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缺失在场——心理病理学和临床实践的场理论

文摘健康 2024-11-04 21:16 江苏

对缺失在场——心理病理学和临床实践的场理论[1]

Gianni Francesetti, Michela Gecele, Jan Roubal

说明：重新发送内容并没有变化，而是关于第一个脚注，作者特别说明要更正，因为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书还没有出版，所以是即将出版，现在这本书已经出版了，2022年出版的。

1.前言

场理论自格式塔治疗发展之初就是一个核心概念(Robine, 2001; Wollants, 2008; Parlett and Lee, 2005; Staemmler, 2006; Francesetti, 2019b; Francesetti and Roubal, 2020)，它被各类作者用来指代不同的含义，以致于这一理论领域引起了一种巴别塔式（Babylonian）[2]的混乱(Staemmler, 2006)。这不是一种缺乏清晰和定义的体现，而是显示了这一概念的丰富性，所以可以具有多重理解和应用 (Philippson, 2016)。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场理论不仅仅是我们取向的基石，而且是指导格式塔治疗、心理治疗和精神科临床实践的其中一种可能的范式。我们可以找出其他的范式；比如，我们在其他地方讨论过的，单人和双人范式(Francesetti and Roubal, 2020; Roubal and Francesetti, forthcoming)。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要聚焦于心理病理学、心理治疗，和心理社会视角中场理论的实施。根据场理论自体不是一个结构，而是一种浮现过程(Philippson, 2009; Robine, 2016; Höll, 2020)。这种概念化的结果是：持续的自体浮现过程具有一个自体和世界还没有从自体/世界（或者我/他者或主体/客体或有机体/环境）浮现的地方分化出来的阶段。我们认为这种范式对于理解人类的痛苦和临床实践是革命性的。

这一章是基于一些已经发表的论文产生的(Francesetti, 2015; 2019a; 2019b; Francesetti and Griffero, 2019; Francesetti and Roubal, 2020; Roubal and Francesetti, forthcoming; Francesetti, Gecele and Roubal, forthcoming; Gecele, 2013; 2021), 我们推荐感兴趣的读者们可以对这些论文进行更深入研究。

2.一些预先定义

让我们先从一些定义开始，澄清我们使用的术语和探索的外延。

2.1.知觉场（The phenomenal field）

知觉场是一个特定情境中的知觉现象场域，是一种可能性的边界，某种现象而非其他现象在其内浮现。比如，在朋友和参加一个聚会，很容易出现玩笑打趣，举杯庆祝的时刻，欢快的感受，相应地时间流速很快。在葬礼守灵期间，沉重的感觉更可能出现，伴随着缓慢、迟缓的时间感，低沉和静止感。知觉场被感官知觉为情境的一种氛围，在这个情境中各种力使现象运动浮现。在黑洞里，让事件场域弯曲的力是重力；在知觉场，是意向性发挥了弯曲的作用。在治疗性相遇中，这些力量——具身意向性——推动病人和治疗师两者，治疗师是具身性意向的功能。在这种范式下——自体不是一种结构而是情境中浮现的过程——在主体进行区分和定义之前知觉场中的各种力就在运动。因此，我们可以说治疗师和病人的浮现是在情境中被“制造”，被场中各种力推动。知觉场是悲情的：它是只能承受而不能被选择(Waldenfels, 2011)。

2.2.现象场（The phenomenological field）

知觉场（我隶属的）可以被转化为现象场（我是其中一部分），也就是转化成一个可以被反思发生了什么和做决定的场，可能性的集合可以被拓展。这种转变通过觉察知觉场的能力，和注意到推动我们的力量，以及对正在发生什么的好奇而变得可能。我们可以说现象场就是知觉场+“逻各斯（logos）”，逻各斯来自古希腊，一种带来秩序、意义、感觉、思考、反思和用词语表述的能力。这种从知觉场到现象场的旅程接近于Fonagy（Fonagy and Target, 1997）描述的反思和心智化功能。然而，从我们的角度而言，反思和言语化的能力不仅仅是一个到达认知胜任力的旅程，因为它与对变化中的感觉现象的具身化觉察有关。

2.3.心理病理场（The psychopathological field ）

心理病理场是一个不能在人们之间传递的知觉场，要么是因为知觉或者情感是贫乏或者受限的，要么是因为人们不能组成充分地分化和有联系且属于共同世界的主体（此种情况下体验具有精神病的性质）。它是一种缺失的东西挣扎着显现的知觉场。病理学可以被看成是我们在接触边界各种缺失的表达。那么心理治疗就是一个咨询师可以面对这些缺失的情境。

