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格式塔治疗中改变过程的概念化
案例：不同的工作方式
单人视角
在治疗的开始部分，史蒂夫讲话声音很轻，看着地板，呼吸很浅。
治疗师（T）:你现在能否，关注你是如何呼吸的，待一会吗儿？
史蒂夫（S）：好的，我没有在呼吸，实际上……
T:嗯……感觉如何？
S：我不知道……不舒服，我一点力气都没有。
T：我明白了。你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好，那么你需要什么？
S：我不知道……没有……你觉得那……是？
T：你的身体需要什么？
S：嗯，吸气，这点是显然的。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我没有做……奇怪……
T：什么让你觉得奇怪？
S：我需要一些东西，但是我并没有那么做。
双人视角
史蒂夫讲话声音很轻，看着地板，呼吸很浅。
T：可以告诉我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吗？
S：什么？……嗯，就很正常。
T：我注意到你几乎没有呼吸。
S：对，就是……我……对，你说得对，我没有在呼吸。
T：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吗，让你和我在一起呼吸更容易些？
S：什么？……这是个奇怪的问题……哦，别误会，我不是想要指责或者……
T：这对对我来说没问题……你的呼吸现在怎么样了？
S：好些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T：我不知道，也许是我们一起做到的……你有什么想法吗，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场的视角
史蒂夫讲话声音很轻，看着地板，呼吸很浅。治疗师注意到这点，然后把注意力从来访者转向自己，转到自己此时此地的体验，尤其是他的身体。他意识到他也没有自由地呼吸。他正有些前倾地坐在椅子上，尝试找出与这样抑制的来访者工作的好办法。意识到这点之后，他向后坐，吸气，呼气的时候放松身体。他放下了对自己的期待（我应该找出一种与这样的来访者工作的好办法），通过脚与地面的接触来让自己扎根。一阵沉默之后，史蒂夫转向治疗师：“你知道么，实际上，我现在想要和你谈一些其它的东西”。他说话声音更大了，而且看着治疗师——他的呼吸变得更深。
当治疗师开始觉察到自己被场力量影响，他改变自己在当前情境中的存在方式。他没有尝试改变史蒂夫也没有尝试改变他们的关系；他只是觉察到什么发生在他身上，他只是允许其发生。他调整自己在情境中的安身方式，让自己以自由和扎根的方式在场。通过如其所是地接纳情境和调整自己的在场，打开转化的可能性。新的图形会从转化性的背景浮现出来。
三个视角下的改变过程
在这一节，我们尝试对格式塔治疗中的三种视角做出系统的区分：单人，双人，和场理论。首先，图标一是一个总结，然后接下来，从各个视角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回答：
什么是改变？
我们如何理解心理病理学痛苦？
在治疗中我们期待什么样的改变？
什么是治疗师具体的支持和第三方？
表1 格式塔治疗中关于改变过程的三种视角
什么是改变过程 | 心理病理学症状 | 治疗的目的 | |
单人视角 | 来访者在有关环境中的功能 | 最初创造性的调整变成受限固化的模式 | 获得做出新的创造性调整的能力 |
双人视角 | 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的关系 | 缺乏支持的关系的个体表达 | 创造一种真诚的关系体验，使得症状不再需要 |
场的视角 | 场此时此刻的组织方式 | 缺乏支持的场的个体表达 | 自发的在场的流动 |
治疗师如何支持改变 | 占主导的自我功能 | 支持治疗师的第三方 | 隐喻 | |
单人视角 | 在支持性/挑战性的接触中提升来访者的觉察 | ego-function，治疗师和来访者治疗中做什么 | 单人功能模型（接触循环，体验序列） | 树木和园丁，大象和绳子 |
双人视角 | 通过作为一个人开放、诚实和真诚地与来访连接使新的关系体验产生 | Personality-function 来访者和治疗师对彼此的意义 | 共同创造和对话取向 | 双人舞：旧的舞蹈和新的舞步 |
场的视角 | 允许自己被场力量带走并且自我转化 | Id-function 身体感觉的浮现作为场动力的功能 | 场理论 改变的悖论 浮现的自体 氛围 | 来访者和治疗师在一条河里被河水力量推动 |
