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寄北（唐 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首入选了语文七年级上册的唐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这首诗作于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七月诗人赴东川节度使柳仲郢梓州幕府期间，恰是这年，与其相隔两地的夫人王晏媄是在这一年的春夏间病故，李商隐过了几个月才得知妻子的死讯。出生于中原的他此刻寓居巴蜀，远离大唐政治中心，正如这巴蜀凉凉的秋意，安史之乱后的大唐也愈发风雨飘摇，夜凉如水，秋雨连绵，池塘的水不断地向外泛滥，正如这一天不如一天的世道，而诗人北望长安，短短数语，其羁旅之愁与不得归之苦已跃然纸上。
巴山夜雨图（傅抱石：曾寓居北碚金刚坡八年）
而诗人笔下的巴山，到底在哪里？四川盆地的山地长期云雾缭绕，特别是到秋季更是夜雨纷纷。广义的大巴山脉绵延有500多公里，所以被称之为千里巴山，是四川、甘肃、陕西、湖北四省边境的山地统称。一千多年来，无数人也一直在考证、琢磨李商隐的这首《夜雨寄北》，到底是他客居渝州何地写下的？
南宋时期著名的地理学著作《方舆胜览》有云：“巴山，在巴县西南百二十里，其山高耸，上有白水，相传黄帝于此山合神丹。”另有明代曹学佺在《蜀中名胜记》中明确记载：“缙云山在县西北百三十里，其山高耸，多林木……《方舆胜览》即谓之巴山矣。”，所以，如今北碚区嘉陵江的温塘峡畔的缙云山，就是诗人笔下巴山夜雨的发生地，这一场来自大唐末年的秋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千年，也为缙云山带来了无尽的诗意和浪漫。
才华横溢的李商隐，由于无辜被陷入当时的“牛李党争”，一生仕途坎坷、生活困顿不堪。好不容易接受了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的邀约，从徐州到梓州，也就是今天四川省的三台县去做幕僚。
如今我们可以还原到这一段长达千里的旅程，在哪个时代，从东到西跨越数千里，水路无疑是最便捷和合理的选择。他从东海之滨的徐州出发，乘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到达江州（今天的重庆），再经水路前往梓州上任。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嘉陵江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过往船只众多。对于在旅途中奔波的人而言，在温塘峡畔下船，拾阶而上，穿过重重殿宇，小住一二日，泡泡温泉，听晨钟暮鼓，悟梵音净俗尘，乃人生一大快事。想必李商隐也会被吸引，驻足登岸，短暂小憩，这一首千古流传的《夜雨寄北》，也许就在这所千年的名刹温泉寺写就。
“山山有热水，峡峡有温泉”，由于特殊的山形水势，重庆拥有极其丰富的温泉资源，而且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资源丰富、类型多样，成为了重庆的城市典型特征。2011年，重庆市被原国土资源部授予“中国温泉之都”称号，成为首批授予的三个城市之一，2012年又被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联合会授予“世界温泉之都”品牌称号，而重庆开发和利用温泉的历史，就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温泉寺。
温泉寺旧照（图片：重庆缙云寺）
南朝刘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佛教高僧慈应大师云游到缙云山,惊叹当地的地泉热浪滚滚，在此创建了温泉寺，清康熙文学殿大学士张鹏翮亲笔书写的“第一泉”三字就刻于温泉寺下嘉陵江边岩壁上，如今这三个字，同其他明清以来的石碑一起已经被移到温泉寺石刻园内保存（其中还包括明嘉靖年间四川巡抚刘大谟，万历年间重庆知府朱孟震，正德年间四川巡按范永銮等诗碑）。温泉寺成为了重庆温泉开发利用可考据的历史，它比日本关西地区最古老的有马温泉都要早上200年，更比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日本下昌温泉早上468年。