心理病理痛苦不是存在性痛苦，它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体验到的局限或者丧失造成的不舒服(Salonia, 2013; Francesetti, 2019e)。心理病理开始于困难情境浮现的体验不能被加工和同化的时候：当承担和加工感觉和情感元素所需的他者，不在的时候。

心理病理学开始于他者缺失的时候。不能被同化的感觉和情感元素是原-感受[3]，仍然或多或少地处于混乱和无组织的感觉足迹状态。我们具有一些保护我们自己免于混乱的系统：为了使它们尽可能少地造成干扰，我们能够把这些混乱放到一边。它们是解离的和“堆叠的”症状、综合症和人格模式。精神病理学系统以列表的方式列出了这些内容的清单。

心理学病理学形式是我们创造性调整能力的结果，是创造性地适应不能被充分体验和加工的内容。有了这样的视角转变，缺失的-他者成为当下接触中的缺失。在这些未加工的体验点上，一个人变得盲目、缺失、存在性不强，以及不那么鲜活。这些缺失是我们见来访者的时候，体验到的浮现的心理病理学。彼时，缺失变得更加在场，所以治疗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让缺失显现的方式。

在治疗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主要的缺失浮现。

3.敲门的陌生人[4]（the strangers knocking on the door）

治疗中第一种缺失来源和无法加工体验相关。

根据格式塔心理学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启发，格式塔治疗在描述和分析体验过程中具有人类学的源头，比如，图形的过程和接触序列。体验是一个新图形开始浮现的过程。为了加工我们遇到的新内容我们需要支持(Perls, 1992)：新的事物，的确，必须被感觉、知觉、接近、咀嚼、同化，在同化的过程中，有机体也在改变和成长。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的话会发生什么？

面对新事物没有足够支持的结果是体验不能被加工和同化。身体兴奋仍然没有被加工，未完成事件仍然敞开着，等待被闭合的机会。为了不被它所困扰，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边，我们解离这些未加工的感受（前-感受），它们不能整合进我们的人格档案，因此它们不能成为“往事”。所有的创伤性体验（但是不是只有它们），呈现了这种缺乏环境支持和感觉激活，因此这些体验在整合进人格功能的记忆中没有位置[5]。

为了不让这些前感受占据一个人生命中太多空间、时间和精力，它们以刻板的形式堆砌。它们在接触边界消失了：在我们的生命景观不可接近的角落，无法共鸣的哑弦，是我们的视野盲点。这些解离的感觉印象是未成型的，因为体验只有在完成同化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形式：人格功能把本我（id）功能的感觉印象进行编织，使其可以用体验创造出叙事的形式。从场理论角度而言，新事物不被看成外部、客观和脱离于有机体的东西，它是一种已经被人格功能影响的并于当下浮现的现象，人格功能既支持遇见新事物的过程，又用它的结构和之前的形式阻碍这一过程。

当没有足够的支持时，来访者的身体不足以允许塑形过程进行到同化阶段。因此，在治疗性相遇中，未概念化的前-感受借治疗师的血肉之身浮现，进入存在。它们就像叩响我们房门的陌生人。为了让陌生人出现，治疗师向场中各种力出借自己的肉身[6]。敲门的陌生人经常时不安的：被看作是格格不入的[7]不合适、尴尬的、羞耻的等。但是“诗人不拒绝一个顽固但是‘意外’出现并影响自己计划的意象；他尊重这个闯入者，突然发现了‘他的’计划是什么，他发现并创造自己”(Perls, Hefferline and Goodman, hereinafter PHG, 1951, 137)。

令人不安的敲门的陌生人在心理治疗相遇中是被欢迎的客人。它是属于未分化水平体验的过程——在有身体可以允许它出现而接收它之前——它不是来访者的，也不是治疗师的。在这时，缺失的变得可见，它不再是缺失的。敲门的陌生人最终获得了生命，以一种独特的和不可预测的方式，因为它在这个独特的治疗相遇中进入存在获得形式。

