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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题刻是指使用符号或者文字等记录河流旱涝水情水文信息的资料形式。在中国古代尚未形成系统完善的水文观测记录制度的时期，水文题刻是提供直观、准确、可信的重要水文历史记录资料，特别是对于那些历史典型场次洪旱灾水文复原、长时序水文规律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也是重要的水利遗产[1]。
中国古代水文题刻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其中长江流域的各种水文档案记录数量最多，形式种类丰富。处于长江上游流域的重庆地区，水系发达，河流纵横，境内江河包括长江、嘉陵江、乌江、渠江、涪江、芙蓉江、阿蓬江、綦江、酉水等。这些河流除任河注入汉江、酉水注入北河汇入沅江（洞庭湖）、濑溪河和清流河注入沱江外，其余均在境内注入长江汇入三峡水库。在这些川江河流沿岸和江中岩石上，留下了上千年无数古人凿刻的水文水情记录，弥补了现代不足百年的水文测量记录，对研究长江水电、航运、桥梁建设、农田灌溉等提供了长序列、翔实可靠的水文一手资料，同时也是一类宝贵的旅游资源。
长江起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源远流长，水量变化幅度大，夏秋洪水泛涨，水深高达数十米，冬春水枯下落，水深低至数米。因此，地处长江上游的重庆，其水文题刻主要分为枯水题刻和洪水题刻两种。此篇便先来谈谈枯水题刻。
相较于洪水题刻，重庆的枯水题刻数量较少但发现年代更早、更为有名。据现今发现重庆至宜昌河段有枯水题刻11处[2]，其中涪陵白鹤梁、江津莲花石、朝天门灵石（丰年碑）、云阳龙脊石最为著名，与丰都龙床石、巴县迎春石、江北耗儿石、奉节落水碑称为“川江八大枯水石刻”。
涪陵白鹤梁位于涪陵区乌江汇入长江口上游约1km处的长江干流中，自西向东延伸，与江流平行，全长1600余米，平均宽度约15米，是目前发现的长江重庆河段中保存最好、最有价值的枯水题刻。现仍存于水下白鹤梁梁体上的题刻还有160则，石鱼11组16尾，可以辨识的文字约11000字（其中包括全部水文题刻共计82则，水文石鱼水标两组3尾）[3]。题刻记载了自公元764年（唐广德二年）至今1200多年间长江水位资料及涪陵地区农业丰歉情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1988年，涪陵白鹤梁题刻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涪陵白鹤梁最著名的便属“石鱼”水标，即在石岩上雕刻的鱼形图案，并用它作为衡量江水水位高低的标志。石鱼中有水文意义的主要有3尾：唐代石鱼和清代双鱼。唐代石鱼为石梁上一尾阴刻石鱼，其流畅的阴线线条风格与唐代同类石刻风格相似，镌刻年代不可能早于唐代[3]。其上方有“石鱼”二字，从位置关系来看，这尾石鱼原先应该是一对，可大致以“石鱼”二字为中线进行对称复原。历代文献资料及现存石刻题记为证，石鱼应始于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4]。
清代双鱼位于唐代石鱼上方，为清康熙二十四年涪州知州肖星拱重刻的双鱼。清代双鱼一前一后，呈溯江而上的游动姿态。前者体长1米，口含莲花，后者体长1.05米，口含蓂草，两鱼均三十六鳞。清代双鱼出现后，人们观测长江枯水水位便都改用这两条重刻的石鱼作为水标。
