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缸第894期
文/孙宇凡
校对/刘文科、编辑/董雨昕
这是社会学家写的吗？看着非常像，但不是。这十项准则来自佛教经典《卡拉玛经》。
*《卡拉玛经》封面
这本经书讲到，佛教的创始人，佛陀乔达摩·悉达多来到一座卡拉玛族人（又名：伽蓝人）的城市。当地人问佛陀：现在什么教派都有，每家都是吹捧自己、贬低他人，到底谁真谁假呢？佛陀于是向当地人讲出了这十条准则——这十条与社会学的实证精神非常相像的佛教教义。
然而，佛陀提出十个准则，并非是为了社会学或其它科学的研究，而是为了佛教自身所追求的深义——解脱于苦难。
说到苦难，这又是一个佛教和社会学相像的地方。
社会学同样关注各种苦难——从性别不平等到阶层不平等，从跨国不平等到生态失衡。布迪厄在其晚年巨著《世界的苦难》一书里，就记录了法国普通人民在全球化与经济自由化下的艰难处境。
*《世界的苦难》豆瓣截图
然而，面对如何解脱于苦难的问题，佛教所宣扬的脱离苦海之道，又和社会学提出的解决方法很不一样。社会学倾向于通过“公共社会学”的方式，介入社会运动和促进社会改革。而如我们所知的，佛教的正念与慈悲，对社会学来说则是陌生的。
究竟要怎么看待佛教与社会学的关系？
好像有相近的地方？
又好像颇有不同？
美国的北亚利桑那大学社会学教授Janine Schipper，是社会学界少有的，关于佛教研究的社会学家。她在《美国社会学家》（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ume）这本多元开放的理论刊物中，发表过一篇论文《迈向佛教社会学：理论、方法与可能性》（Toward a Buddhist Soci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ossibilities），其内容可以带领我们回顾与反思佛教与社会学之间的亲近性与差异性。
*《迈向佛教社会学：理论、方法与可能性》论文截图
佛教的四圣谛与社会学有何不同？
四圣谛是佛教的基础教义，据说是佛陀在“证悟”时所得。所谓的四圣谛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谛”就是真理的意思。
但这么说，很快就迷糊了。所以我们还是转化为现代汉语的简单表述：四圣谛是关于如何理解和直面苦难，以及如何从苦难中解脱的思考。四圣谛即是四步：
1. 世间是有苦的
2. 苦是有原因的
3. 苦是可终止的。
4. 有通往终止苦的方法道路
看似简单的四句话，蕴含了佛教的一项基本思想：内观以觉醒。我们分别来看一看。
*四圣谛图示
1. 世间是有苦的
所谓的“苦谛”，意在认识和承认苦的存在。在佛教看来，如果我们不承认苦的存在，我们就无法从其中解脱，也就无法让我们的社会摆脱苦难。用佛教语言来说，我们就会一直在轮回中循环。
如何认识到“苦”呢？
佛陀的理念有点现象学的味道，强调要“直观”/“内观”。但是现象学是从“我思”入手，而佛陀强调具身觉知或身体性知识。通过所谓的正念练习，旨在看穿我们自己构建的幻想，并直接理解现实的本质。
社会学也承认社会苦难，强调不平等、社会问题和社会正义，在原则上和佛教的考虑是一样的。比如，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剥削、马克斯·韦伯揭露了理性化和官僚化的问题、涂尔干观察到了现代社会的道德凝聚力下降会导致自杀问题等。
*图源网络，侵删
而作者通过她自己的社会学教学经验，指出承认苦难的存在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还是有些困难的，很多同学甚至不愿意面对苦难。她发现，在社会学的课堂上，一些学生面对世界上存在的苦难时，经常不知所措。一些学生面对苦难时可能还会产生幻灭感和无能为力的感觉。
2. 苦是有原因的
佛教对“原因”概念的理解，与西方社会学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是存在差异的。佛教的“原因观”是“缘起”——世间环环相扣，相生相续、刹那生灭。因此，总会有一些条件与痛苦同时生起。而苦之所以能“缘起”，是因为“执”：人们执着于特定的想法或对象，害怕改变和失去，又担心满足不了。
而这样的理解仍然和社会学有颇多相合之处。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想法同样是：世界是交叉的、相互影响的。因此，西雅图大学社会学教授Jodi O’Brien将正念重建的观念带到了社会学的教学中。她希望告诉学生：佛教的缘起与苦难将促进人们探索一条摆脱幻想的道路，其方式是社会学式的“揭穿术”——我们生活的社会生活，如何是基于不平等的、非正义的结构，而我们又是如何将其视为想当然的。