治疗，在这种视角里，是一种特别的时间和空间，一个各种场力量可以自由移动的地方。治疗师的任务就是向这些力量出借自己的肉身，并且不阻碍这个过程。“我们重申这个建议是保守的，因为它不是别的就是道家的建议：‘顺其自然’” (PHG, 1951, 24)。然而这种“无为的艺术” (Roubal and Francesetti, 2021 forthcoming)却是一种很主动的治疗态度，因为治疗师在治疗中需要转变他们的存在方式。他们需要建立足够的自我支持以便允许自己被场力量使用，以便具身化缺失的内容，让它们呈现。

4.一直在的因素（The one who is always there ）

“疯狂在个体身上是罕见的——但是在团体、党派、民族和时代中它是统治规则”：这句引自尼采的话[8]是对这段最好的介绍。

治疗中第二种缺失的可能源头与不同层面的社会背景相关。最简单，最“正常”，社会和文化当作理所当然的。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内容或多或少地可以被觉察，对于不同的议题、不同的团体和不同人的觉察，在不同的社会或多或少地被支持。通常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变得隐形，存在不被体验到。就如水对于鱼一般。它是让社会和文化成长和继续的背景。然而，让社会成长的东西有时候也是让一些成员找到新的方式的可能性，改变一些东西，或者觉察到人类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越是少地被呈现和分享，社会和文化就越多地制造盲点和固化。社会、民族和文化越强大，越成功和自我更新，人们接近这种可能性就越小。文化、社会、团体、政治党派或者家庭中这种盲点，能很容易地被第三方发现，被融合或者影响力之外的人发现(Gecele, 2002; 2021)。

比如，当我们观看六十年代的影像的时候，我们立即就注意到如果我们是那个时代和文化中一员不可能注意到的内容。潮流、词语、态度都是特别甚至是奇怪的，明显与其他时代不同。但是当时氛围，或者时代精神（Zeitgeist），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是隐形的[9]。而且维持氛围的各种力量也是隐形的，因为它们发生于——并且被每个人——践行。任何超出这种正常的内容都很容易被归为奇怪、格格不入、古怪的、不相关的、无用的、危险的、不真实的、疯狂的等等。它成了一种声音微弱的少数群体。然而，它却是，表达了更多的真相(Francesetti, 2013)。

结果是在社会层面存在很多不相关联的体验和视角碎片。超越共同视野的内容被忽视或者拒绝。

这种共同社会的视野支持关系中的某些存在方式，并防止其他一些方式，因此社会具有让人们彼此联系的具体和正常的方式[10]。在一个社会中具有无所不在的力量影响人格偏爱某些形式，接受某些感受、信念、观点，而拒绝其他的。比如，攻击性可能被忽视或者拒绝，如PHG（1951）所阐述的那样，这些被解离的感受作为一种社会倾向出现——尽管隐形却强大——朝向破坏和自杀式战争。

这些各种缺失很难被发现，同时，又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它们是出现在来访者和治疗师生命中方方面面的场力量。如同水之于鱼。是一直存在的。它们对于心理病理学是非常重要的：“扰乱在场中（……）政治社会的社区衰落不能被化约为个体的神经症，神经症的人确实因为社区的衰落成为了‘个体’；也不能被化约为坏的机构，因为它们是被公民维持的；它是场的疾病，只有一种团体治疗才有帮助(PHG, 134-135)。”

在流动的社会中(Bauman, 2002),碎片化的和复杂的(Morin, 2008)，累积的(Rosa, 2010)，多孔的边界(Gecele and Francesetti, 2007)，双相的 (Francesetti, 2019d)的人格是不稳定的，有溶解的威胁：一种身份变得模糊、不确定，不持久的感觉。两种相反的风险出现：不连续的，空洞和模糊的自体感觉；或者在另外一极附着于一种强大和救赎性的叙事。第一种经常在治疗中遇到（人们受苦于人格障碍），第二种经常在政治领域遇到（人们需要一个掌握强权的强者）。在治疗中所有实际的来访者都来自某一种社会场，治疗师也是。这也是人格障碍可以被看成是我们时代的伦理障碍的原因(Gecele, 2013; 2016)，他们已经侵蚀了经典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功能和痛苦的方式。不仅仅是考虑症状学或者症状（就如DSM IV1轴列出的内容）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是在我们的来访者的人格功能的框架和特质的角度理解他们。