值得称奇的是，白鹤梁唐代石鱼的高程，经文博、水文工作者测定与涪陵地区零点水位十分接近[15]。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古人长期观测长江枯水水位经验的总结，可见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水文知识在一千多年前，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974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庆市博物馆历史枯水调查组发表了调查简报《长江上游渝宜段历史枯水调查——水文考古专题之一》，刊布了以涪陵白鹤梁枯水题刻为主体的长江枯水题刻资料，推断出从唐代以来72个年份的枯水水位高程数字，得到涪陵白鹤梁石鱼题刻历代枯水水位高程记录表。三峡工程和川江航运部门从此得到了1200年来可靠的历史枯水水文数据记录。其成果不仅为葛洲坝、三峡工程初步设计所采用，而且在其他人文和自然学领域里也得到广泛应用。这便是涪陵白鹤梁题刻非凡科学价值的体现。
除科学价值之外，白鹤梁水文题刻数量可观，艺术价值也极高。梁上题刻字体篆、隶、楷、草、行皆备，风格颜、柳、欧、苏俱全，图案雕刻有立体浮雕、浅浮雕、深浮雕、圆雕、平面线雕等形式，年代上迄唐宋元、下至明清而延及近现代。其留诗镌刻者不乏黄庭坚、朱昂、秦九韶、王士祯、谢彬、张师范等名流墨客，其他可考姓名者也多达三百余人。此外，人们也从白鹤梁历代题刻中得到了古代民俗、职官、语音文字、历史地理、历史人物等多方面的资料。这些银钩铁画、琼章玉句数量多且精美，延续时间长，世所罕见，被誉为我国独一无二的“水下碑林”。
1994年三峡大坝启动施建，长江水位随之上涨，涪陵白鹤梁已永没于水下。为了保护这一古老的水文遗址，国家组织众多专家及学者展开研究，最终确定了建立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原址保护这一世界级遗产的方案。
江津莲花石，又称跳蹬石、跳墩石、挑灯石、江心砥石，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东门外长江航道北侧江水中，常年没于水下，仅在江水特枯年份的早春时节露出水面。莲花石由36块大小不同的礁石交错组成，全部露出水面时面积约800多平方米[15]，高程为180.89米，宛若碧波清流中一朵盛开的莲花。
莲花石题刻共计38处，分布在11块礁石上，其中诗词47首（计有五言律诗2首；七言律诗5首；五言绝句3首；七言绝句36首；词1首）[5]，题记年份14个[16]。题刻字体有楷、行、草和隶书，年代上自南宋乾道辛卯年（1171年）[15]，下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莲花石上所留下的题刻记录了近800年的长江枯水位情况，是水文考古的重要资料。除文字题刻外，莲花石下部有一朵线刻莲花，系八瓣莲花形，是目前莲花石上发现的唯一图案题刻。
莲花石枯水题刻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咏叹莲花石的奇特风姿；二是“石现兆丰年”的祝颂；三是明代四川泸州女史谢秋芳在莲花石殉情前的绝命诗及后人对其的缅怀诗。其中，最有名的便属谢秋芳的殉情绝命诗，“买舟重到几江滨，烟水空蒙夜月新，回首琵琶歌舞处，翠钿冷落不成春。幽怀脉脉少人知，身似杨花萎地时，不耐闲情春梦冷，石莲台畔写愁诗”。相传明崇祯年间，泸州女史谢秋芳，与在泸州做官的江津人杨生相识相爱。后来杨生被诬受贬回乡，离开泸州时承诺回乡后凑钱为谢秋芳赎身。时隔一年，谢秋芳不见杨生的踪影，便来到江津寻找。这时她才得知并不是杨生薄情食言，而是在回乡途中郁疾而亡。悲痛欲绝的谢秋芳竟在莲花石跳江殉情，并留下了此诗。
莲花石枯水题刻是长江上游地区枯水题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江重要的水文和气象资料，为研究长江水位规律、开发长江水利水电、航运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此外，石上题刻书法苍劲潇洒，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价值。2000年10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江津莲花石题刻为重庆直辖市第一批直辖文物保护单位。
