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闻晓 | 《诗》义解缚与赋体自立

赋论发端于汉代，站在《诗》学本位对汉赋侈为丽辞而弃失讽谏提出否定性的批评，衍为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的《骚》、赋之论，以迄于今，莫或致辨。率以六义牵缠，都归风颂比兴，或以经传训释，纠结讽诵歌咏，以至混同《诗》“赋”，未达赋体铺陈本旨。惟以《诗》义解缚，赋体方克独立，这是赋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一、“不歌而诵”与“古诗之流”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后者见《两都赋序》：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这是汉代赋论最有代表性的经典表述，影响迄今。首言“不歌而颂谓之赋”，《文心雕龙·诠赋》祖之，称述六义，引“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又以“刘向云明不歌而诵，班固称古诗之流也”。“六义”之赋并引《国语·周语上》召公云云，都是牵缠《诗》义。兹明刘向所云，程千帆据此谓“不歌而诵谓之赋”一语，乃《别录》之文。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然之，但非出毛传。“登高能赋”则本《诗·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然允臧”毛传：“龟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统观班固两段话语，可先抉发以下六点。

第一，这是整体性的宏观历史叙述，“赋者古诗之流”的假设，是建立在国家盛衰和世运演变的推论之上，不是文学史视域的文学发展，而是作为史家纵览古今世运的观照，虽可作为诗赋关系的参考，但这种宏阔的历史视域并不落实于诗赋的文体传承之上，二者之间具有角度的偏差和视野广窄的不同。在赋学的立场考察《诗》、赋的关系，即便不是另外的问题，也必定具有自己的问题视域，与这种整体性的宏观历史叙述不尽重合。

第二，不是现代“文学”的狭隘观念，也不仅是文体的递承，而是《诗》、赋或乐府并金马、石渠显示“王泽”“鸿业”的“文章”“兴废”本身，在周成、康与大汉武、宣之间建立了历史的联系。我们需要区分这种礼乐传承和文体的演变，尽管二者具有紧密的联系，但着眼点并不相同。

第三，在承袭刘向《七略》的《汉书·艺文志》中，《诗赋略》将《诗》、赋与乐府归于一类，终究以《诗》为本，本来可以归于《诗》类，与《诗》学经训传疏相合，唯以赋篇众多独立。其所归类的根据，在于国家文章与政治的同趋性，《诗》、赋与乐府作为国家政治的礼乐文章具有共通的本质，都是献予朝廷之作。

第四，“不歌而诵谓之赋”，诵诗即是赋诗，并不是赋，仅仅“赋诗”与赋体具有相同的称名，却未显示赋的体制所由，也就并未证明《诗》、赋体制的传承。但在汉代文章的略述中，司马相如、扬雄及东方朔、枚皋、王褒诸人都以赋体创制为主，尤其是“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更是指实赋体。在班固看来，这些赋作本于诗“不歌而诵”，赋与诗只在歌诗与诵诗的区别，即此可以理解歌诗并乐府与赋的归类，这也是《诗赋略》归于一类的原因，不仅在于献诗、献赋和献乐府的同一性。

第六，在《诗》、赋传承中，《艺文志·诗赋略》显示了荀赋屈《骚》的过渡阶段。班固为了论证《诗》、赋源流，将汉赋之原的屈《骚》荀赋也纳入诗的流变系统，置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之后的历史阶段，指其“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仍然推本于《诗》，不必视为原于屈《骚》、荀赋的“二原论”或“三原论”。而且班固虽并举荀、屈，但“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却只是屈骚影响，无与荀赋，实际上就是赋承屈《骚》。尽管班固主观上为了导赋承《诗》而将《骚》及楚辞纳入《诗》的流变系统，但在客观上却承认汉赋直承屈《骚》的事实，这就为赋本考察出脱《诗》学本位留下了缺口。