治疗中基本的问题不再是从一个刻板和受限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个人自由，就像皮尔斯在伊沙兰工作时那样。今天更多的是实现一种扎根在某个地方的人的感觉，有着或多或少的清晰和持久的边界，以及一种归属感。我们的人格功能无法整合所有累积的、矛盾的、持续变化的、非具身性的刺激，这些我们接收到的刺激没有同化所需要的停顿。结果是我们持续地改变我们注意的焦点，我们在垂直方向上分裂出不同的未完成的体验碎片。不仅仅是被移除的问题（如弗洛伊德时代那样，体验被压缩），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无限的未整合体验碎片的分裂，持续被放到一边(Gecele, 2019)。这是需要考虑的，在我们的来访者每个痛苦图形背后的背景。

见面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议题对治疗师来说是一种支持：它提供了一种看到来访者带来的背景的可能性，焦虑、抑郁体验、强迫性行为、进食障碍、关系问题等出现的背景。意识到这种共同背景让治疗师可以依赖一种框架，冷静下来，扎根在情境的人格，为来访者提供很简单但是出乎意料有效的反馈。以及，最重要地，意识到像来访者一样居住在同样的景观里，治疗师不仅具有体验它的机会，而且能够为它带来意义上的理解（logos）。

5.从缺失到在场的转变

我们已经描述了两种类型的缺失。我们管第一种叫做“敲门的陌生人”，我们指的是一种不能被加工的前-体验，但是为了获得具身化并出现在治疗中又在施加压力。

我们把第二种缺失称作“一直在的因素”，我们指的是普遍和共享的社会背景，一部分可能的体验被忽视或者被拒绝。在两种情况下，缺这些失都是未概念化的前-感受，没有某些支持就不能完全显现。它们是为了浮现，增加在场和发展场潜能，而施加压力的场意象性力量(PHG, 1994, p. 151)。

治疗师的任务既不是改变来访者，也不是改变缺失的东西(Francesetti, 2015; 2019a; Francesetti and Griffero, 2019; Francesetti and Roubal 2020; Roubal and Francesetti, forthcoming)，而是觉察这些缺失，以便让他们显现，并且跟随它们的被加工和转化的旅程。没有治疗师的觉察，缺失的仍然是缺席的并且在治疗过程中再次活现，带着一种增强场中缺失的重复。

我们这里不描述治疗师的在场调整相关的理论和过程，读者可以参考Francesetti和Roubal(2020)，和参考文献。

一组临床例子可能帮助理解治疗实践中这个过程。

5.1.“你一定感到愤怒！”

在团体里，Roman，一个60岁的和尚，曾经承担多重角色责任，既是一个老师也是一个修道院长。现在他生活在另外一个社团，那里的院长年轻得多，没有他经验丰富，多年前是他的学生。当权的院长经常以羞辱成员的方式领导社团。Roman对社团生活贡献很多，包括经济支持。几个月前他的笔记本电脑坏了，经历了很多受挫的请求之后获得许可再买一个，他终于成功了。那个院长，当着很多人的面，用蔑视和嘲笑的口吻羞辱他，“Roman老兄你太单纯了买这么一个破笔记本。你是在浪费这个社团的钱！”Roman无法回应，感觉非常受伤，无法从这个场景恢复过来。从那时开始，他的能量下降，他的声音减弱，他感觉悲伤和耗竭，有失眠障碍，渐渐地从社团生活撤出来。他对自己很批评“我为什么不能从这件事过去？我对我自己做得这些功夫都是白费？我为什么学到这么点？我需要具有这么大的自我以至于我不能超越我自己的自恋？”