*Jodi O’Brien教授
如果说社会学和佛教的共识是要承认世间皆苦，苦是有共生相扣的条件，那么社会学和佛教的分殊就体现在后面的两部分。
3. 苦是可以终止的
4. 有通往终止苦的方法道路
佛教如何教你走上摆脱苦难的道路呢？
首先，佛教教义区分了“直观之苦”（pain）和“苦”（suffering）。可以这样理解：我们感觉社会不平等、感觉贫富差距大、固于小镇做题家等等，所产生的感受都是后者，“苦”是与一些社会条件而共在的。
但是，佛教同样指出“直观之苦”不同于有条件的“苦”，是因为前者乃一种直观的体验，是更为原始的和基础的。为此，当你感受到社会之“苦”的时候，佛教的建议是要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直接体验上，对周边“苦”的缘起之物抱以不再执着的想法，痛苦就会停止。
例如，当你感到身心受挫，压力备增，你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更为直接的体验上，将“苦”转化为更直接的感知——转化成一系列不断变化和转瞬即逝的感觉。由此，在你接受和承认有条件的“苦”之后，又回到直观之境，从而避免了额外的痛苦，并且不受其影响了。可以说佛教的这种解脱之道，不是逃避回绝或是立马解决，而是直接观察苦的直观性经验和发展。
然而，终止苦的方法，却并非只是内观和反思个人感受，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参与和变革的参与。
作者专门举了反对越南战争的释一行禅师的“入世佛教”。释一行禅师收到一封信，上面说有个年仅12岁的女孩被泰国海盗强奸了，接着跳海自杀。面对这种现象，释一行禅师认为，我们要区分社会系统之恶和个人之恶，不要把个人加以妖魔化，这样才能改变社会和普渡众生。
*图源网络，侵删
他建议我们思考：我们如果站在小女孩的角度来思考，可能感觉要将海盗就地正法才好。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海盗的角度呢？我们会发现，如果我生在一个全是海盗的村庄，那我长大了也将是个海盗，我也没有人生的选择。这时候，可能我们就不容易责备自己（海盗）了。
于是，释一行禅师认为，一旦我们区分“恶的人”与“恶的条件”，我们就可以努力参与社会变革，去改变那些促成恶的条件，从而让每个人都回归善的面貌。
社会学能从佛教四圣谛学到什么？
社会学总在强调，我们每个个体都处于社会化的影响之中——包括社会学家在内，但是我们要反思：
我们接受了意识形态和教育，到底为什么我们执着于这些？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接受的这些社会化就是对的？
我们可以不依赖不依恋这些现实的条件吗？
如果我们剥离了这些现实依附，会看到的是什么？感受到什么？
这种反思性同四圣谛中追求的内省产生了呼应。
实际上，上述的四圣谛所追求的内观以及社会变革，在社会学中都有共鸣：
一方面，古典社会学家库利非常强调内省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库利在《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中有句名言：“社会学研究就是对想象进行再想象。”他认为内省觉知具有同情的力量，我们能够通过自身反省理解他人的意识。
*《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封面
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一直推广反思社会学。他认为，社会学家必须摆脱先有的偏见，才能客观地研究社会世界。这些偏见可能来自于学术训练，也可能是来自于社会道德。我们往往也习惯地用已给的这些范畴（如种族、性别等）来研究社会了。
作者也分享了《看电视不是必需的》（Watching TV Is Not Required）一书——来探讨如何将“去社会化”作为反思性带入社会学教学。
社会学家 McGrane 和 Gunderson 在媒介研究课程上和学生一起做了一个很有佛教内观意义的实验，鼓励学生学习如何看穿幻想、觉醒自我、走向直观和建立反思。
*《看电视不是必需的》封面
具体的实验流程如下：