我们面前的那个人！在这种视角下，我们观察来访者生命中不同方面的改变。我们使用单人心理学视角评估习惯性的运作方式，它帮助一个人在艰难的条件下生存，并且依然帮助Ta获得安全感。同时，我们帮助来访者发现新的可能性，唤醒他们的成长潜能。从这个视角出发，心理病理学症状被看作有机体最初的创造性调整——使用可用的资源应对艰难的条件。症状不被看成是有待修复的功能不良，而是被理解为最初有用的应对策略（strategy）。然而，一种策略，在之后的生命中成为有机体的限制，因为它是刻板的，不允许有机体在新条件下创造性地调整。总体而言，治疗目的是提升来访者在变化的生活条件下进行创造性调整的能力。
治疗师如何支持改变？
我们帮助来访者觉察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如何发挥功能。基于这样的觉察，他们可以更加自由、负责任地生活。我们帮助他们新的创造性调整方式，让他们选择觉察谱更宽广。改变是由治疗师的干预带来的，也就是在一种支持和调整平衡的接触中提高来访者的觉察。这意味着我们支持这个人同时也挑战TA的固化模式(Roubal 2019b)。改变主要在自我功能层面被观察到(Perls, Hefferline, and Goodman 1994; Spagnuolo Lobb 2005)：来访者和我们在一起的学习到做出不同的选择和行为。治疗取向也同样是基于自我功能水平：基于治疗师的行为（三种自体功能是，当然，相互交织和一直合作；此处我们区分它们是出于教学的目的）。
在格式塔治疗中存在有用的个人功能的模型：比如，不同的接触风格或接触序列模型。我们可以使用它们理解来访者的功能如何。这使得我们欣赏来访习惯性的安全的发挥功能的方式，同时当来访者具有改变的能力的时候挑战他们。治疗师使用现象学方法注意与固化模式相关的显而易见的和可处理的东西，同时要在来访者的潜能范围内。
从单人视角出发的治疗师，可以用以下的隐喻来描述：我们可以把来访者想象成具有独特形状的树，这个形状显示了过去的创造性解决方案（在特定土壤和天气条件下）并为未来的成长打下基础。作为园丁，我们用足量的支持浇灌而不想着改变现在的样子，我们和每一个成长的独特性在一起。从这个角度而言可以被另外一个隐喻说明：在印度，大象通常用于重物运输，为了不让它们逃跑，小象的一只后腿被系到木桩上。当它们长大的时候，一根绳子就足以拴住它们：它们已经学会了模式，知道自己不能自由地动，所以它们不再尝试了，即使成年大象几下子就能挣脱绳子摆脱束缚。从这个角度，心理治疗可以被看作，支持来访者觉察到解放自己的可能性和升级旧模式适应新现实的过程。
双人视角
在这种视角下治疗师来访者的关系聚焦于此时此地由来访者和咨询师共同创造的关系动力。在治疗关系中重复的关系中，重复的关系模式复苏，所以可以进行现象学探索。模式是被来访者和治疗师共同创造的，所以两个人都可以探索他们对模式的贡献。这让他们更觉察到在治疗内外固化的关系模式。我们也用治疗关系为我们的来访者提供一种新的关系体验，这样支持他们改变对自己的体验方式。他们然后可以把新的关系模式变成自我支持带到其它的关系中。
从这个视角出发，心理病理学症状出现在此时此地的咨询关系中，揭示了缺乏一种特定的支持。这些被看作特定关系体验的个体表达。治疗师是在这一刻出现的他者，同时代表着来访者生命中对他者的一般体验。治疗师是心理病理动力的一部分，在当下的关系中实现。心理病理学被看作治疗师和来访者此时此地共同创造。比如，抑郁的案例里，我们可以说来访者和治疗师一起抑郁了 (Roubal 2007; Francesetti 2015b)。
这个双人视角提供了一种直接的改变可能。治疗师和来访者都可以觉察到他们如何共同创造了当下体验，帮助他们脱离固化的模式，提供新的关系体验的可能性。从双人视角出发的工作，治疗师不再治疗症状而是和这个人相遇。改变发生在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关系层面。一种新的，疗愈性关系体验被共同创造，在这个关系中渴望的曾经缺乏的支持被承认，症状也许不再需要。来访者感觉到被如其所示地接受，也学会如其所示地接纳自己。这打开了实现他们人类潜能的空间。来访者通过觉察到他们是谁而改变。
在采取场的视角时，我们假定改变超越了参与其中的双方，它具有自己的动力，它在“使用”人们。治疗方法建立在治疗师在流动情境中具身化的在场的美学体验(Bloom2003;Francesetti2012)之上。治疗师出借自己的血肉，让各种场力量具身化。他们在情境中的存在方式为挣扎着想要出现的东西进入存在。“然未见汝，而闻汝声，遂应……以吾身” (Buber 1937, 6)。