清道光版《重庆府志》记录了温泉寺昔日的完整风貌：由江岸攀石蹬曲上，至温泉寺。石壁万仞，古松虬蟠，云根泉泻，分窦而出，㶁㶁然与松涛响应，水清澌无点尘，无磺气。昔人迎流砌池，方广四丈许，上翼以亭，严冬可浴。郡守陈邦器题碑‘顿洗客尘’。历代使节经临，多憩沐题咏，碑碣林立。泉流绕方丈，至大雄殿前汇为大池，沸水中绿藻差参，赤鱼游泳，复转回廊至山门外，悬岩作瀑布，鸣玉飞雪，穿云而下，殆为各温泉之冠云。
修葺一新的温泉寺（图片：重庆缙云寺）
2024年9月26日，成都电视台《漫长的调查》纪录片摄制组来到了北碚温泉寺，这里也是中国营造学社当年重点调查测绘的地方，为我们存留下温泉寺八十五年前珍贵的图文记录，我和《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一书的作者萧易走进了缙云山下温塘峡畔的温泉寺，去寻找这所千年古刹的昔日旧影。
温泉寺古为缙云寺下院，庙宇辉煌，石雕甚众，寺内香火兴旺。后经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两度灭佛，毁坏严重，唐贞宗时期重建庙宇，并在后山岩间刻摩崖佛像。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温泉寺受朝廷封赐为崇胜禅院。
古时的温泉寺，山门面向嘉陵江，游人从嘉陵江登岸，沿石级而上，至竹林深处。梁思成一行考察温泉寺时，温泉寺尚存明清时期建造的山门、接引殿、中殿、后殿等，如今依然主体尚存，但是由于出行方式的改变，昔日游人和信士从江边登寺的线路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因此山门的功能不再，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重建时增塑了关圣帝君，由此变成了关圣殿，如今江边修建起来了高档的温泉酒店，再去感受昔日下船在幽深竹林中拾阶而上的情形，已经是不可能了。
九月底的重庆依然热浪滚滚，我们将车停在了温泉寺侧的停车场，从新山门缓步走入寺庙。温泉寺自2019年以来，刚刚历经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培修，处处焕然一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改旧照片上灰暗颓败之气，但是也让我们少了“访古寻踪”的氛围。与很多寺庙无处考证的历史相比，山墙上“千年古刹温泉寺”也是名实相符，由于靠近北碚城区，离重庆主城也不算远，因此近年来一直香火旺盛，寺庙里梵音绕梁，鱼池里锦鲤游弋、旁边的休闲吧一阵阵咖啡的香气飘来，已经有了网红寺庙的范儿。
萧易驻足在接引殿和大殿之间的一座石质香炉旁，细细端详，营造学社当年记录接引殿中供奉接引佛与四大天王像，如今已经不知所踪，殿内同时还有明代的石万年灯一座，须弥座上刻狮、龙承托圆盘二层，绕以栏杆，中间以镂刻花卉分隔，最上部仰莲三层。梁思成在赞到：“各部比例，虽未能调和精当，臻于至善，然花纹镂刻，玲珑透澈，备极工巧，亦明末石刻之不宜多得者。（1）”
疑似营造学社当年考察明代石灯
对比当年营造学社拍下来的照片，如今摆在接引殿外的这一盏石灯，似曾相识却又大不同，从主体结构看，与当年石灯并无太大差别，但是细节之处无论如何却不似古物，底座和镂空部分都有明显新作和机雕的痕迹，以致于让我们乍看认定为新作之物，但是反复对比和揣摩，能够看到石灯内部的基础石质依然有旧时的样貌，大小性质也几经相同，这应该是在原有旧物件的基础上做了修复，但是最精彩的镂空部分都已经不是原样了。
按照营造学社的记录，温泉寺的主体结构，为明宣德成化间重建，崇祯以降，迭经修治。而梁思成判断的主要依据，就是内外诸柱，低矮的覆盆形柱础上，均有八角形的木櫍，这正是明代建筑的显著特征。木櫍是柱础与木柱之间的垫板，是为了避免地下的水分沿着顺向的木纹上升，影响到木柱的寿命，横向纹理的木櫍起到防止水分上升，保护柱身的作用，这样的设置，早在殷商时期即已出现，直到在清代建筑中，石质柱础大幅升高，才退出了建筑的舞台。然而，历经了多次修复，如今的殿内木柱已经全然没有了当时的结构，覆盆式柱础已经更换为现代常见的圆鼓形，八角形的木櫍也变成了圆形⑵，而殿宇木构和墙面的刷漆和配色，也已经感受不到明代建筑的古意，只能在尚存的寺庙布局和木构中去感受大明的气韵了。
