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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中山先生在发表演讲的时候，总会说一句：“我四万万中国同胞”。
这个四万万的数据，中山先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在清朝末年，我国的人口总数是4个亿。
4个亿，对于我们现在的14亿人口来说，太小儿科了，不值一提。但是，这个数字，已经创下了2000年来所有王朝中的最高纪录了，大唐盛世，疆域辽阔，也不过1亿人口。
但是，清朝入关的时候，由于多年战乱，人口已经降低到5000万左右，到了康熙时代，人口也不过7000万左右。
康雍乾三朝，是大清的巅峰时代，到乾隆末期，人口发展到3亿，从道光开始，清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清末，农民起义，列强入侵，但是，人口却没有下降，反而小幅上涨。
到了清末，竟然上涨到了4亿。
一般来说，人口的变化，是和王朝的兴衰是成正比的，王朝末年，战乱不断，人口就会急剧下降，新王朝建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就会上升。
但是，清朝却走出了一个“反比”，王朝末期的人口，居然是最多的，而且，还创下了历届王朝的最高纪录。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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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家放开二胎，鼓励大家生孩子，但是，效果不理想，2021年，政策继续放松，允许生三胎了，但是，从目前来看，还是没有多少人愿意生。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没有几十万就下不来，如果“不幸”生个男孩，还有“一套房”在等着你，而这一套房，可是比养大一个孩子的成本还大。所以说，生与不生，完全取决于“经济基础”。不仅仅是现代，古代同样如此。古代养孩子很简单，有口吃的就行，但是，古代人的“税赋”压力很重，一个农民耕种一年，大部分都要上交赋税，留下来的仅仅够个口粮，甚至还要倒欠朝廷的。在雍正之前，清朝的赋税征收是按人头的，家里的人越多，要交的“赋税”也越多，这就限制了人们的生育欲望。有个男孩能传宗接代就行了，多生一个，就多一个负担，如果生个男孩还好，最起码能干活，如果生个女孩，那就是“赔钱货”了。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人口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人口增长，就代表国力强盛，人口增长，也能给国家带来更多的税收，兵源。为了解决人口问题，1712年，康熙皇帝下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就是从1712年后出生的男孩，不用缴纳赋税。同样是种二亩地，每年的产量是有限的，但是家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赋税，劳动时间不变，劳动成果不变，劳动成本却是直线上升。如今，有了这个政策，就可以多要几个男孩，去种更多的地，或者去经商，做手工业，为家里增加收入。至于养孩子的成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相当于是成本不变，利润翻倍，这种好事，当然抢着去干。因此，从康熙开始，清朝的人口就开始出现大幅的增长。“按人头收税”这个制度，在早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进行，大量的土地掌握在了少数的地主阶级手中，但是，他手中的土地数量和他家里的人口是严重不成比例的。即便是手握百亩，千亩，万亩的大地主，家里无非也就是几个孩子，全家人口不会超过10个，一个“富得流油”的地主和一个“一贫如洗”的佃农，每年要上交的赋税没有多大差别。第一，国家会损失很多的税收。一个大地主，他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是普通人的千倍，万倍，但是，这些财富，国家没有机会征税，全部被地主给占有了。第二，百姓会越来越穷。一个普通百姓，终其一生都没有剩余的财富，更不可能实现什么阶层跃迁。因此，到了雍正时代，他勇敢的打破了这个规则，提出了“摊丁入亩”。所谓“摊丁入亩”，就是改变按人头收税的规则，开始按照实际占有土地的数量征税，谁占有的土地越多，谁交的税就越多，不管你家里有几口人。这种“经济压力”，就从普通百姓转移到了大地主身上，百姓负担少了，自然愿意多生孩子。在以前，生孩子是负担，现在，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劳动力，多一个收入来源。因此，从雍正到乾隆，清朝人口数量激增，直接突破一亿大关，迈入3亿。在明清之前，人们的主要粮食还是“米麦”，但是，“米麦”算是比较娇贵的农作物，需要人的精心照顾，一旦碰上天灾，可能就绝收了，一旦绝收，那就是饥荒。