二、赋诵、献诗与献赋

而“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乃是传唱抄写的《诗》篇，偶有自己的创作。在《诗》三百中，二雅多为公卿列士所作，但至今只有极少数诗篇可以确指自作，《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就是自作而献之。“家父”作而献诗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以究王讻”的讽刺，这与汉赋本不相关，但汉人献赋之于周人献诗，被认为是隔世的传承。在武、宣之世，班固《两都赋序》谓“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但“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却多非献奏。

由此可以看到整个汉赋的真实状况，不尽“润色鸿业”的“日月献纳”。尤其站在《诗》学的本位要求汉大赋发挥讽谏的功用，亦如《国语》韦昭注谓“献诗以风也……箴，刺王阙，以正得失也……（瞍）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周礼》，矇主弦歌讽诵，诵，谓箴谏之语也”，国家制度设定这些盲者职能就是讽诵，讽是绝对主要的，却不是《两都赋序》“润色鸿业”的以颂为主。《汉志·诗赋略》则主讽谏，盖以历史角度视之，则武、宣兴礼乐文章作为盛世之事自当大加推扬，及从辞章角度以视《诗》《骚》、赋的递变，则执《诗》义而谓每况愈下，总之执于讽、颂，不离一体二端，不脱《诗大序》之旨，亦如《大序》偏主讽刺而已。

三、《骚》赋“可歌”的偏执

对于班固所云赋体不歌而诵的当代怀疑，主要是《骚》及赋可歌与否的问题。由于赋本于屈《骚》楚辞，赋“不歌而诵”，则屈《骚》楚辞亦不可歌，但以“赋者古诗之流”将屈《骚》楚辞纳入《诗》的流变系统，则或指《骚》及楚辞承《诗》可歌。实际上《诗》亦有不可歌者，如宋程大昌《考古编·诗论二》谨言诗有入乐与不入乐之分：“考其入乐，则自《邶》至《豳》，无一《诗》在数也。享之用《鹿鸣》，乡饮酒之笙《由庚》《鹊巢》，射之奏《驺虞》《采蘋》，诸如此类，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后知《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国之为徒诗也。” 。

▲张渥绘，褚奂隶书题词《九歌图卷》（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但是为了论证辞赋可歌而误读文献，却是应予以纠正的问题。《史记·酷吏列传》言武帝时“（朱）买臣以《楚辞》与（庄）助俱幸”，《汉书·朱买臣传》亦言买臣能“言楚词”，而不是歌楚辞。但同书《王褒传》“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为《楚辞》”被认为是“歌楚辞”。传云：

宣帝时……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氾乡侯何武为僮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

……

而宣帝所幸宫馆，王褒辄“为”歌颂，这是由于上有所好。但“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并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而为歌唱是一回事，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又是一回事，虽同为褒作，然分歌诗与赋二体，就如武帝立乐府而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相如参与《郊祀歌》的制作，但也创作《子虚》《上林》等赋，后者才是他在后代获得“赋圣”称号的资本。如《两都赋序》所论，也是诗、赋并举，乐府与赋之盛都是“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同等事业。《汉书·王褒传》亦合歌诗与赋述之，遂使人们误认诗、赋的造作都是歌乐的盛事。而且“为《楚辞》”“为博弈”“为《甘泉》及《洞箫颂》”之“为”行事各异，决不因为“为歌诗”而连带影响其他所“为”，如果要从古籍中考察“为”的用法，“不胜枚举”的反倒是与歌无关。例如《仪礼·燕礼》并同书《大射仪》“阍人为大烛于门外”、《周礼·春官·典同》“以为乐器”郑玄注、《国语·鲁语下》“季武子为三军”并同书《楚语上》“其为不匮财用”韦昭注都谓“为，作也”，就如现代“作”“做”可用于一切的行为，但每一行为却具有施动和受动的不同指向，安得以其中某一行为概括其余？