治疗师通过语义过程在场的各种力中定位自己(Francesetti2019a;FrancesettiandRoubal2020)。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指的是一种来自情境中浮现出的智慧形成的定向。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中使用不同的定向方式：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知道汽车的工作原理和开车的规则（认识论的知识），我们知道怎么样做能够对汽车产生影响（技术知识）。但是知道什么时候（when）以及如何（how）加速或者刹车，是左转还是右转，依赖于对当下情境那一刻所作出的感知（实践知识）。从场理论看心理治疗的工作，河流的隐喻比较有用。来访者和治疗共同在一条河里，他们被远远超越人力的力量移动。河里有复杂或多或少动荡的涡流，来访者和治疗师被它们裹挟。无论河水是湍急还是回流打转，还是波澜不惊，来访者和治疗师都是情境现象学的一部分，治疗师需要接受和尊重自己的反应。
在这种视角下，我们做什么不那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与来访者在一起。或者，这样说吧，我们主动做出的干预首要重要的是让我们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能够安静地倾听来访者，听他们未表露的渴望从心理病理场的牢笼解放出来的潜能、本性、情境流。通过改变我们和来访者在一起的方式，情境自己追随转化的过程，固化的场动力过程被重新定向，一种解放情境自然流的机会出现。我们的主要任务，那么，不是挡在路上阻碍新的发展而是允许它在此时此地的独特情境条件下找到自己的方式：一种无法计划和安排，也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可能发生，那么无论它以何种方式，发生我们欢迎它。我们治疗师没有制造改变，我们只是变成了通向它的一道门。情境的动力被转化，来访者和治疗师作为个体，是场的功能，也被转化。不阻碍改变不意味着治疗师袖手旁观不理会各种力的运动，相反，意味着治疗师被带走、移动，以及被它们转化。
当我们停止实现改变，改变自会到来。治疗师可以重复类似这样的咒语：无关乎我做什么，而在乎我如何与其在一起。这种重新聚焦可以把他们从任务表现解放出来，以及从来访者和治疗师自我要求中解放出来。改变主要发生在情境的本我功能水平，具身化的未分化的意向性不属于任何单一方，而是属于情境流。因此，我们很开心在PTC概念里发现了强有力的支持(Beisser1970)。
“医学的艺术在于逗患者开心，而大自然会疗愈疾病”。伏尔泰的格言也适用于心理治疗，与古德曼的视角契合：大自然进行疗愈(Stoehr1991)。当我们极力想要帮助我们的来访者，我们减弱了情境的潜能，而简化为我们假定什么适合来访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假定已经成为心理病理学场组织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经常通过帮助来访者阻碍自然疗愈过程，这个过程是用力向前推动从心理病理学场组织解放出来的过程。因此，总体的策略就是在治疗情境中不带目的和期待，同时又主动地转化我们的在场方式，以一种轻松和心甘情愿的姿态臣服于情境内在的希望。在这种方式下我们的存在释放大自然健康的场动力，无论它们具体以何种形态呈现。抑郁情境将我们带入到一个漩涡，惊恐情境让我们脚下的地面裂开，精神病性情境令我们四分五裂，强迫的情境挤压我们。我们经常被知觉场带走，我们成为了抑郁、精神病性、惊恐、强迫或者其它心理病理场动力的功能。被这些场带走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惑和不舒服的感受，如果我们通过帮助来访者来保护自己就会容易些。然而，当从场理论视角工作时，我们决定不用我们的知识、诊断技巧、专业经验或者我们的权威来保护自己。我们自愿地并有意地暴露自己，因此我们“让自己冒险”(BuberinAnderson1997,85)。我们在这一刻允许自我功能和人格功能撤退到背景中。它们成为一种背景支持，让我们冒风险，被场过程所塑造。以此，我们不仅把自己融入到另外一个人的痛苦，而且我们也成为实现这种痛苦的具身化的一部分，我们成为痛苦在此时此地浮现过程的一种功能。这里出现了一种困境：我们如何参与心理病理场的运动，但是又不加剧它？我们如何促进与眼前这个人的接触，同时，又能挑战被这个人体验为症状的固化过程？我们是否带着完全的尊重与眼前的这个人相遇，并且接受他们体验到的一切，包括他们的症状？还是，我们帮助人们通过改变症状移除他们的痛苦？
