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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三国末期、由司马昭主导的曹魏灭蜀汉之役，在成功后却引发了钟会、邓艾两大功臣的自相残杀，最后演变为“二士争功”的悲剧。这一故事在后世经《三国演义》的妙笔演绎，在今日可谓家喻户晓。
无独有偶，由司马昭的儿子、晋武帝司马炎所主导的西晋灭吴之役，在成功后再度引发了两大功臣王浑、王濬的反目成仇，差一点重演了“二士争功”的一幕。雷同的剧情、相似的过程，不禁令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司马氏所主导的灭蜀、灭吴之役，在大功告成后却总要发生功臣之间的龃龉？
上图_ 司马炎（236年－290年），即晋武帝 （好像有版权）
钟会VS邓艾：两个阶级之间的争斗
钟会与邓艾的“二士争功”，表面上看是两个人之间的利益之争，但实际上，这却是魏晋时期两个不同阶级间的权力之争。
我们知道，汉末到晋初，是世家大族政治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成熟的时期。尤其在三国时代，世家大族对于各方势力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存在，刘表没有荆州大族蔡氏、蒯式的支持，袁绍没有河北大族田氏、崔氏的力挺，也就不可能成为一方豪强。同理，颍川荀氏、谯沛夏侯氏之于曹操，江淮顾氏、陆氏之于孙权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个人职业生涯”一说，一般而言作为政治人物，多是得益于家族的关系而出仕，为家族的前途去奋斗。而这些人与自己老板的关系，更像是借助家族的力量带资入伙，而不是个人去人才市场应聘就业。
上图_ 钟会（225年—264年），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市）人
而司马氏集团也不例外，在魏末晋初支持、追随、辅佐司马氏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出自与司马氏通世交好的曹魏政权中的名门大族，钟会就来自这样一个大族——颍川钟氏。其父钟繇与司马懿同为魏臣，关系密切，钟会之兄钟毓与司马师情谊甚笃。更重要的是，钟毓因反对曹爽，被视为高平陵之变的重要支持者而极受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器重。得益于家族的关系，钟会年纪轻轻就身居要职，30岁时已作为司马师的重要谋士掌典军机，而后又成为司马昭的心腹，被称为“时之子房”，“当世与夺，无不综典”（《三国志•魏书•钟会传》）
而与魏晋大多数重臣出身名门不同，邓艾出身非常低微。他本是襄城典农属下屯田的部民，因其才能被司马懿发现而辟为掾属。虽然在对抗蜀汉、经营关中的军事领域中屡建功勋，但鉴于其出身，司马师兄弟始终对其不甚重视，也从不将其视作肱股。史籍记载，邓艾口吃，自称时总是“艾艾艾”说半天停不下来，为此司马昭曾在大庭广众之下嘲讽他：“卿云艾艾，定是几艾？”（《世说新语•言语二》）这其中就很能反映出司马氏对邓艾的态度。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在日后的灭蜀之役中，出任主帅的是钟会，而不是对蜀军事经验丰富且在魏官兵中深孚众望的邓艾，就能理解为何司马昭要派自己的主簿师纂出任邓艾的司马，同时又以卫瓘持节监视邓艾所部。
上图_ 邓艾（本名邓范，约197年－264年），字士载，义阳棘阳（今河南新野）人
“二士争功”：司马昭拉偏架