四、讽诵吟咏的字义纠缠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明嘉靖福建李元阳刻本）

或指“朱买臣的‘诵书’方法就是‘歌呕’”，并以“行且歌”“疾歌”证明朱歌楚辞。其实朱买臣“行且诵书”与后文“歌呕道中”“疾歌”非为一事，他在道中可以诵书，也可以讴歌，不必以讴歌否定诵书，证据就在上文“好读书”，“诵书”对应“好读书”，则“诵书”就是读书。而以“言《楚词》”即歌楚辞，是忽视上文而单取下文，导致不必要的误解。

经传“诵”与“讽”“吟”“咏”相与为义，相当复杂。《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谓“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贾公彦疏云：

云“倍文曰讽”者，谓不开读之。云“以声节之曰诵”者，此亦皆背文。但讽是直言之，无吟咏。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为异。《文王世子》“春诵”注“诵”谓歌乐，歌乐即诗也。以配乐而歌，故云歌乐，亦是以声节之。《襄·二十九年》，季札请观周乐，而云“为之歌《齐》”“为之歌《郑》”之等，亦是不依琴瑟而云歌。此皆是徒歌曰谣，亦得谓之歌。若依琴瑟谓之歌，即毛云“曲合乐曰歌”是也。

经前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后云“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武》”。然则国之学政，教国子首重德，故谓“乐德”；次为言，故谓“乐语”，最后是舞。“乐语”六者不尽系乐，而是教之乐舞的语言准备，“乐德”则是道德之备，惟有德善言，才进教乐舞。

乐语数端的关系，如《孟子·公孙丑下》“为王诵之”焦循谓“讽、诵、言、语四字，分言之义别，单举之义通”。又《诗·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马瑞辰《传笺通释》：“诵与讽对文则异，散文则通。”“讽”与“诵”及“言”与“语”并对文，“讽”不是“诵”，“诵”区别于“讽”，“言”“语”亦然。且“讽”“诵”“分言”义别，“分言”犹“对文”，“言”“语”亦然。单举如只说“诵”，则同“讽”义，“散文”即“单举”。所谓“义通”，即如“讽”“诵”所指，意义部分重合；所谓“义别”，则惟以其义部分重合，而非完全同一。“单举”“散文”之“义通”，则是举一赅二，如举“讽”以赅“诵”，反之亦然，惟其如此，在具体的语境中，就需要区别“讽”或“诵”的部分不同意义，避免将二者完全等同。

以“讽”“诵”之通导致完全等同的理解，是在二者互训。《说文解字·言部》（后文简称《说文》）：“诵，讽也。从言，甬声。”《说文·言部》：“讽，诵也。从言，风声。”或“讽诵”连文训“诵”。《论语·子路》“诵诗三百”邢昺疏谓“诵，谓讽诵”，也可以说“讽”谓“讽诵”。但《周礼·春官·大司乐》“兴、道、讽、诵、言、语”，六者既分开为言，则显然区分其义。又如《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何晏《集解》引王肃谓“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也”，皇侃疏谓“背文而读曰‘诵’也”，又《广韵·用韵》谓“诵，读诵”，都是分别二义。

进而是“诵”与乐歌的关联，如《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贾疏引《文王世子》“春诵”注“诵”谓歌乐，“以配乐而歌，故云歌乐，亦是以声节之”。不论“诵”是否需要合乐，但诵“亦皆背文”，文辞是基础性的，《诗·大雅·嵩高》“吉甫作诵”朱熹《集传》谓“诵，工师所诵之词也”，也是“诵”重辞之证。即使谓“诵”合乐而歌，根本还在于“诵”辞为主，这是“诵”义之本。况且“诵”入乐而歌，也可不歌，而指长言有节之读，在一定的语境中是十分明确的。《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诵诗”既与“弦诗”“歌诗”分列，则一定不是歌诗，只是讽读。《诗·郑风·子衿》“子宁不嗣音”毛传“诵之，歌之，弦之，舞之”，亦同《墨子》之谓。《说文·言部》桂馥《义证》引阎若璩曰：“孔子曰诵诗，孟子亦曰诵诗。诵之者，抑扬高下其声，而后可以得其人之性情与其贞淫邪正忧乐之不同。”诵而“抑扬高下其声”，则近吟咏。