建于明宣德七年（公元1443年）的大雄宝殿（图片：重庆缙云寺）
缙云山依然，温泉寺仍在，千百年来，除了可能的李商隐，不知有还有多少南来北往客，古今逆旅人，自嘉陵江畔登岸，在温泉寺停留、驻足，留下不朽的咏叹和千古的流传。著名理学家周敦颐行经嘉陵江时，在温泉寺看到北宋彭应求（其女婿为程颢，著名理学家，“二程”之一）写下的《宿温泉佛寺》，诗云：“公程无暇日，暂得宿清幽。始觉空门客，不生浮世愁。温泉喧古洞，寒磬度危楼，彻晓都忘寐，心疑在沃洲。”读罢，惺惺相惜，于是作序并刻《彭推官渝州温泉寺诗序碑》立于寺中。南宋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冬，重庆知府庹性善，发现早已湮没的此碑，如获至宝，将其复制，并为其作“跋”，收入《周濂溪集》中。
温泉寺的最大的传奇发生在南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蒙哥大汉亲率蒙古铁骑攻打四川，在却在合川钓鱼城徘徊数月，久攻不克，蒙哥情急之下亲登高台观察敌情，身中砲风，坐船转运至温泉寺疗伤，因受伤严重，不治身亡，他的死亡就此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权力的巨大真空，导致征伐各地的蒙古军队纷纷回撤，而温泉寺作为蒙哥大汉殒命之处，也被此被记入了历史。
温泉寺内育才学校旧址纪念碑
温泉寺的发展，还和北碚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息息相关，1927年他在温泉寺的基础上，建北泉公园，并依据周敦颐之典故，辟爱莲池。游客到达温泉寺，往往随口吟诵周敦颐的“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信众则从莲池领悟“清净无染”和“明因识果”。营造学社造访温泉寺当年的七月，教育家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还曾在天王殿授课20余日，梁思成、刘敦桢留宿温泉寺附近那几天，正遭遇日寇对重庆的连日轰炸，无数民居毁于无情的战火，无家可归的难民们就着废墟里清理出来的衣服被褥，露天留宿在北温泉公园，营造学社成员，亲眼目睹古寺之破败，流民之凄厉，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是何等之悲凉。站在接引殿的门口，听萧易将流民寄居寺庙这一段历史娓娓道来，我接了一句话：“这也算是应了佛教济世救人的理念”，我们一起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李商隐笔下“巴山夜雨涨秋池”中的“巴山”就是北碚的缙云山，缙云山雄峙于嘉陵江温汤峡西岸，层峦叠嶂，草木丰茂，风光绮丽，素有“川东小峨眉”之誉。清乾隆年间巴县知县王尔鉴《巴县志》“巴渝十二景”中，“缙岭云霞”排名靠前，其原因亦是“缙云山九峰争秀，色赤如霞”。
缙云山中植被丰富，珍稀濒危植物繁多，有“植物物种基因库”的美誉，也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犹如北碚城区的绿色肺叶，滋养这一片土地的人们。每次开车去或者经过，远远地靠近北碚，就能望见缙云山上的缙云塔，那是北碚绝对的地标性建筑。
绘有缙云山九峰的《缙云山图》（图片：北碚博物馆）
2022年夏天重庆遭遇长时期40度以上的极高温，无情的山火也燃烧到了缙云山，这一年，多少住在山城里的重庆人包括我第一次看到距离城市这么近的山火，晚上站在自己楼宇的阳台，就能看到看到不远的山上冒着浓烟，远远的火光照亮了半边天空。但是，英勇的重庆民众并没有退缩，无数志愿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缙云山下，在四十多度的超高温天气下，面对山地抢险的特殊地理环境，只能靠重庆的摩托车骑手志愿者不计次数地艰难往返，将前线最急需的设备和供给送到一线，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会同专业施工队，仅用时3天就由人工抢修出来的一道天堑，成为缙云山森林防火的一道屏障，牢牢守住了重庆人的后花园。
2022年缙云山山火期间，救火队员和志愿者组成的灯光项链（图片：新华社）
