间，生性警觉的陈毅救了项英一命。1935年5月，时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叛逃了，投靠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龚楚的叛变投敌，给南方红军游击队特别是给赣粤边区的我党武装力量造成了重大损失。
10月13日，龚楚带领粤军给他配备的一支30来人的卫队，化装成红军游击队，来到了广东南雄的北山，与红军北山游击大队接上了头。
红军北山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兼政委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并不知道老首长龚楚叛变了，听说其来了，连忙派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与之联系。
不料何长林在龚楚的诱导下很快也叛变了。
为了诱捕留在南方坚持作战的红军最高领导人项英与陈毅，龚楚以接其去湘南加强领导为名，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项英、陈毅，并由何长林在上面签名。
收到这封信后，项英很高兴，如鱼儿欢跃着欲上钩，急于想见到龚楚。尤其是看到有何长林的背书，他更是深信不疑。
陈毅却觉得此事大有蹊跷。因为龚楚自恃资格老，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骄傲自大，除了毛主席，他谁都看不起，对朱德都瞧不上。现在怎么突然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陈毅建议对此信冷处理，等等看。
项英为此很不高兴，说，仲弘（陈毅的字），你连自己的同志也不信任啊，太小脚女人了。
两人还就此大吵一架，但陈毅毫不让步。那个时期，两人经常因意见不同而吵架，每次吵完，项英气得要死，寝食难安。陈毅则若无其事地该吃饭吃饭，一躺下就呼呼大睡了。项英为此感慨说：这个仲弘，没心没肺的啊。
润之（芝）是毛主席的字。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主席曾与当时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的作家张恨水这样说过：“我以前常用的‘润芝’一名，便是在湖南一师时，杨怀中先生为我取的。有一次，我在给杨先生的信中署名‘毛学任’，杨先生问我何故？我说学一学梁任公（即梁启超）。杨先生便给了我一部《胡文忠公全集》要我读。我反复阅读后，仰慕清朝的湘抚胡林冀，觉得胡林冀确实值得学习，胡字‘润芝’，我就改为‘学润’。杨先生对我说：‘司马长卿崇拜蔺相如改名相如。你既然尊敬胡润芝，就干脆改成润芝吧。’以后，师长和好友们多叫我‘润芝’。”
见项英、陈毅迟迟没有回复，龚楚担心夜长梦多，决意先下手为强，先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于是就出现了令人扼腕的“北山事件”：龚楚将红军北山游击大队60多名游击队员骗去开会，其胁迫游击队员投降的阴谋当即被识破，双方发生了激战，只有贺敏学等六七人带伤冲出会场，逃离了虎口，其他的游击队员都当场牺牲了。
在当时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陈毅明显比项英老练得多。
当初从中央苏区撤离的时候，作为留守部队的领导人，当然少不了必要的军费。项英决定，由他和陈毅亲自保管这些金银——秘密地绑在两人的腰间或者腿上，从不示人。
看到项英、陈毅身上总是鼓鼓囊囊的，一些人就开始说闲话了。
陈毅觉得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就和项英说：“这些金子、银子，我们背不起，抛又抛不得。银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黑的看到白的就吸引人了。接下去，要是有一个谋财害命的人，一枪把你打死，把钱拿走，那损失就大了。”
项英拗不过陈毅，就开了个会，将这些钱财的数目当众清点，安排由几个最可靠的人分开保管之，才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稳定了人心。
谁也没想到，项英的人生结局被陈毅不幸而言中！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新四军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政委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成功，率几十人的残部上山打游击。
这时，项英又把作为军费的金银背在了自己身上了。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转移到了皖南泾县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了项英及副官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
3月13日凌晨，见财起意的刘厚总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未牺牲，成为蜜蜂洞内唯一幸存者），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项英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投降了国民党军。解放后的1952年8月，落入人民之手的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执行枪决。可耻的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鲜为人知的是，陈毅还指出过项英的另一缺点：优柔寡断。
皖南事变发生之前，国民党军欲消灭皖南新四军之心可谓路人皆知，党中央和毛主席多次电令项英尽快率部离开皖南北进，但项英一直犹豫不决，思前想后，就是不肯离开皖南，浪费了宝贵的撤离时间。
这个时候，由陈毅和粟裕担任正副指挥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已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麾下有第1、第2、第3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蒋介石评价新四军的两支主力部队时，曾说：“叶项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而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陈毅多次劝说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离开皖南，但项英就是不听。1940年秋陈毅赴皖南最后一次见到项英劝说依然无果后，万般无奈的陈毅盯着项英的眼睛，甩下了8个字：五心不定，输个干净。
结果，陈毅的这8个字，也不幸言中了。
不得不说，陈毅看问题，眼光很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