当我听他讲的时候，我感觉痛苦和愤怒：首先，为他感觉痛苦对院长感觉愤怒。然后，突然之间，有东西改变了：他被侮辱了，他不是保护自己，相反他感觉自己不足，不够好，内疚，觉得自己错了，贬低他的感受和他自己的价值。我有多少次在封闭的社团中看到过这样的动力，不仅仅是在宗教团体。我分享了我感觉到一些愤怒，我问他这对他有什么影响。他说他理解。我问他他是否也感觉愤怒。他不知道。我感觉到一股愤怒：他应该也愤怒，但是他没有。他为什么这么温和，温柔和顺从呢？我感觉这股愤怒太强了，格格不入，所以我等待……一会儿之后我意识到我所做的就是他已经对自己做的事情：我希望他感觉不同，而不是责备自己。因为他无法感觉到不同的东西，我就否定了他的存在方式。Roman是这样的：他没有愤怒，只是我感觉愤怒。他是极其温柔的。他为什么一定要和我感觉一样？或者我认为的什么是正确的感觉？我在场中放入了同样的院长使用的否认的力量，也是Roman使用对抗自己的……现在我为自己曾经所做的事情感觉到痛苦，我和这种感觉待在一起，我呼吸，我的愤怒下降了。然后，当我看着他的时候，一种模糊的幻想进入到我的心里，犹如黑暗中的一线火光。我和他分享了我说：“也许你持续的不能克服的痛苦和受到的羞辱是你不让暴力正常化的方式……是在社团中的人必须做得。”Roman眼睛变化了，他看了看我好像一种新的视野打开了。“噢……我明白了……的确其他的兄弟们都习惯了……他们被侮辱了，这对他们似乎是正常的……”他开始哭泣。现在痛苦有了意义，可以流动。现在他的感受是“对的”。一切都变得有意义了，包括他曾经的行动——现在他和我分享——离开他的社团找到一个新的社团。他为自己的愿望和想法感到羞愧，现在他明白了也许这不是自大的自我的自恋性幻觉。

治疗师被否认的力量掌控了，他就要见诸行动，当然带着良好的治疗性意象性（你应该愤怒）。他甚至可能推动来访者变得愤怒，这样做的时候他只是在重复——用好意——否认和羞辱的模式。有东西格格不入的感觉，太强烈了，支持治疗师等待接下来发生的东西，以及Roman再次感觉到被否认的体验变得清晰。这打开了一扇门，感觉Roman接收到的被否认的痛苦，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甚至是治疗师所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敲门的陌生人是被否认的痛苦：当这种痛苦不能显现，否认会继续循环。在这种过程里治疗师调整他自己的在场：他被场力量占据，他没有活现它们，他等待并让允许更多事情[11]浮现，以此打开了转化的大门。

5.2.“这不是我！ ”

另外一个例子和第二种缺失的关系更紧密，也就是一直存在的因素。

在第一节咨询，Katy，一位年轻的，刚成功地完成自己经济学的学业的女性：“我感觉到没有方向，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再也无法入睡，我活在持续的焦虑中，我不知道为什么！随着和我男朋友的关系变的越来越糟，尽管没有任何实际坏事发生……我感觉绝望，我认不出我自己了……这不是我！”

她非常不安，首次咨询的前半节，她高密度和无法管理的感受占据了所有空间，治疗师没法进行干预。然后，他向她提出了一个简单和明显的提醒：“Katy，你刚才说你刚大学毕业，学业很成功。所以，这一刻也许你很累，也对于生命中所要选择的方向感到不确定。”

Katy，于是在三十分钟的身体紧张和加速的滔滔不绝的讲述之后，终于出了一口气，靠在椅子上。

她停了下来然后说“你觉得是这样？”，“是的，我觉得是……”“噢，我松了一口气……”

像我们在其他认为讨论得（Roubal and Francesetti, 2021, forthcoming），在治疗中重要的是咨询师在场的质量：从言语产生的地方，不止是口头言语。但是什么让这么简单，甚至明显的干预起效的？让我们思考下治疗师的体验：治疗的前半个小时是充满张力的，几乎是没有呼吸地，跟着被房间里的龙卷风裹挟的Katy。慢慢地，他注意到他自己的身体紧张，几乎是一种脱离身体的感觉，他尝试放松，但是放松不下来。因此，在做了一些斗争之后，他让这种体验发生。在这一点上，一些人生中在一些转折点上的令人恐惧和没有方向感的记忆出现了。他开始意识到他在Katy的景观中与她相遇，他回到了自己的知觉：他也被同样的龙卷风裹挟，他不知道做什么，但是他现在，可以感觉到，他和Katy在某处落脚的需要。这个觉察打开了一些新的可能，他呼吸，让自己扎根在身体里，在同一个支持不足的当前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在这个例子中，治疗师觉察到来访者和他自己共同面临的缺乏支持的社会背景。他现在可以感觉到Katy的恐惧的无方向感，以及她不再是以前的自己的恐惧。

治疗师现在可以平静了。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很简单地识别出Katy所面临的情境的可能意义。一种不必要是灾难性的可能的意义。治疗师已经经历了一小段旅程——从脱离身体感觉和没有方向感到感觉成为Katy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他让自己在身体和情绪体验上获得稳固。这只是对治疗中浮现的所有内容的觉察过程的结果，是他可以支持情境的人格功能：现在这些感受可以被容纳，暂时性和可能的体验形状开始浮现。