段玉裁所谓“又为吟咏之声节之”，要在节拍。“吟”不定为歌，那么“吟”之“声”就与“咏”之声乃是分别所指，但“吟咏”之声必须合一，这就是说，字句的诵读节奏与歌唱的节律应当达到和谐。即使“吟咏之声”就是指歌节，诵读或当合乎歌节，以为歌唱准备，这样的诵读具有节奏韵律，本质上也不是歌唱。然以“吟咏”释“诵”，却容易使人理解为偏于吟诵的歌唱。而如《广雅·释乐》“吟”直训“歌也”，这是字书只就字义本身的静态对释，不同于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分辨。“咏”亦训歌。《说文·言部》：“詠，歌也，从言，永声。”“咏”或亦训“吟”。《文选·谢灵运〈会吟行〉》张铣注谓“吟，犹咏也”。而“吟咏”并列，就成为一个稳定的组合，如《诗大序》谓“吟咏情性”。“咏”本字为“永”，义长。《说文·永部》：“永，长也，象水巠理之长。”《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孔颖达疏：“诗言人之志意，歌咏其义以长其言，乐声依此长歌为节，律吕和此长歌为声。”经文是将诗、歌、声、律分别为说，实际上歌诗合乐并非分为这样的次第，一旦歌诗，则同时长其言而有节，段玉裁所谓“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之声节之”就是指此，歌之如此，诵读也可以长其言而有节，却不指歌唱。

五、“讽诵”“风颂”的六义关联

《诗大序》释“风”谓“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孔颖达疏云：“上言风之始，谓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为风之意，风训讽也、教也。讽谓微加晓告，教谓殷勤诲示。讽之与教，始末之异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违讽谕以动之，民渐开悟，乃后明教命以化之。风之所吹，无物不扇，化之所被，无往不沾，故取名焉。”这是取于“风”义的引申。“上以风化下”则是用好的德行教化下民，也包括“殷勤诲示”之教，即劝诫；“下以风刺上”则是讽刺在上者，按理下对上之“风”亦当包括颂美，《诗大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当然也歌颂当世的君王大臣或好的政治，不定“告于神明”。总之“风”取于自然之义，喻为政教中心的上下影响，这也是《诗》以风为始的原因，即孔疏“谓教天下之始也”。

《诗》有十五国风，后人或以音乐分别，如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序》谓“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王国维《说周颂》亦“谓风、雅、颂之别，当于声求之”，但与《毛诗》之说异。《大序》说风，只关政教人伦。在十五国风，讽颂或有或无，然毛传率多说之。如《关雎》兴情，就是男女之爱，但在《大序》可以说为“上以风化下”的“后妃之德”。毛传：“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笺：“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后妃上善而化下，众妾在下而被化，她们也如后妃之德而得配君子，分享君王之幸。毛传云云，是指一后，盖雎鸠所兴者。雌雎鸠专一，犹后妃专一于王。王则不然，其匹乃多。

“下以风刺上”，“风刺”后作“讽刺”。尤其“变风”“变雅”“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以至直接骂人。例如《魏风·硕鼠》毛序云：“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诗》之风（讽）如此，对于赋来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诵”以“讽诵”就通过《诗大序》的“风”“讽”带上讽刺的内容。从诵与风（讽）六义而言，赋必须担当讽谏的职用，“不歌而颂谓之赋”的解释就是指向于此，不仅《诗》训赋为诵而已。