场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克服这种二分法的方式，这种二分法是我们在临床实践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当我们暴露于强烈的场力量的运动时，我们需要牢固的基础，同时，可以转化我们在临床情境中的存在方式。我们需要牢固的抓手抓住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性第三方。这样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体验、知识和权威，不是一个保护我们不被情境影响的盾牌，而是一个抓手，让我们随着场过程流动而不与它们融合。这就是我们需要保持一种有意义的改变理论的原因，一个抓手——支持性的理论第三方。我们很幸运在PTC发现了这样的支持。它帮助我们新人我们所作的事情（特别是我们没有做的事情）。它帮助我们保持信心——船到桥头自然直。它让我们相信改变的过程，是自己发生的，经常以一种无法预期和无法预测的方式。
PTC位于格式塔治疗的核心，它有两个根源：心理治疗的人本-存在主义传统，伊莎兰哲学启蒙（尤其是禅宗）。虽然自从一开始PTC的理论就隐含在格式塔治疗的理论和实践中，但是直到1970年才被拜塞尔（Beisser）简明地总结出来：“改变发生在一个人如其所示的时候，不是当他试图成为别人的时候”（77，斜体是原文所加）。因此，PTC描述了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之后发展成一个格式塔治疗师与来访者工作的指导概念(e.g., Philippson2012;Yontef2005)。
在实践中PTC只被从治疗师的主动干预方面来理解：如果我不推动改变，改变自会发生。尽管这种取向经常很有效，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简化地把PTC引入实践的方式。我们想要更深入地发展PTC的概念，尤其是在场理论范式下。在场理论的视角下改变的理论似乎不再是悖论了(Francesetti2015a)。相反，它是一种上述提到的场理论范式下工作原则的自然逻辑。PTC没有告诉我们做什么，而是从哪里入手。它说明了当我们做出干预时，我们在此时此地呈现的方式。让我们思考，比如，一个格式塔治疗师很熟悉的干预：当你对我说这些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们可以从我们心理-身体朝向改变的设定下对我们的来访者说。从单人视角，我们可以用一个内隐的题板来问，就像我们会说：我们探索下你此时此地有什么感受，因为我相信提升觉察力会帮助你改变你的功能。从双人视角，这个内隐的题板似乎是我们会说：我对你现在的感觉感兴趣，因为它们帮助我理解我们如何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关系，我们如何能发现新的关系方式。在两种方式下，在我们的脑后都有一个期待，就是针对来访者此时此地的感觉工作能够帮助制造改变。如果这样的期待没有被明确提出来，那么它无论如何还是会出现在情境中，它影响场的组织。
当从场理论的视角进行工作被PTC引导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心理-身体不期待改变的设定下问同样的问题。就犹如我们在说：我们可以谈论你此时此地的感受。对我来说它们什么样子都可以。它们现在吸引着我；我可以感觉到有些东西在敲门，我可以感觉到兴奋当我让我的注意力被这样引导的时候。我们对来访者说的话可以完全一模一样：当你对我说这些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然而，我们从一个给与我们自由的位置说这句话。没有对结果的预期，结果可以是任何东西。我们打开门，出空间和时间让事情发生。我们跟随我们的好奇，不期待改变来访者或者我们和来访者的关系。好奇就好像能够探测到场力，也就是意向性的地震仪。就像我们从这个例子中看到的，PTC没有针对关于我做什么以及来访者决定做什么的自我-功能，也没有针对此刻我们对彼此意义的人格-功能。而是，它强调了我们具身存在的转化，是此时此地的本我功能。