6. 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尝试描述了我们对心理病理学的理解，它是知觉场中的缺失，治疗是在场的调整。我们也识别出两种可能的缺失根源。治疗师，在这个视角里不是改变的代理人，也不是改变的共同创造者之一[12]。他们服务于场力量：他们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出借给这些意向性，以便让它们制造这种转变。治疗，在这个视角下，可以理解为“无为的艺术”。然而，这不是一个被动的态度。相反，这是一种非常主动的态度，尽管从外面经常看不出来。在心理治疗中，我们就是服务于治疗过程的艺术家。

此处，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基础：“（……）我们重申这个建议是保守的，因为它不是别的就是道家的建议：‘顺其自然’” (PHG, 1951, 24)。”。改变来自我们谦逊、感恩和喜悦地接受事情本来的样子。从场理论的视角，关键的点是治疗师的接纳不仅仅指向来访者，而是任何浮现在治疗中的事情，因为浮现的一切都是场动力的功能。接受来访者实际上意味着接受在来访者出现之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治疗的艺术，是觉察到发生了什么，而不是重复拒绝敲门的陌生人，或者看不见一直在的东西。对缺失在场：这就是场理论视角下的治疗过程的，非常简单的核心，尽管常常不容易的。

[1] In: Cole Peter, Ed. (2022), Relational Heart of Gestalt Therapy, Routledge. 《格式塔治疗的关系性核心》.

[2] 又称巴比伦塔，巴别塔是《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故事中人们建造的塔。根据篇章记载，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译注

[3] 根据达玛希奥（Damasio’s）关于原-自体的概念(当自体和世界在知觉过程中还未分离时)，我们把还没有被加工，也没有形成清晰定义，仍然处于模糊感觉印象还没有清晰为一个人所有的感受称作原-感受 (Damasio, 2010; Francesetti and Griffero, 2019; Francesetti and Roubal, 2020)。

[4] 我们选择使用“陌生人”这个词，尽管在所引用的一些文献里，同一个概念使用“外星人（alien）”来表示(Waldenfels, 2011)。

[5] 根据定义，创伤，是一种无法加工的压倒性的事件。但是一种非创伤性体验(不是激活心理生理反应的典型创伤) 也可以是未加工的，比如，一个生活在情感维度被禁止的家庭里的孩子，没有支持去感受、识别、命名、交流它，它仍然是未成形和未加工的。这，比如就是惊恐障碍中发生的情况，通常在惊恐障碍中发生的不总是与创伤性体验相关，而是与无法在关系中加工孤独的感觉以及识别出它有关系(Francesetti, 2007; Francesetti, Alcaro and Settanni, 2020)。

[6] “出借肉身”是由让·吕克·马里翁提出的哲学概念（Jean Luc Marion ，2003）。在一次与作者的私人交流中，他认可了出借肉身这一现象（他称作“爱欲现象”）在治疗中可能具有的重要性，就像Francesetti (2019a; 2019b; 2019c) 和 Francesetti 以及 Roubal (2020)提出的概念。

[7] 我们在其他地方发展出了“atopon（希腊语中是脱离原来的位置）”这个概念 (Francesetti 2019a; Francesetti and Griffero, 2019; Francesetti and Roubal, 2020)。

[8] Friedrich Nietzsche Quotes. (n.d.). BrainyQuote.com. Retrieved August 11, 2020, from BrainyQuote.com Web site: https://www.brainyquote.com/quotes/friedrich_nietzsche_134058

[9] 这与历史不能被书写除非已经成为过去这一事实相关。

[10] 见基本关系模型（Basic Relational Mode）的概念 (Salonia, 2007; 2013).

[11] 我们把这第二种感受叫做“第二浪”(Francesetti and Roubal, 2020)。

[12] 我们不认为三种改变的范式（单人范式，双人范式，基于场的理论范式）是排斥或者竞争的。这三者是同样重要的，在治疗过程的不同时刻成为图形。见 Francesetti 和 Roubal (2020)以及Roubal 和 Francesetti (2021), 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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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诗道心理

关注身心成长，为关注心理成长的有缘人提供一个自由探索的场和可能性。众多生命“修行法门”里，心理咨询不过是年轻又普通的一员，若你得遇，如你信赖，请跟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