而“讽”的讽喻或讽刺意义，也连带于“诵”，即不歌而诵的赋体创作要求讽刺或讽谏，这是汉代赋论以至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的明确要求，但汉代“辞人之赋”没有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讽谏的严重缺失，因此他们的批评就是否定性的。而“讽”的讽谏或讽刺的意义是来源于《诗大序》释“风”为“讽”，经学的解释往往就是通过字义的转换表达自己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看，经学从一开始就是“六经注我”，而且实际上“六经皆史”，只是儒家将史攫为自家的经典，并通过传注实现史的经化。

诵与颂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是由于“诵”“颂”可通。《文心雕龙·诠赋》谓“刘向云明不歌而颂”，因《七略》已佚，不知刘向所云是否本作“颂”，而非班固引作“诵”。《大戴礼记·保傅》“宴乐雅诵逆乐序”孔广森《补注》谓“古以‘诵’为‘颂’字”，又《诗·豳风·七月》陈启源《稽古编》谓“《节南山》云‘家父作诵’，‘诵’‘颂’字本通用”。又《大戴礼记》注“宴乐雅诵”案语谓“诵、颂古通用”。这是“诵”通“颂”。

又“颂”通“诵”。“颂”有二读，一《广韵》余封切，以纽钟韵平声；二《广韵》似用切，邪纽用韵去声。《说文·皃部》：“皃，颂仪也。”段玉裁注：“颂者，今之容字。”“颂”读余封切，亦容音。《说文·宀部》：“容，盛也。从宀、谷。㝐，古文容从公。”“容”亦《广韵》余封切，以纽钟韵平声。《逸周书·尝麦》“颂审三节”朱右曾《集训校释》：“颂，诵也。”《孟子·万章下》“颂其诗”焦循《正义》引《周礼·春官·大师》注：“颂之言诵也。”又《潜夫论·务本》“所以颂善丑之德”汪继培笺引《周礼·大师》郑注：“颂之为言诵也，容也。”通“诵”则非“容”义，反之亦然。《诗·周颂》“周颂”陆德明《释文》：“颂者，诵也，容也，歌诵盛德，序太平之形容。以此至美告于神明。”在此隐含“诵”“颂”可通，因为“诵”是语言的呈现或陈示，又如“赋”的陈示义，而诗的语言诉诸形象，就是“序太平之形容”，如有舞蹈，乃是形体的呈现。简单地说，“颂”之在《诗》，是通过语言之诵拟诸形容，所以颂、诵可通，不仅由于读音完全相同，而且也是义有所通。通过“诵”的媒介，“不歌而诵谓之赋”，赋也以诵具有颂扬形容的意义，不仅诵读而已。

《诗大序》列举六义而以风始，亦举美颂、讽刺而独重刺义，于颂一语而足，于兴、赋无说，具见各篇之传。但六义结合，其义互明，论者无蔽于一端，而当引申连类，相与发明。汉人论赋与《大序》同旨，重在讽谏之义，虽汉赋以“润色鸿业”“日月献纳”“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推为“雅颂之亚”，但于“抒下情而通讽谕”则是普遍的阙失，故指“没其风谕之义”。及后刘勰承而论之，则进指汉代“辞人之赋”非如《诗》出于情而弃失“兴”义，盖赋为六义之一而连同比兴，兴则兴情。《文心雕龙·情采》谓“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而“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风、雅、颂都本情性，以为美刺。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必须指向风、雅、颂的内容。《文心雕龙·比兴》又云：

《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六、“赋”本义的诗赋转换

纳赋同于贡献，是就人工产品而言，但赋敛也包括自然物类，如《左传·僖公四年》齐以诸侯之师伐楚，管仲责楚使“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云云，苞茅产荆山之野，是楚地的重要贡物。《说文·贝部》：“贡，献功也。从贝，工声。”工声也表义，贡物是人工的产品，故义亦从“工”。《周礼·天官·大宰》“五曰赋贡”郑玄注：“贡，功也，九职之功所税也。”“九职”只是举其大数，实际上包括万民工职。人之职事，或为生产蓄养，或取自然之物，如山林鸟兽，使无专人管理，就会滥杀。九职所贡，就称为“九赋”，《周礼·地官·小司徒》“以令贡赋”郑玄注：“赋，九赋也。”