值得庆幸的是，缙云山上的缙云寺在这次山火中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缙云山不光是风光秀丽，自然资源丰富，更是具有1500多年历史的佛教圣地，与四川青城山、峨眉山并称“蜀中三大宗教名山”，就是因为这一座始建于南朝刘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的缙云寺。在1939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川康古建筑调查中，除了山脚的温泉寺，也把半山的缙云寺作为重点考察的对象，在2024年九月专题纪录片拍摄中，一样也遭遇了极高温天气，为了预防森林火灾，重庆山区都做了封山措施，缙云山也不例外，原计划去缙云寺就成了奢望。
不过我身处重庆，倒是早就去过了缙云寺，其实这座寺庙还有一个十分浪漫的名字“相思寺”，明代学者曹学佺在《蜀中名胜记》记载：“缙云山即古相思寺也，以此山有相思岩，生相思竹，形如桃钗。又有相思鸟，羽毛绮丽，巢竹树间，食宿飞鸣，雌雄相应，笼其一，则其一随之”。顾名思义，相思鸟是成双成对出现，时刻形影不离。如果其中一只受难，另一只便会追随而来，厮守悲鸣；如一只死去，另一只则不吃不喝，日夜哀啼，直至死去，真是好一段动人凄婉的场景，听了着实为之动容。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监察院于1939年迁驻北碚歇马大磨滩。于右任时任监察院院长，终日与缙云山相望，对此有诗《望缙云山》叹曰：相思岩下相思寺，相思树结相思子，相思鸟惯双双睡，相思寺自年年翠。
思岩摩崖造像和摩崖瘗龛三维环境影像图（图片：重庆考古）
北宋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时年24岁的恭州巴县人冯时行一举夺魁，成为新科状元，他是重庆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因此也被称为“巴渝第一状元”，北宋灭亡后，宋高宗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冯时行奉召入京做皇帝的咨询官，面对宋金对峙局势，他力主抗金，屡被贬谪，最后回到了小时候曾经读书求学的缙云山，开门授课，结庐著书，整整十七年之久，著下了《缙云文集》43卷，《易伦》2卷。他为相思岩留下来一首《春日题相思寺》，面对国事艰难，人生多艰，其中“相思思底事”的感慨，表达了对人生短暂和无常的感慨：
《春日题相思寺》
宋/冯时行
系艇依寒渚，扶第上晚林。
山山春已立，树树雨元深。
扫叶移床坐，穿云买酒斟。
相思思底事，老大更无心。
相思岩长约百余米，山岩苍翠，陡壁屹立。在岩壁底部，刻有宋代摩崖浮雕佛像多处，形制古朴，旁边还有宋代摩崖造像和瘗龛若干。2021年2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联合北碚区文物管理所，对相思岩开展考古调查和测绘，共发现1龛摩崖造像、12座摩崖瘗龛和1通摩崖碑刻。
相思岩摩崖造像和瘗龛（图片：重庆考古）
摩崖造像仅有一龛，为双重方形龛，内龛中佛像居中，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须弥座上，内着僧祇支，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袈裟两侧悬于台面上；左臂下垂，手部风化不清，右手抬举于胸前，手部风化不清，佛像左右两侧上部各有一个露上半身的光头弟子像。佛像左右两侧下部、弟子下方各凸出一个长方形凸面，各有一尊造像，左侧凸面上凿一菩萨像，左手捧钵，右手握杨枝，应为观音菩萨；右侧手持禅杖，头戴风帽，应为地藏菩萨⑶，看过大足北山，对这样的题材就很熟悉了，应该是唐末到五代流行的题材，居中的佛像就应该是阿弥陀佛了。唐末五代战乱频频，世人为了祈祷末日拯救，脱离这无边苦海，就寄希望于现世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以及守护西方世界的阿弥陀佛和地藏菩萨了。
摩崖造像正立面及剖视图（图片：重庆考古）
岩上摩崖瘗龛共有十二座，却有覆钵塔、亭阁式塔、殿堂式塔和长方形龛四种类型之多，摩崖瘗龛是石窟寺中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式，它是在崖壁上雕凿方龛或圆龛，用于放置僧人骨灰，其上往往有塔的形象。多分布于寺庙和石窟附近，在合川涞滩二佛寺也有大量的摩崖瘗龛被发现，只是这区区十二座瘗龛却又这么多的类型，也是比较罕见的了。