给学生们面前摆个电视。这时学生会想看电视。
但是，电视是关上的，让学生看着关闭着的电视达到15分钟之久。
在15分钟里，学生开始有情绪，比如沮丧和焦虑。
老师开始鼓励学生去洞察自己的情绪是如何一步步开展的。
通过这个实验，学生发现了以下问题：
其实我们没有意识我们已经把电视当成了朋友或同伴一样，离不开它了。
当电视这样的同伴没有开机，我们会感到孤独。我们产生了执念。
我们在这种执念中，投射了我们自己。因此，当电视处在关闭状态但自己却看着电视的时候，感觉自己似乎是在看自己。
在这个“看自己”的过程中，学生逐渐明白过程：究竟我看到的是怎样的真实的自我？我如何理解真实的自我？
佛教与社会学结缘的小史
最后才写一些社会学理论科普。因为担心把这部分写在前面，会打消大家读完的念头。
佛教与社会学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
古典社会学家多少考虑到了佛教。象征互动论的开山人物米德就将佛陀视为道德先知的典范。索罗金也倡导东西方文化价值观能够相互渗透，吸收佛教的思想。但是，这些学者多是口号上的考虑，没有真正的研究实践。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以有限的篇幅谈到了佛教问题。
*《儒教与道教》封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博士、常年任教于皮茨学院（Pitzer College）的英格·贝尔（Inge Bell），可能是首位系统提出“佛教社会学”的学者。她的一生致力于非暴力的和平研究，并在1979年于一份不出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佛教社会学：关于社会学取径与东方解脱取径的融合思考》。在常年的任教过程中，她将佛教的正念冥想带入社会学教学过程中，促进学生如何思考“用去社会化的方式思考自己如何被社会化的”。
随后，陆续有一些学者推动佛教社会学的发展，主要聚焦于理解佛教修行的问题。目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偶尔在研究中延伸到佛教与社会理论的关系，但没人专门致力于这门工作。更多相关研究，是关于“正念”这一社会现象的经验研究。甚至，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互动仪式链理论开创者柯林斯也对这一现象有回应，因为他的理论认为人要有互动、要基于情感能量，但似乎正念冥想有违他的理论。
值得一说的是，在华语界，中国台湾有两位学者在这方面做过专门研究。南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平老师，专长是研究笑话社会学。但是，他毕业于美国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博士论文，就是从理论的角度，研究佛教的“中道”思想对社会学理解时间性有什么样的启发。
*周平老师
另一位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现任佛光大学社会学教授的林铮。林铮教授在近些年从韦伯入手，写过多篇和佛教有关的论文，比如：
《西方中心主义标签下的韦伯：试论其中国佛教观》、《从中国佛教到人间佛教——韦伯理论的一次延伸》、《关于“佛教中国化”概念形成的一种社会学想象》
在当前社会学界，也有从社会运动角度研究佛教这个“教”。
*《早期佛教的社会学》封面
此外，最近剑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早期佛教的社会学》，是本历史社会学研究。有兴趣可以对照下Michael Mann在《社会权力的来源》里写基督教在罗马的兴起，非常不一样。
同时，在爱尔兰的梅努斯大学社会学系，有位学者叫Laurence Cox，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Interface这本左翼刊物的主编。同样还是佛教研究者，研究问题包括佛教是如何全球化的、以及爱尔兰的佛教徒是如何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等。
*《早期佛教的社会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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