图13 2018年露出水面的江津莲花石
重庆朝天门灵石，又称丰年碑、壅熙碑、义熙碑，位于朝天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长约200米，“碑形天成”[15]。因岩石上凿刻的东晋义熙三年（407年）题刻《灵石社日记》，俗称“灵石”。
朝天门灵石可谓长江重庆段内最神秘的枯水题刻，从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年～57年）至今的近 2000年里，仅仅显露过十余次。灵石最后一次出水是什么时候，众说纷纭。有文物专家考证，自清乾隆十九年（1754 年）以后，“就再也无人见过灵石”“也没再被文献记载”；但也有文史专家说，灵石最后一次露脸是1937年；2003年，长江、嘉陵江水位较低，重庆文博考古工作者前后两次在沙嘴寻找“灵石”“挖沙三尺”，并用“江上明月”趸船上的水枪强力冲洗河沙，但仍未见任何刻有文字的石头。
但根据《诸道石刻录》《复斋碑录》《宝刻丛编》、清乾隆《巴县志》、清嘉庆修订的《全唐文》、民国《巴县志》等古籍文献记载，朝天门灵石确实存在。史籍记载灵石上共有题刻11段[15]，题刻人大都是渝州刺史，如张萱、王昇、郭英干、张武、牟崇原、任超、杨冕等。其中最早的题刻东汉建武年（公元25年～57年）题刻是由宋代晁公武题刻“唯唐张孟所称光武时（公元25年～57年）题记不可复见矣”推测出来的，其具体内容暂无文献记录。另从史料来看在东晋、唐代、宋代、明代、清代均有题刻。
古代并没有关于灵石出水水位线的记载，仅记载了灵石出水年份。对枯水位具体定量的题刻仅有“清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中，水涸极，下碑石尺余”。若测得该题刻的高程，便可推算出当年的江水水位，以及灵石题刻的准确高度。杨铭在《重庆朝天门灵石题记》[7]中根据灵石题刻的记载与涪陵白鹤梁石鱼题刻及其他水文资料相对照，推算出了灵石的大致高程——低于159.61米。另外，易哲文先生《丰年碑有多高》一文中也依据水位相关关系的计算方式推算丰年碑极枯水位，即上限（即碑顶）为160.22米，下限（即碑座）为159.17米。
表2：灵石题刻与白鹤梁石鱼题刻相关枯水水文年份对照表[7]
除水文科学价值外，据历史文献可知，朝天门灵石题刻还记录了一些历史事件，如任超《灵龟王碑》记述了剑南梁川节度使李叔明为征讨唐代叛将李希烈而出兵夔门赶赴河南的史实，对研究历史人物及事件提供了新资料。
朝天门灵石题刻已经多年未见，也许是因为其位于长江、嘉陵江两江汇合处，近数百年来泥沙淤积增高，河床抬升，并且三峡水库蓄水后水位上升的原因；或者又因为唐宋时期开始，朝天门的水运事业日渐繁荣，灵石正好位于船工篙杆“戳”动的地方，特别是晚清及近现代木船、轮船等水运交通工具的使用，对灵石磨损严重，导致灵石镌刻的文字消磨殆尽。因此，朝天门灵石已成为最为神秘的枯水题刻。
云阳龙脊石，又名龙潜石、龙脊滩、鳌脊滩，位于云阳城南长江中，距原张桓侯庙下游约150米处。1987年云阳县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云阳龙脊石是一砂岩石梁，长200余米，宽10多米。三峡大坝修建前，龙脊石于每年冬春水涸时节露出水面，一般年份中部没于江中，形成东西两小岛，只在水位十分低下时，中部才浮出水面，与两个小岛连在一起，犹如一条露出脊背的石龙卧伏于江中。《云阳县志》[8]中古诗云：“形如龙卧古滩头，劈易长江两面流，水瘦水肥随出没，不知看过几行舟”。在月色皎洁之夜，江波翻腾闪烁，江涛呼啸长吟，古人称之为“龙脊夜涛”，原为云阳县著名八景之一。