相思岩编号为K7和K8的北宋摩崖瘗龛（图片：重庆考古）
部分瘗龛上有题刻，为考古队员辨别年代关系提供了便利，其中K8亭身正面就题刻有“大宋元祐三年岁次/戊辰正月二十八日建此/寿塔以为归骨之所/住持沙门□□”，为准确断代提供了确凿的依据⑶。
K8碑身题刻（图片：重庆考古）
通过对瘗龛形制、摩崖题刻和造像、瘗龛相互之间的打破关系，考古队员们大致厘清了年代关系，位于整个崖壁上方且居中位置的摩崖造像结合了地藏信仰与净土信仰，应是为营建摩崖瘗龛而特意开凿的造像，摩崖造像下方的瘗龛包括覆钵塔瘗龛、殿堂式和长方形瘗龛，开凿的时代应该是晚唐到五代，而后则是有着明确开凿题记的北宋的亭阁式塔瘗龛了。
缙云寺中发现的中力士造像（图片：缙云寺）
1939年，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先生一行莅临缙云寺考察时，在寺庙里还发现了四件着甲胄的武士像，梁思成先生描述到“自殿后磴道至讲堂，再东为方丈。内藏近岁出土之残石像四尊，皆仅余上半部，着甲胄，类护法力神。寺僧诧为六朝时物，然其雕刻手法，实与宋式为近，疑莫能定”⑷。这些石像为民国年间出土，寺僧将其判断为六朝之物，大概率是穿凿附会到建寺之初的年代，但是从石像的形态看，与五代前蜀成都王建墓的抬须弥座式棺床的力士非常接近，因此梁思成的判断应该更为合理。
说到佛教四大名山，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分别供奉着文殊、普贤、地藏和观音四大菩萨，但是提到迦叶古佛，可能多数人就不甚了了，而缙云山之所以能和峨眉山和青城山并列为“蜀中三大宗教名山”，原因就在于缙云寺是中国唯一的迦叶古佛道场的身份。
迦叶佛降生于释迦牟尼佛之前，相传为释迦牟尼佛的因地本师，是释迦牟尼前世之师，为过去七佛中之第六佛，并曾预言释迦将来必定成佛。相传迦叶古佛曾在缙云山修行，因此明神宗朱翊钧赐缙云寺为国内唯一的“迦叶古佛道场”。
缙云寺山门的明代石牌坊（图片：缙云寺）
如今缙云寺的山门，即立有一处四百多年历史的明代青石牌坊，高6米，宽5米，古朴庄严，气势雄伟，正面上层嵌有“圣旨”二字，落款为：“大明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层为“迦叶道场”的四字匾额，是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明神宗朱翊钧御笔；石牌坊的背面，上刻“敕谕”和“缙云胜境”，为明永乐五年明成祖皇帝御笔，一通石牌坊，却有着大明两代相隔两百年帝王的御笔，也是属实难得。
而山门前还有一处宝贝，即山门前的一道高宽各4米的青石照壁，正中为一幅体态强健的“芭蕉麒麟图”，芭蕉在佛教中世间万物本无自性，意味着圣洁与超脱，而麒麟为瑞兽，象征仁慈与祥瑞，常常伴着明君与圣人出现，两者结合则是不仅体现了佛教的无常观和慈悲智慧，还象征着社会的繁荣、太平和贤能之士的存在。
缙云寺山门的芭蕉麒麟照壁（图片：缙云寺）
这一方石牌坊据缙云寺官方介绍为晚唐之物，因为缺乏确凿的考证实据，也很难下此定论，芭蕉和麒麟的组合通常在清代瓷器的表现较为常见，就这铺照壁的风化和存留状态来看，很有可能为牌坊同期之作。麒麟的形象颇为奇异，有龙首猪身拼凑之感，因此当地也有戏称其为“猪化龙”，左右各有菱花图案，下方雕刻着普贤、文殊菩萨的坐骑青狮、白象，为保护这处重点文物古迹，寺庙在1984年搭建了亭子，就此免去了风吹雨淋之苦了。
缙云寺大殿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巍峨耸立，重檐翘角，面阔五间，高12米，木构抬梁式梁架，通檐下施斗拱。既然为迦叶道场，供奉的就不是一般寺庙常规的释伽牟尼佛，在大殿正中上方有一块光绪十四年的“昙花蔼瑞”牌匾，牌匾下就是庄严古朴的迦叶古佛了。
缙云寺大殿的迦叶古佛（图片：缙云寺）
迦叶古佛塑于清康熙五十年，并在光绪十四年重塑金身。迦叶佛高约两米，金面彩衣，跏趺坐于莲台之上，左手弯曲平胸，掌心原本托一如意宝珠，只是不知何时遗失不见。左边为文官形象的帝释天，代表欲界法相，右边头戴花冠的为大梵天，代表色界法相。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分别是佛教当中的三界，帝释天是欲界六重天之仞利天界的主人，大梵天王是色界十八重天之一天界的主人。在常规造像仪轨中，并没有制定迦叶佛的胁侍的仪轨，在这里选择大梵天和帝释天，大概是因为他们是佛教护法二十诸天第一位和第二位的缘故吧。
