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新诗分开来就是“新”和“诗”，我感觉，不管哪条路的新诗，一切诗美的奥秘都在这里。
“新”是一个历时性概念，是不断变化的。像其他文体一样，诗要和时代同步，要成为现代生活的情感记录，成为表达现代情感体验的现代语言艺术。中国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体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新诗就是“新变”的产物。所以，“新变”是新诗的根本，它适应了时代的变迁、语言的变化和审美趣味的变革。不断出新就是新诗的生命力。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不断变化的时代精神和审美趣味的适应程度，不断出新就是新诗存在的理由和生命力。闻一多说得好：“我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喜新厌旧”的男人不是好男人，而“喜新厌旧”的诗人绝对是好诗人。
“诗”是一个共时性概念，诗总是诗，无论古今，无论中外，总有属于自己文体的基本规范，总有属于自己的美学品格，有才华的诗人懂得守住诗的文体边界。任何艺术都是捆绑的艺术，正是在艺术规范的不自由里能够寻求最自由的表达，才出现大艺术家。以形式为基础的诗更是如此。对于文体边界来说，自由诗的自由是有限的；对于书写情感体验来说，自由诗的自由又是无限的。在不自由与自由的交融中，出现优秀诗歌和诗人。新诗既然是中国诗歌，它当然就应该有中国诗歌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中国诗歌的资格证书。一些新诗的先行者们如胡适、郭沫若、废名都在文体规范上误导过我们。胡适说“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郭沫若说新诗是“裸体美人”；废名说“散文就是新诗的语言”。可以说，对于新诗的文体建设，他们是交了白卷的。文体建设是新诗的一种先天不足，大大影响了新诗后来的发展。新诗到现在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基本上游离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还没有像古诗那样融入民族文化传统，没有出现李白和杜甫，也没有出现苏东坡和辛弃疾，文体建设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
历时性的“新”与共时性的“诗”，历时性的“变”与共时性的“常”，构成新诗的审美。没有“新”，新诗就变成了古董；没有“诗”，再新也是伪诗。守常求变，这才是新诗发展的正道与大道。
一百年的新诗是有成就的：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作品，出现了一位又一位的优秀诗人。否定新诗的成就是不公平的，不厚道的，不科学的。但是新诗的成熟的确还需要时间，现在还是它的史前时期，正史的大幕还有待完全拉开，这正是我们的机会，也是我们的美学责任。我们需要继续努力，推动新诗一步步地走向成熟和辉煌。新诗的未来不是梦，让我们守住梦想吧！
（作者系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西南大学教授）
详见11月20日重庆晚报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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