龙脊石为云阳县最著名的春游地之一。《云阳县志》[8]记载：“岁人日（农历正元初七日），邑人游于上，以鸡子卜岁丰凶。”可见每年春天，古人在龙脊石上宴游赋诗，占卜丰歉，在龙脊石上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诗文题刻。据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庆市博物馆历史枯水调查组调查[4]，脊石上、中、下三段均有题刻，多为占卜、纪游、题名、咏景、抒怀等内容，共计有170余段，高程在多年平均枯水年水位以下且有年代可考的题刻有68段，记录了53个枯水年份，其中宋代最多（30段），元代最少（1段），明清两代次之（明代24段，清代13段）。现存最早的题刻为1088年（宋元祐三年），最低的题刻是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龙脊石上的题刻阴刻、阳刻、单线双勾均有，篆隶行草、颜柳欧苏皆备，大字如床，小字如粟，字数多则数百言，少则一字，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直追涪陵白鹤梁。龙脊石题刻上也有“古渝之义熙（朝天门灵石），涪陵之石鱼（涪陵白鹤梁），云阳之龙脊石，虽地各异，然意皆同”将三处枯水题刻并提的记载。
图19：云阳龙脊石题刻拓片[14]
由于长江水位逐年升高，特别是三峡大坝建设后，龙脊石已与云阳老城一起没于江水之中。现在虽不能如古人那样“视其盈缩以为进止”“龙床如械，舟行逢吉，龙床仿佛，打椿神福”以它作为行船标志，但在云阳磨盘寨三峡文物园中的拆迁复原物也能一瞥其昔日风采。
龙床石位于丰都县名山街道水门子外的长江江心，是一条长约28米，宽约13米的磐石，常年潜于江心，在冬春枯水季节才有机会露出水面。又因岩面平整如床，远见如江中一叶扁舟，也称为“龙船石”“龙船堆”。石床横陈，江水湍急，尤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似蛟龙盘环，又如群龙击水，被称为丰都古八景之一——龙床夜雨。现被丰都县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自宋代以来，到龙床石的游人络绎不绝，赏景题词，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题记题刻，全石计有题刻文字80余首（段）[9]。据《中国三峡文化史》[15]一书记载，龙床石上最早的题刻是南宋绍兴年间的（1131年-1162年）。另外还有南宋端平年间（1234年-1236年）和元代大德年间（1297年-1307年）的题刻，并且绍兴、大德、端平、嘉靖、万历、嘉庆、道光、咸丰等年号仍清晰可辨[12]，保存较好的有“龙床春玩”“龙床堆”“石槎”等大字题刻。值得注意的是，“龙床堆”三字之侧，刻有两段题字，分别为“天下文章莫大于是”“阁乾坤之大笔，写江汉之雄才”，以上两段题刻需在长江水位最枯时节——大约在十至十五年一次长江周期性枯水才能露出水面[10]。
明代丰都举人黄洵曾赋诗称赞“此地当年起卧龙，洞门深锁石床空。不知子夜千山雨，飞向云天第几重？漏转江流催急溜，梦回渔父泾孤蓬。至今鲸吼清滩下，冥答仙都观里钟。”明代四川巡按御史卢雍绝也作诗赞道“神龙久化去，水底石床平。月冷江空阔，风声作雨声。”清代云南楚雄府知府郎承铣在《丰都八景诗》（龙床夜雨）云：“夜夜滩声作雨声，几经磨洗石床平。日来更觉风涛险，一卧沧江总不惊。”如今，龙床石以及其上的枯水题刻已全年淹没于滚滚江水之中，即便是枯水期也难观赏到真容，只能在有限的史籍资料和古诗词中去领略它的魅力与神奇了。
巴县迎春石位于巴南区麻柳嘴镇长江主航道南侧礁石上，靠近南岸，与北岸乐碛镇隔水相望。分为上、下两石，相距50米，上石长19米，宽8米；下石长27米，宽13米，兀立江心[5]。据传要碰到百年一遇的春季枯水期礁石才能露出水面，故名迎春石。石上刻有宋代至清代文人墨客赋诗留题十余幅，字径12-16厘米不等，竖行，楷书体，从右至左，字数多寡不一，多者百余，少者二三十，随刻处石头的形状位置变化[11]。1988年巴南县（现巴南区）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迎春石上最有名的石刻题记为：“乐碛大江中有石州，烟水摇荡，云山杳霭，全似江南道士矶，可以泛舟流觞，修山阴故事”，落款：“绍兴十八年（1148）戊辰三月十二日，冯时行（当可）、王荩臣（兴善）、刘锷（仲廉）、冉居中（和甫）、蒙尧云（望之）、于道行（士达）同游”[11]。冯时行是南宋状元，史书古籍均有记载，迎春石上的题刻为研究历史人物提供了实物资料。此外，迎春石位处长江主航道上，而长江水位的涨落对航道影响较大。迎春石上十余幅有纪年的题记对研究长江水位的变化和对研究长江航运有很大科学价值与历史价值。