缙云寺山门前有一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保碑，上面写着“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旧址”，更是揭开了缙云寺在近代一段十分重要的历史。1932年秋，中国佛学会主席太虚大师倡议，川军军长刘甫澄（刘湘）等赞助，在缙云山上的缙云寺，兴办起了四川第一所高等佛学教育的学府——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迄至1950年夏，方正式停办。
《汉藏教理院成立简则》中明确宣示其为“研究汉藏佛理、融洽中华民族、发扬汉藏佛教、增进世界文化”，专招收汉藏青年，授以文言、学术。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第—座汉藏并设、显密兼习的新型佛学院，它是近代佛教复兴与改革运动的产物，有力地沟通了汉藏文化，团结了汉藏精神，巩固了西陲边防，于当时国破家亡的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日寇暴行，引发中华全民族的抗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中心。抗战期间，全国各地的佛教事业都遭受重大影响，佛学活动已经无法正常开展，而汉藏教理院身处西南腹地，情势相对稳定，一时之间集中了许多高僧大德驻留教学。汉藏教理院既致力于培养僧材，振兴中国佛教，尤其注重于佛教中国化，提倡人生佛教，成为了一所具有积极入世精神的开放式佛学院，佛教史学家黄忏华甚至有言，汉藏教理院“学风不亚于昔日唐玄奘留学印度之那烂陀寺”。
抗战期间，太虚大师号召成立的僧侣救护队（图片：缙云寺）
开办汉藏教理院的太虚大师(公元1890年－1947年)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他提出的“人生佛教”思想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的目的有四种：人间改善、后世胜进、生死解脱、法界圆明。提倡将佛教的精神应用于现时生活，改善现时生活，积极从事社会事业，行菩萨道，利益众生，他的理论有力地促进了佛教与现代社会的深度融合。
太虚大师驻锡缙云山，众多名家往来讲学，政商学界名流络绎造访，学僧毕业即奔赴川、黔、滇、湘各地主持佛教事务，抗战期间，汉藏教理院既是当时国内佛学界的高地，也是推动汉藏文化交流的重地。
太虚大师在汉藏教理院（图片：南普陀网）
“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的这一思想后来又经过赵朴初居士、星云大师等人的发扬，使“人间佛教”成为当代佛教的发展方向。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生佛教思想影响了世界佛教的发展格局，作为人间佛教祖庭的缙云寺同样在世界佛教发展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太虚大师之塔
在缙云山上，有一座1988年建的太虚大师纪念塔，上有太虚大师1932年在汉藏教理院首期开学时所写的一首诗：
温泉辟幽径，斜上缙云山。
岩谷喧飞瀑，松杉展笑颜。
汉经融藏典，教理叩禅关。
佛地无余障，人天任往返。
如今，每一个游客流连在缙云寺，可以听得听着晨钟暮鼓，风铃禅声。在红尘浮世中漂泊浮沉的我们，于这人间佛教的祖庭，了解到缙云寺的千年传奇，也许在此更能感悟到人生哲理，成就更好的自我。
注释：
⑴梁思成：《崇胜寺石登台及摩崖造像》，《西南建筑图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⑵萧易：《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
⑶牛英彬 莫骄：《重庆北碚区相思岩摩崖造像和摩崖瘗龛的调查发现与初步研究》，《敦煌研究》2023 年第 6 期；
⑷梁思成《缙云寺残石像》，《西南建筑图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