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院成立四十周年系列访谈 | 龚克：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在提高中发展

龚克老师参加研究生院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说到研究生教育，我是1993年在电子系做副系主任分管教学的时候接触的。那时候管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就跟研究生院打交道。我到研究生院工作的时间是1995年，当时王大中校长找我谈话，谈到一个调侃的说法，说“清华是一流的本科，二流的硕士，三流的博士”，强调“我们一定要改变”。当时我担任学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培养处处长，那时候工作重点在怎么把博士生培养这块工作做好。

我到清华来工作的时间是1987年，那时候的校长是高景德校长。高景德校长一直强调“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这里包括提高人才培养层次，特别是提高博士层次的人才培养工作的质量。这是非常清晰的指导思想，贯彻始终。在1990年之前的一个阶段，硕士生培养以国内为主，而博士生培养是以派遣出国为主的。当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大多数导师基本上没有攻读博士学位的经历，即使是从国外留学归来任教的老师，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也比较少。然而，在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新的阶段后，要用这支师资队伍培养出高水平博士生，当时的一个破题思路就是用博士生导师选任机制解决这个问题。在80年代，全国的博士生导师有教育部选任，人数很少，因而博士生培养的规模也较小。

国家在 90 年代就提出，博士生培养要逐步过渡到以国内培养为主，博士生培养规模要大幅提升。因此，学校制定了“博士生规模达到500人”的五年规划，“那时候觉得是雄心壮志，是一个很重大的规划”。到1995年，“博士生培养规模达到500人”的目标提前实现，学校决定要召开一次博士生培养工作会议，王大中校长强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探讨如何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我们曾经有很多不同的设想，一开始认为，质量要体现在每一个培养环节上，那就把住几个“关口”，比如说招生关、课程关、选课关，以及论文从选题到最后答辩等这几个关口，然后在几个关口里设计一些必要的措施。但是后来觉得这个不是提高质量，这个叫做质量保障体系。这只是强化了质量保障体系，而质量保障体系只能保证不出“废品”，不能保证出“精品”。对于高层次人才培养来说，仅仅保证不出“残次品”是不行的，真要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恐怕靠这个不行。后来又设想，是不是能够把提高博士生质量的目标给分解成“几个提高”，这个与之前的几个关口有点像，但是叫做提高，就不仅仅只考虑底线问题了。把关是把底线，提高是要提高生源质量、课程质量、选题质量等等，但总觉得还是不得要领，一直没有继续下去。

后来，我们向“老梁”（梁尤能）请教，他是研究生院前任院长，还正在担任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老梁就提出来，是不是能够从学科、导师、课题/项目、学生这四者的关系入手来考虑如何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这给我们开拓了一个新思路，即跳出那些具体的培养环节，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从培养要素的相互关系上把握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打开思路以后，我们就开始梳理有关培养质量的重要关系，包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关系，学科和博士生培养的关系，“广博”和“专精”的关系等等。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即不要就事论事，提高质量要在更高的站位上成体系来思考问题。

从电子系到研究生院工作以后，我从内心里觉得研究生院是一个关于研究生教育的研究院，而不是个单纯的管理院。管理是“末”，我们工作的重心是研究研究生教育面对的问题，研究问题的成因、影响问题的要素、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向，然后才有管理措施。那时候我们不断地制定管理措施，例如 90年代密集出台各种规定和意见，但那些是“末”。“本”是研究面临的问题、影响问题的因素、解决问题的方向等等这一系列研究，这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龚克2022年参加工程教育与工程文化学术论坛

有一件事情，当时老郑（郑燕康）主持，老林（林功实）也下了很多功夫，一起研究工程类型/实践类型的硕士生培养问题，后来还推动了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出现。当时不仅仅是清华，包括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一起来做这个研究。这个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倾听基层的意见，开了很多会议，包括导师座谈会、在学研究生生座谈会、用人单位代表座谈会、研究生管理干部座谈会等等。培养工程硕士生不是杜撰出来的东西，是在成稿前就反复听意见，成稿后再听意见，反复斟酌。所以那个过程就是在研究遇到的实际问题。