当然，为了在浮现的水流中自由地游泳，我们需要被同化的临床基础支持。当我们很了解来访者的痛苦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做出干预的时候就更自如。我们是自我支持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立场和任务是什么。比如，如果治疗师具有与物质成瘾者工作的长时间经历，他们可以放松地和自由地做出干预而不推动任何的改变。一个不习惯与这类人工作的治疗师不会觉得足够安全，没有足够的支持让他们从自由的位置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自觉地推动来访者朝着某种具体的方向改变(通常是戒毒)。相反，对成瘾认识很有经验的治疗师，当与抑郁的来访者工作的时候可能失去自由和稳定的位置。他们会给自己一个内隐的任务去推动来访者走出抑郁，这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当情境对我们来讲太新的时候，我们作为咨询师就没有足够的自我支持，我们开始焦虑。因为我们对情境中是谁没有足够的了解，我们当时不能放下自己。人格功能不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支持，让我们跟随任何出现的东西。结果，我们开始照顾我们自己，忘了来访者，我们的干预，似乎是为了帮助来访者做出的，实际上是为了帮助我们降低焦虑。我们做出干预是为了不在受苦的来访者面前显得无助。我们的焦虑是一种标志，意味着没有足够的基础容忍不确定性，等待改变以任何面貌，甚至是以无法预料的方式发生。我们越是稳固，我们越是能够放掉制造改变的任务。从自由的位置上，我们可以服务于场过程。我们跟随着场运动（通过我们的身体体验）,但是我们却不认同他们。我们可以信任我们的感觉，因为它们总是服务于治疗。我们保持好奇，于是为自己创造自由。这让我们可以冒险，让我们的身体被浮现的“陌生人”捕获。它们向我们展示了一道通向改变的门，一道用我们自由接纳任何浮现的东西可以打开的门。这就是情境的意向性，邀请我们参与改变，让改变具身化。因此，我们允许我们自己被场力量带走，进入到未分化水平的体验，它们等着被具身化获得存在。通过这种方式——转化我们在临床情境的存在方式，我们会影响症状也就是图形从中出现的背景。
这种取向以悖论的方式引导我们。如果我们和来访者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要做些什么的冲动，那么这恰好就是需要等待什么都不要做的时刻。只是等待关注我们自己成为前景，让来访者在这一刻后撤到背景。因为我们感到的想要做什么的冲动，提醒我们当下不在一种稳定和自由的位置上，我们需要等待并寻找自我支持的方式。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体姿势和呼吸来让自己扎根。我们可以回想理论第三方，使用它作为一个抓手。在长期，我们可以寻找督导，或者我们可以读关于这个不熟悉的议题的理论文献。做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建立一种可以依靠的支持性基础，才不至于因为焦虑而干预。
有了支持，焦虑转化成兴奋。作为治疗师把我们的焦虑和在临床情境中感觉到的冲动转化成自由的兴奋和好奇，我们需要支持。当和来访者在一起感觉紧张或者其它限制性感觉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自我支持。有了足够的支持，我们然后才能依靠自己，即使被强烈的心理病理场摇晃的时候，我们也能保持自由和稳固。我们不需要做出干预。我们已经为自己建立了一种自由的位置，去做出或者不做出干预。矛盾的是，这正是要做出干预的时刻，回应浮现的图形。所有对我们自己做的自我支持，不是刻意做出的决定，比如“现在我要把紧张转化成好奇”。而是，它发生在此时此地，而且主要是直觉的，它比认知理解要更快速。我们体验的转化发生在前言语的，身体的层面。改变的是我们与来访者在一起时的身体在场。我们让本我功能成为图形，我们聚焦于我们的具身化需要获得稳固、冷静和力量。我们的干预目标，矛盾地，不是来访者而是返回自身。身体紧张是巨大的帮助者，它提醒我们本我功能需要我们的支持。比如，当我们和来访者坐在一起时，我们不会从紧张的身体姿势（与来访者在一起的时候耸起双肩朝向来访者）做出干预。首先，我们需要在身体层面支持自己。我们坐直身体回到椅子，放松紧张的肌肉，我们开始自由呼吸。这已经足够了，我们从焦虑到兴奋的转化就可以发生。在治疗过程中，这样的小干预无数次地发生，经常不是有意识的决定。