赋又训布、敷、铺，四字音义相近，“敷”训赋、布、铺、陈、散、遍、溥、大诸义。上古音“赋”“布”并帮母鱼部，“敷”“铺”并滂母鱼部，帮、滂并唇音临近通转。《尔雅·释言》“班，赋也”郭璞注谓“布与”。《管子·山权数》“革筑室，赋籍藏龟”尹知章注谓“赋，敷也”。物可布、敷、铺者，必须足够宽广，布阔才足遮身，用作动词就是展开。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九·离骚传》“《皋陶谟》‘敷纳以言’”引“僖二十七年《左传》作‘赋’”，这是训“赋为“敷”的明证。《穆天子传》“曾祝敷筵席设几”，郭璞注谓“敷，犹铺也”。又《墨子·经说下》“先敷近，后敷远”，孙诒让《间诂》谓“敷犹布也”。《诗·周颂·赉》“敷时绎思”郑玄笺谓“敷，犹遍也”，《书·皋陶谟上》“翕受敷施”孙星衍《今古文注疏》引《诗传》谓敷“遍也”，而《书·金縢》“敷佑四方”《群经平议·尚书三》俞樾按谓“敷、溥、普，文异义同”。又《诗·大雅·常武》“铺敦淮濆”陆德明《释文》谓《韩诗》作“敷”，谓“大也”，《书·伊训》“敷求哲人”蔡沈《集传》谓“敷，广也”。总之赋训聚敛、班予，又训布、敷、铺，具有铺展、班布、溥遍、广大诸义。赋的本质，乃在天下四方无数单个具体之物的类聚，贡献天子及其所统治的朝廷，品类不同，具体殊异。

《诗》之赋义与讽诵、风颂牵涉，但也本于敷陈之义。《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姜出而赋”，又《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赋”都是诵，诵诗明志，前例是诵成诗，后例则是自作。从作诗的过程来说，就是铺陈，念出来即是诵诗，不论作诗还是诵诗，都是敷陈，即陈示。实际上经传的解释都本此义。郑玄谓“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及比“取比类以言之”，兴“取善事以喻劝之”，都是不同的陈示，只是赋以直陈，朱熹亦以“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但经传训“赋”止于铺陈的一般意义，尚未到达赋体铺陈之义。而“赋者古诗之流”的论断，则只以“赋”同用于诗、赋并《诗》前赋后而指赋源于诗，不仅未得“赋”义之本，而且忽视《诗》赋异体的实情，所以不能在体制的层面契合赋体铺陈之本。

“赋”是天下四方无数单个具体之物的类聚，数量巨大，品类不同，具体殊异，聚集为十分庞大的物类系统，这才是“赋”字之义的本质，唯以大赋鸿篇巨制才能展开“侈丽闳衍”的铺陈，是如《西京杂记》卷2托司马相如所云“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又如扬雄所谓为赋者“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竞于使人不能加也”。赋是主物的文学，没有其他任何文体像赋这样苞览众多的物类。赋体的铺陈，本质上就是十分广大溥遍的物类呈现，广大溥遍乃是赋体铺陈的特点。清王芑孙《读赋卮言·审体》谓“赋者，铺也，抑云富也，裘一腋其弗温，钟万石而可撞，盖以不歌而颂，中无隐约之思，敷奏以言，外接汪洋之思”，《读赋卮言·小赋》又谓赋“用居光大，亦不可以小言……极赋能事在于长篇”，固以赋体为得“赋”之广、大、溥、遍之义。对于赋学研究来说，也只有解开《诗》义加之于赋的重重束缚，才能直抵“赋”义本身，从而彰显赋者铺陈的体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