在中国的历史上，人口的减少主要有两种原因，第一是战争，第二就是饥荒。但是，自从明朝万历年间，原产美洲的农作物，红薯，土豆，玉米这三宝传入中国后，饥荒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其中红薯的传入，颇有一番周折，是靠着“偷渡”，才来到中国。万历年间，有个叫“陈振龙”的秀才，考了多次都没有考上举人，心灰意冷之下，就决定下南洋经商去。在菲律宾，陈振龙见到了一种从来没见过的农作物，特别好养活，从地里刨出来就能吃，最主要的是产量大，一亩地能产出6000斤，而在当时的中国，一亩地的小麦产量只有300斤。这种农作物，就是我们现在的“红薯”，也叫“番薯”。这种农作物，其实也不是菲律宾的原产，他原产于美洲，因为当时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为了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西班牙把红薯从美洲带到了菲律宾。陈振龙想带几颗红薯苗回去，但是遭到了拒绝，西班牙人不允许。于是，陈振龙就想了一个办法，把红薯苗混在吸水的粗绳子里，然后买通了码头的工作人员，悄悄的混上了船，最终将这几颗珍贵的红薯苗给带回了中国。回到中国后，正好碰上当年大旱，而陈振龙种下的红薯，依然获得了丰收，大大的红薯非常诱人。在报告给了衙门后，衙门决定，大力推广这种农作物。红薯这个东西，在缺少粮食的年代，是一种非常好的活命粮食。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红薯能够活命，说实话，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听我父亲讲，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吃，就只能吃红薯，天天都是红薯，导致他现在根本就不吃红薯，因为小时候吃的太多了。红薯，土豆，玉米，这三种农作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淀粉含量非常高，容易让人饱肚子，但是，在中华菜谱中，这三个却很少出现，因为他们做不出什么花样，红薯，只能蒸一蒸，土豆，只能炸薯条，玉米，只能做成粥。虽然口感一般，但是，它们却能救命，在粮食减产，发生饥荒的时候，这三种农作物就派上了用场。清朝在经过康雍乾三朝后，社会趋于稳定，新式农作物被广泛的种植，因为饥荒至死的人口也少了很多。新生人口在增加，人口寿命在延长，人口数量自然就上去了。乾隆时期人口的激增，和统计口径的变化，也有很大的关系。
以前的人口统计，是以“户”为单位，康熙初年，统计的全国人口是不到1000万户，至于一户人家有几口人，不确定，这也导致具体的人口数是不固定的。雍正时代，统计人口发生变化，是以“丁”为单位，所谓“丁”就是成年男子，这样女子和儿童就被忽略，也不能真实的反映全国的总人口。乾隆时代，统计口径再次发生变化，不再以“户”和“丁”为单位，而是以“人”为单位，有一个算一个，这就和我们现在的人口普查有点像了。正是因为统计口径的变化，让以前隐藏起来的人口，统统暴露了出来，人口数量也发生了一个大幅的上涨。这种统计口径的变化，其实是乾隆耍的一个小聪明，人口数量越大，证明国家越强大，乾隆也是想通过人口数量，向外界炫耀一下，他是一个多么厉害的皇帝。虽然清朝的人口，200多年间激增了不少，康熙和雍正也做出了一个有利于百姓的决定，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事实，清朝的盛世，仅仅是权贵阶层的盛世，普通的底层百姓，生活依然很苦。英国人马戈尔尼来中国，原本他是想寻找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大国，没想到，满眼看到的都是贫穷，他在书中写到：遍地都是惊人的贫穷，人们衣衫褴褛，我们扔掉的东西，他们都抢着吃。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去北京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房屋通常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
藏富于国，而不是藏富于民，也许，这就是清朝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