我们支持本我功能成为前景，这也改变了人格功能——我们在这个情境中是谁。被我们可以依靠的具身化同化体验支持，我们可以冒险。我们冒险并信任过程本身的发展。我们在此，不是为改变负责，不是应该帮助的人。相反，我们在场能够服务于，任何出现的东西带走。我们让自己被使用，然后改变会发生。然后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我们的行为就不受制于期待，而是基于我们的在场。总结下这个过程：当我们的本我功能被转化，结果人格功能也被转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允许自我功能成为图形，我们可以和来访者做出干预。（人格功能和本我功能是相互交织的：因为一开始，我被我的人格功能角色支持，它定义了我是治疗师。）
重要任务是聚焦于我们从场过程接收到的冲动和我们对它的反应之间的微小动作。我们需要两者间的步伐，当我们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待在两者间的时，并把注意力转向我们自己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之前做出干预，我们会先于“陌生人进入屋子”做出干预；我们试图在所有整体改变所需的元素呈现之前做出改变。我们会重复心理病理性过程，因为我们想要改变它。我们想要过早地，在给与前-感受具身化的机会之前出手。加入两者间的一步，可以被训练，直到成为自发的能力。但我们观察很有经验的治疗师工作的时候，我们没看到他们做任何特别的东西。我们观察到的是很奇怪地他们放慢和来访者的互动，就仿佛他们有些迟缓。实际上确实是。他们因为两者间而迟缓，经过多年的工作已经成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长期与来访者工作获得的日积月累的智慧教会他们，在这个珍贵的两者间时刻什么都不做是多么地重要。然每一个词或微笑或信号都变成有力的干预，因为它是从自由的位置出发充分地回应着来自场的叩问，而仍然不带有任何对来访者的期待。
我们可以矛盾地说，实际上治疗师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帮助眼前这个痛苦的人所做的事情而收费，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做的事情被支付。在这个意义上，无为是主动的态度。我们可以从践行这种方法的疲惫中意识到这点，这和我们主动地想要帮助来访者是非常不同的。这的确是一种特殊的疲惫，是旅人把自己，把身体暴露在陌生和新的景观。我们训练我们的本能性反应，它们是组织心理病理场的力量的功能。我们主动地放下我们想要改变情境的倾向；我们无为，允许任何事情发生到我们身上。这样我们就在欢迎被解离的和未成形的东西。当我们完全接纳我们的感觉的时刻，改变已经开始发生了；敲门的陌生人出现了，奇怪地促进了改变。我们不想要改变缺失的东西，无法触及的，解离的东西，我们只是欢迎它，对它保持在场。如果我们改变的愿望成为阻碍，那么缺失额就无法现身，改变也就不会发生。然而，当我们对缺失的在场时，缺失的就不再缺失了。在这个意义上，治疗就是对缺失的在场而不期待改变。
在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的电影《无主之作》(2018)中，一位画家可以呈现由自己人生元素构成的故事，但是他自己却不知道。他被场中隐含的力量移动，他足够敏锐和有创造力让它们在作品中外显、可见，和可沟通。他的作品比他自己知道更多。他不是决定要画什么的作者；相反，他服务于极力想要被表达的内容。
在心理治疗中，我们就像服务于治疗过程的艺术家。这里，我们又回到我们的大本营：“我们再强调一遍一个很保守的建议，它不是别的，就是熟悉的道的建议：‘别挡道’” (Perlsetal.1994, 24)。改变可以从我们的谦卑、感恩的和心甘情愿地接受事情本来的样子产生。从场理论的视角而言，关键的点是接纳不是指来访者，而是指一切浮现在咨询中的东西，因为浮现的一切都是场动力的功能。接纳来访者实际上意味着接纳面对来访者时发生的一切。
PTC被成为悖论是因为改变发生于我们停止让它发生的时候。从场理论的视角而言，我们此处提出，PTC不再矛盾了；只有当我们停止改变来访者（以及我们和TA在一起的体验）时，那些解离的前感觉才可以具身化和浮现。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叫做改变的显化理论：自发出现再路上的东西。停止改变让流放的陌生人现身。缺失的成为在场的，所以它们不再缺失，这意味着改变的过程已经开始。背景开始转化，一切从它发生的东西都是改变。改变发生于治疗师如其所是地与来访者在一起时，而不是当他想要帮助来访者成为不是自己的角色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