在研究问题推动工作的过程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研究生院真是个“群言堂”。我们意见不一、发生争执的情况实际上非常多。老师们都很有自己的主见，当时不是谁官大听谁的，而是大家集思广益，一起讨论问题，共同研究破解问题。这对于做工作来说是很好的，因为当时研究生培养工作是一个全新的工作。今天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但倒退回去30年的时候没那么多经验，面对的很多事情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都是新的事情。那时候林功实主持工作，他很民主，乐于听到各种意见。当时开教学讨论会，研究生院是老林去发言，他提出提纲，然后培养处刘颖帮他整理的第一稿，但中间经过了反复地讨论，听取各种意见。那时候还经常跟研究生工作部的同志如吴剑平等一起讨论，最后才形成了老林代表研究生院在全校教学讨论会上的发言。所以我觉得研究生院当时的工作能够做得比较好，和注重研究问题、实行集思广益等等方面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当然也很认真贯彻领导意图，但并不是说领导指出什么我们才做，常常是主动作为。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了很多点子就去找老梁，找余校长、杨校长和其他校领导，去跟他们提出研究生工作的建议，甚至涉及本科生教育以及其它方面工作的建议。当时吴敏生也是研究生院副院长之一，他是教务长兼教务处长。当时我们跟本科生教育有一个比较重大的改革，就是清华本科要从5年制改成4年制。因为清华没有理由拿着最好的生源，还要实行一个更长的学制，而是应该在同样的学制情况下能够培养更好的学生。所以学校决定要改，但这个改动对学校的影响冲击非常大。虽然是改在本科，但是跟研究生也有很大关系。清华本科生多数要继续读研究生，因此面临着本科生跟研究生怎么衔接的问题。我们当时和教务处以及科研处有很多沟通。当时研究生院小院外就是科研处，我们跟科研处的交流也很多，特别是跟老梁沟通。后来在学校领导的指导下和研究生院及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实现了学制的平稳过渡。

在工作中，我们非常主动地提建议，而建议的“根”在哪里呢？建议的根来自院系，来自老师们，来自实际的问题，所以研究生院的工作是非常主动的，不是被动简单地按领导的指示去办事情。我在研究生院工作的时间虽然比较短，但是觉得很受触动。后来我做副校长分管学科建设，又跟研究生院打了很多交道，因为整个学科建设“985”“211”的办公室都在研究生院，当时挂的牌子叫学科建设办公室。

说到研究生院的工作作风和优良传统，我觉得研究生院的作风是实事求是。比如，一开始的时候，陈皓明是物理系的系主任，蔡大用是数学系的系主任，他们最大意见是我们拿着办工科的办法在办理科。那时候文科相对少一些，但是后来学校马上提出“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办学方向的时候，文科建设问题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我们研究的问题都是从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的。我记得在研究生院工作的时候有一件事，当时学校拿了几个学科试点，要按照一级学科培养研究生，其中有一个是计算机学科。孙家广是计算机系管研究生的副主任，我们就跟他们讨论，听他们讲计算机学科的一、二级结构及其内涵。当时的情况我现在都还记得特别清楚，计算机二级学科有体系结构、数据库、操作系统和计算机应用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大家一起研究从现在二级学科培养到一级学科培养，实际工作上有什么变化，会有什么挑战。当时的很多举措，都不是我们在研究生院办公格想出来的，是一线的老师们提出来的。

总而言之，谈改进工作作风，我认为实事求是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要从实际问题出发，研究探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影响解决问题的因素什么，解决问题的方向是什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始终是在琢磨这些问题。另一个就是研究生院是“群言堂”，概括来说就是要“集思广益”。所以我觉得研究生院的这些作风传统挺好的。

今天研究生教育遇到的挑战是源自于今天国家发展的新形势。以前国家的发展是“跟踪型”的。1987年我回国，那时候“863计划”全盘启动，“863计划”要发展高技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跟踪国际的高技术发展，要跟上去，不能被甩掉，那时候是跟踪型的发展。今天要走向创新型发展，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尽管现在很多领域还在跟踪，但是我们碰到的越来越多问题是，在很多领域的发展必须要进行“创新”了。

面向未来，我认为在研究新问题或者新挑战的时候，首先要把握住现在的发展大势，这个特别重要。在成都武侯祠有一幅著名的中国古代楹联里，其中说到“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对应到研究生院的工作，就是要审时度势，研究世界科技以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是什么。我们要在大势之上来识别新的挑战，抓住关键的问题，找出影响问题的要素，找出解决问题的方向和路径。我知道研究生院的工作在宽严掌握上技巧是很多的，从管理单位来讲，宽严是要掌握的，但更重要的是审时度势，看清发展方向。

从科技的角度来说，有两个重要的转型要注意。一个是绿色化转型，转向可持续发展。现在世界上因工业化造成的很多东西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才提出全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问题。这个转型不是量的增长或者速度的快慢，是一个轨道的转变，这点非常重要。清华培养人，以及中国培养人适应不适应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极大的问题。要站在这个高度上来考虑我们的研究生培养。

另一个重要转型就是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或者叫信息化转型，现在已经进入到智能化的新的阶段。智能化对教育的挑战非常大。清华的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要培养的是智能化的创新人才，这不是计算机系或信息学院的事，而是全校所有学科的事，因为智能化转型是全面的转型，包括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范式的转型。清华在这方面要努力起到引领作用。

此外，清华在提高学生的主动性方面真的要多下点功夫。如果能创造出所有博士生都“主动发展”的局面，人才一定会更多地冒出来。现在很需要研究学生为什么不主动？主动性本来是人的天性，但是是什么造成了学生主动性的缺失或不足？我认为这个是要琢磨、要研究的，而且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教育学里面的很深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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