据史籍记载，本来魏军议定的伐蜀计划，是钟会率主力出骆谷、斜谷取汉中，邓艾以偏师攻沓中牵制姜维，诸葛绪以另一偏师占武街断姜维归路。不想，姜维行动迅速，突破诸葛绪的阻挠，率军进驻剑阁，倚仗地利与钟会对峙。在这种情况下，邓艾本应率军与钟会合兵一处共取汉中，但他却不经请示，走阴平小路穿越七百里山地，一举攻占绵竹、杀败诸葛瞻，成功迫降刘禅，立下了灭蜀的第一功。
然而，在这之后，他又再次独断专行，以邓禹故事承制拜后主刘禅行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邓艾的所作所为，虽为灭蜀贡献甚巨，但却招致了钟会的不满和司马昭的猜忌。司马昭专门让卫瓘告诫邓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三国志•魏书•邓艾传》）邓艾却不以为意，由此更加深了司马昭对他的猜忌。
上图_ 司马昭（211年—265年9月6日）
利用这一契机，钟会、卫瓘、师纂共同上奏，说邓艾“所作悖逆”，于是邓艾被司马昭下令逮捕并押回洛阳。但是，我们需要看到，邓艾虽然独断，但这是属于战争期间的相机行事，此外并无特别过分之处，无论如何不至于以“悖逆”而下狱。
但是，因其并不是司马氏集团的核心成员，当身为大族名士的钟会、卫瓘（卫瓘出身河东卫氏）等异口同声表示邓艾要反时，司马昭便毫不犹豫将之锁拿。值得注意的是，钟会、卫瓘在灭蜀时并不与邓艾在一起，他们对邓艾的所作所为并不了解，而在邓艾身边、熟知邓艾行事的师纂却睁眼说瞎话，跟钟、卫二人众口一词，可见邓艾在司马昭时代已经被大族名士们边缘化到了何等可怜的境地。
上图_ 《三国演义》中的卫瓘
事实上，司马昭也深知邓艾一案是冤案，邓艾甫一被杀，他便派亲信唐彬巡视陇右，以防邓艾旧部借机滋事。但即便如此，他不仅无意于为其平反，更是在钟会因兵变被杀后，对邓艾的处置比对钟会还要严酷。钟会仅是处死其子钟毅一人，钟氏家族其余成员凭借与司马氏密切的关系不仅得免，为官者仍留职不撤。可怜的邓艾在被卫瓘冤杀后，不仅诸子悉诛，其妻及孙流放西域。
在这场冲突中，不管愿不愿意，司马昭只能选择袒护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大族名士，因为这些人是他用以巩固地位、代魏自立的资本。为了维系司马氏集团的稳定，即便是对于有大功于己的邓艾，他也只能“拉偏架”。
上图_ 孙皓
王濬VS王浑：“二士争功”的翻版
多年之后，因灭吴而引发的王浑与王濬间的争斗，几乎就是钟会与邓艾“二士争功”的翻版。从益州出兵的王濬没有按照晋军的总体谋划接受王浑节度，而是利用自己顺流而下的优势直趋建业、迫降孙皓，拿下了灭吴的头功，从而引发了王浑的极大不满。王浑出自魏晋时代的名门——太原王氏，其父王昶与司马氏关系亲密。而王濬一家虽非布衣寒士，却和司马氏等曹魏大族毫无渊源。在王浑诬告王濬悖逆妄为时，朝堂之上几乎众口一词，建议押解王濬回京受审。好在晋武帝司马炎非昏庸之主，只是下诏告诫王濬要听从指挥，不要辜负朕意云云。
然而，司马炎有意“息事宁人”，却并不能使王濬摆脱朝臣的不断参劾。而王濬也深知自己的处境，故而时刻小心，与人交往必备有警卫，以免成为“邓艾第二”。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初立时曾大封开国名将之后以笼络人心，而王濬后代却没有受封记载，这其中怕与司马昭严惩邓艾之后不无相似之处。
上图_ 东晋时期形势图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不难得知，司马氏主导的灭蜀、灭吴之战，在功成之后总是发生“二士争功”的悲剧，表面上看是功臣之间的利益之争，但实际上却反映了占据司马氏集团核心地位的世家大族子弟与出身微末的功臣之间的矛盾冲突。大族子弟通过相互抱团，对与自己质不同类的阶层实行“党同伐异”，从而保证家族势力长盛不衰。
这种壅塞统治阶级内部人才上升渠道的做法，不仅使得西晋政治丧失了应有的活力，酿成了一系列“同室操戈”的悲剧，更为后来武帝身后的种种灾难性冲突埋下了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