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诬告行为治理”。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也强调，“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促进党员干部廉而有为、勤勉敬业，促进全党既有秩序又有活力”。检举控告是人民群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形式，通过畅通检举控告渠道，发挥群众监督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个别人乘机滥用监督权利，通过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等方式诬告党员干部。检举控告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公民在行使合法权利的同时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把诬告行为作为实现非法目的的手段，让党员干部“寒了心”“泄了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党员干部队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有效治理诬告行为，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
诬告行为具有特定的含义。《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第三十九条规定，采取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等方式反映问题，意图使他人受到不良政治影响、名誉损失或者责任追究的，属于诬告陷害。在现实生活中，检举控告中的典型诬告行为大致包括四种类型：一是出于误解心理实施扣帽式举报。举报人对党员干部办事存在个人误解或偏见，借检举控告之便，将合法权利异化为实现一己之私的工具，四处编制或捏造事实，以达到破坏党员干部声誉、形象的目的，甚至让党员干部受到纪检监察机关的谈话函询。二是出于竞争心理实施打击式举报。举报人与党员干部之间存在职位竞争关系，在干部换届、巡视巡察期间明知举报的内容失实，仍以无中生有、以偏概全方式恶意攻击他人，达到扰乱视听、挑拨离间的目的。三是出于谋私心理实施贴牌式举报。举报人在反映或解决个人利益诉求时，为了得到领导机关的重视或者想通过纪检监察机关“施加压力”，将分管工作的主要党员干部作为被举报人，发布夸大事实、危言耸听甚至诽谤他人的不实信息。四是出于泄私心理实施掺杂式举报。举报人不尊重合法权利，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演绎推断、自编自导，对党员干部上纲上线、恶意抹黑，无理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员干部进行严肃处理。
诬告行为产生的严重危害和恶劣影响不可低估。诬告行为一方面会浪费纪检监察机关工作资源，让纪检监察干部将有限的精力分散在无意义的劳动上。另一方面会严重破坏所在地方所在部门政治生态、污染社会风气，严重挫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让担当作为的党员干部遭受委屈、流汗又流泪。另外，诬告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侵蚀人们对于检举控告制度的信任，影响监督执纪执法的力度。因此，对诬告行为决不能纵容，必须坚决查处和打击。
当前，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对诬告行为的处理都有明确规定，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管理体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九条对“政治品行恶劣，匿名诬告”行为作出处分规定。《信访工作条例》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对其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控告人、检举人、证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监察对象的，依法给予处理”。这些法律法规为治理诬告行为提供了制度依据。
诬告行为治理应体现政治高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治理诬告行为纳入改革内容，其要义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保护好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积极性，培养出一批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只有为干事创业者撑腰鼓劲、向诬告者亮剑出招，才能激发党的生机与活力，保护党员干部的正当权益，才能引导党员干部争当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强化诬告行为治理的顶层设计，宣扬改革创新的价值导向，营造起激励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良好氛围。把诬告行为治理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规划，与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相结合，进一步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诬告行为治理应突出工作力度。查办案件是治理诬告行为最有力的手段。应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高压态势，对歪曲事实中伤党员干部、散布谣言扰乱政治生态、无事生非干扰组织程序等诬告行为保持高度警惕，严格依法依规追究诬告人的责任，提高诬告行为的违规成本和惩罚力度，让诬告人付出沉重代价。建立健全协同机制，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的作用，加强纪法贯通、法法衔接，促进纪检监察、组织人事、新闻宣传、执法司法、巡视巡察、审计财务等部门的信息沟通联系和调查取证协助。完善信息互通、线索移送、联动处置、及时反馈的工作机制，加强对检举控告的分析甄别，注意发现异常检举控告行为，有重点地对诬告行为进行综合研判、精准查证和结果运用。及时曝光诬告陷害、恶意举报的反面案件典型，以案释纪、以案释法，对性质恶劣的诬告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曝光，向诬告者亮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