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欧洲格式塔治疗协会前Gianni Francesetti演讲第二次沙龙分享，虽然这次现场参与讨论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讨论依然热烈，依然延时，能量依然是停不下来。虽然是第二次观看，包括我在内的几位都感觉到有新发现，有新的困惑。讨论环节从L贡献的问题开始，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很多分享和讨论。缺乏叙事与不盲从创伤叙事L的问题是关于演讲中提到的叙事的，Gianni演讲中说今天的我们是缺乏叙事的孤儿，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那些宏大叙事（great narrative）比如马克思主义（他在一次访谈中曾提到青少年时代与朋友发起了一个类似合作社的组织，今天这个组织还还参与一些社会主义的活动），Gianni认为缺乏叙事是今天社会出现很多心理问题的一个原因，青少年的焦虑和惊恐发作，是社会问题的具象化，就如分形理论，每片叶子都在体现每棵树的基本结构，每个青少年的问题也是大的社会问题的反映。所以他说要注意关于创伤的叙事，如果我们硬找会找到创伤故事，因为从泛创伤的角度而言每个人都有创伤。我是同意他的这个观点的，我也和我的受督不止一次讲过类似的想法，不是每个看起来严重的症状都一定存在个体创伤。我们也的确总可以找到创伤，如果青年期没有，可以找少年时期，再来是童年期，甚至婴儿期，或者上一辈，总是可以找到，不是创伤不存在，而在于它是不是总对应到这个个体当前的困境。从格式塔的角度而言，主流叙事和确定结构的缺乏，使得self从中浮现的背景改变，于是很难形成自己的边界和“我是谁”的稳定感觉，也就是格式塔说的人格功能，请注意是功能而不是结构。比方说如果你踩在坚实的地面上你很清楚你和地面的接触，清楚你和地面的边界（当然是相对的），但是如果现在地面一直在移动、起伏，变化那么你的自体感也变得不稳定，一切都在摇晃，很难知道你的脚开始于哪里又结束于哪里。因为背景和图形是共存，共同浮现的，我们存在的大社会环境这个背景不像过去那样相对稳定，而是加速流动，那么作为图形的“the sense of self”一定会受到影响。Gianni认为很多青少年的问题是缺乏边界，缺乏我是谁，所以他们借助生物学，比如纹身，打孔和划伤身体。这里让我联想到我在疫情戴口罩的那段时间，我突然开始很想染头发，还染了三次，紫色、粉色和灰色，从去年开始我已经失去兴趣，一种冲动突然消失了。但现在想来，也许也有某种我没有意识到的原因，可能因为疫情期间我们每个人与外界最具辨别性的特质——面部，被大面积遮住，所以要这种方式来向外界表达我自己，这是场的一种动力，只是当时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的创造性调整令人动容。 关于疫情Y提到自己的来访者，当来访者把自己的困扰放到疫情大背景来看待时候，获得了一种释然的感觉。来访者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种叙事也就是——这不是我个人的情绪，我是一个疫情的记录者。通过把自己与一个大的背景相连，情绪被容纳获得了某种转化。无为、无能与无知从场理论的角度，咨询师要第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更多地不是有形的，是无形的，也就是无为。这是对格式塔的重要原则之一的"改变的悖论"的践行，“改变的悖论”大白话说就是为了达到改变就不要改变，说的是尊重当下的状态而物自化（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Gianni说咨询师的自信来自于一种培养的无能与无知。有意思的是这需要培养，就像为了做到无为要做很多很多事情，我想咨询师都有忍不住做一些事情的冲动，而后又发现自己被某种东西带走了，这是很难的。场理论正成为一种趋势Gianni提到不止格式塔，很多其他取向也在越来越关注场理论，包括后比昂和关系性精神分析。他认为这是因为精神病理学的改变，在一个液体性的社会里，主要病理学不是神经症也不是精神病而是缺乏形成稳定主体感的人格，没有我是谁的感觉。这就是我们今天某种程度上都体验到的没有根的感觉。演讲中他提到了他认为主要的两种人格障碍——“hysteria”和“psychopathy”。前者是依附于他人对自己的喜欢，后者是缺乏对情境的关注而产生的危险行为。对于他说的前者我不太确定，但是后者我认为还是很有解释性的，无情地使用他人，甚至一些青少年造成对他人的伤害，但他们好像不是故意的，甚至很无辜，只是近乎单纯地做出某些事情，没有意识到对其他人造成的影响，所以有时被从反社会人格的角度来看待。 这是我从中截取的一些片段，只是一个个人现象学。我特别喜欢的是格式塔这种广阔的视角，格式塔从诞生之初就关注更大的场，包括文化和政治时代精神等，今天我想这些因素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而不仅仅是个人历史和家庭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