江北耗儿石位于江北区鱼嘴镇楼房村2社蒋祠沱（港机厂装卸码头）北岸的长江中，长2.4米、宽0.8米、高0.65米，重约4吨，中间大两头小，形如一只老鼠（重庆话称“耗儿”），故称耗儿石。
此石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面向江心一端的石壁上刻有32个文字“大蜀明德三年岁次丙申二月上旬，此年丰稔倍常，四界安怡，略记之。水去此一丈”，记述了五代时期的枯水水位情况，并反映石出兆丰年的古民俗观念。此题刻具体时间为大蜀明德三年（公元936年），比涪陵白鹤梁上所发现的最早的有纪年的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水文题刻还早35年，是目前长江流域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枯水题刻。据长江上游水文资源勘查局专家的测量[13]，题刻文字的下沿为海拔152.692米，“水去此一丈”处的海拔高程约为152.442米，为研究重庆地区长江水文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最后一处“川江八大枯水题刻”便是奉节落水碑，位于奉节白帝城长江入瞿塘峡口之夔沱小滟滪堆的悬岩之上，碑石垂直嵌入岩壁，作为枯水水位标志。该枯水题刻除了述及1915年枯水年份外，还记录了1796年（清嘉庆纪元）这个极枯年份的枯水情况，可与涪陵白鹤梁题刻中1796年枯水年份互为参证。
川江古人为何如此重视枯水石呢？每到枯水季枯水石露出水面时，各地古人都会登上枯水石踏青春游。其实从它们命名“莲花”“灵石”“丰年”“白鹤”“石鱼”“龙脊”“龙床”“迎春”便可看出“丰年意识”的民俗文化观念。这是古人对来年风调雨顺的美好期冀。各地民间也有许多传说和谚语：涪陵白鹤梁有“江水退，石鱼见，即年丰稔”“石鱼出水兆丰年”的经验之谈；江津莲花石有“石不常见，见则年丰”“莲花石出兆丰年”的传说；朝天门灵石有“百谷穰穰兆年丰”的诗赋。枯水石上也有大量的“石现兆丰年”的祝颂题刻。江北耗儿石枯水题刻“大蜀明德三年岁次丙申二月上旬，此年丰稔倍常，四界安怡，略记之。水去此一丈”，姜孝德[13]提出这是题刻者对当年的期待，二月上旬谷子尚未播种，碑文便说“此年丰稔倍常，四界安怡”是把希望当作现实写了出来。江北耗儿石附近崖壁上的另一处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摩崖石刻也附和“《易》曰：河出图，洛出书。……以为祥瑞之证。……志于河口，时或一出，以为丰年之瑞也。”河图、洛书是远古的传说，龙马背负河图从黄河中出现，神龟背负洛书从洛水中出现，这是帝王授命的祥瑞，古人将河图、洛书刻于河底，当它出现时便是祥瑞吉兆。古语如此，用当今科学的语言翻译，实际上枯水石出现便是枯水阶段的最终一年，此后的水位一般会逐年增高，水位的变化反映了降雨量的增加，而降雨量的增加无疑是农业丰收的决定因素。因此，各地民间流传枯水石出现，来年都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望，每当遇到低水位枯水石显现，古人就会登上岩石凿刻文字记录、期待丰收。
[16] 江津县志编辑委员会.江津县志[M].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707-708页。
作者简介：周遵逸，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大遗址考古和保护中心，注册城乡规划师，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