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舍俨然

学术   2024-11-09 19:42   广东  



“陶屋”是古代墓葬中反映古代先民居住情况的随葬建筑明器。这些明器模仿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建筑制造而成,反映了当时人类住宅的建筑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形态及人们的随葬思想。汉代虽然殚尽财富极尽厚葬,但在“忠孝礼制”、“举孝廉”和提倡“薄葬”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陶质建筑明器逐渐流行,形成了以模型代替真实场景的陪葬习俗。

岭南地区土著先民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下,其聚落形式有着自己的特色。“人并楼居,登梯而上”[1],“结棚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2]这些都是文献资料中记载的早期土著居民居住建筑的形态,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这种建筑形态的差异由来已久,“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3]早期受自然地理、环境生态的影响,岭南地区土著居民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岭南地区环境湿热,土著居民为适应这种生活环境,采用巢居的建筑形态,后慢慢演化为干栏式建筑,形成土著居民的建筑文化特色[4]。在20世纪60年代,安志敏先生曾撰文对干栏式建筑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干栏”式建筑是古代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土著居民的建筑形制,与黄河流域的古代建筑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后逐渐被中原文化所吸收或融合,最终成为了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在秦汉中华民族大变革的时期,随着中原政权的军事征服和文化影响,东南土著民族的文化逐步被汉文化所取代,许多土著文化因素逐步走向消亡。在这一过程中,当地土著居民和汉族逐渐融合交流,使得这种建筑形态逐步发生变化。从广州考古出土的陶屋类建筑模型来看,汉代岭南地区建筑已有了较大变化,除原有的干栏式外,还出现了曲尺式、三合式、楼阁式等建筑形式。它们大都是在吸收了中原先进的建筑技术基础上由干栏式建筑演变而来,透露出当时社会生活结构的改变。东汉末,出现筑有四隅角楼的陶坞堡,则是当时岭南先民在庄园经济的发展下政治社会动荡的具体体现。

岭南地区陶屋一般发现于汉代墓葬中,最早可追溯到西汉中期,在岭南地区西汉早期的墓葬中尚未发现有陶屋出土。在数量上,广州考古出土的陶屋占据了岭南地区出土陶屋总数的一半以上,年代范围涵盖了西汉中期至东汉后期,这些陶屋充分反映了岭南地区两汉时期建筑形式的变化,展现出完善的发展演变过程。西汉中期,砖、瓦的传入有效解决了民居潮湿问题,干栏式建筑的优势逐渐消失,建筑开始向平地式发展。虽然广州出土的陶屋模型均为陶制,但在细节刻划上都极力模仿真实建筑的样式,结构上的屋顶、院落、梁架组成等都有不同的表现。陶屋模型上可见房顶整齐的瓦垄痕迹,茅草顶的极少;有的在屋檐最前端装饰有表示瓦当的纹样;有的在正脊和垂脊上有条状装饰物,在端头砌成向上翘起的形状,并饰以筒头瓦。清晰展示了在传统干栏建筑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汉式建筑元素后,岭南本地建筑发展变化。


干栏式陶屋

干栏式陶屋最早出土于西汉中期墓葬,是广州出土年代最早的陶屋类型,此类型陶屋大多出土于西汉晚期和东汉初期的墓葬。干栏式建筑是为适应岭南高温、潮湿、多雨的自然环境而产生的一种独特建筑形式,自新石器时代起逐步演变为古越族住屋建筑形式。其下层用矮墙围绕成一方形基座。上层平面为横长方形,屋内一侧一般设有厕所坑穴,下通猪圈。门前有的设有可供上下的楼梯。

干栏式陶屋(汉,南汉二陵博物馆藏)

曲尺形干栏式陶屋

西汉后期出现,常见于东汉前期。底部基座仍为方形,上层平面作曲尺形,即在原有的横长方形的基础上,在其后一侧延伸出一长方形的小室,一般用作厕所。这种干栏式陶屋将屋内厕所与起居的堂屋完全隔开,不仅改善了居所内的卫生条件,也突显了堂屋的重要性,有助于提升生活质量、营造精神空间。

曲尺干栏式陶屋(汉,南汉二陵博物馆藏)

曲尺式陶屋

广州汉代曲尺式陶屋出土数量最多,很可能是当时民居的普遍形式。从平面布局和立面外观来看,是由曲尺形干栏式陶屋演变而来。其多为单层建筑,是由两幢一大一小的长方形房子直角组合而成,后侧相对的两面用矮墙围绕形成后院,整座建筑的平面亦呈正方形。

曲尺式陶屋(汉,南汉二陵博物馆藏)

三合式陶屋

三合式陶屋在东汉时期出现。它和曲尺式陶屋非常相似,只是在正屋后左右两侧都各有一小侧屋,外观平面整体呈凹字形。其最大特点是,建筑布局上采用了中轴对称的汉式建筑风格,在整个建筑的组合上既有左右均衡,又有高低错落,使结构主次分明。同时,土著干栏的建筑元素已趋式微。

三合式陶屋(汉,南汉二陵博物馆藏)

阁楼式、坞堡式陶屋

楼阁式陶屋多出土于较大型墓葬,体现了墓主人的阶级地位和经济条件。汉人“崇高”,喜以“壮丽以重威”,上下两层的建筑结构,造型严整而富于变化。其复杂的结构极可能对应了复杂生活对于功能划分的需求以及社会宗法秩序对于空间象征的企望。

阁楼式陶屋(汉,南汉二陵博物馆藏)


坞堡由围墙、门楼、角楼、楼阁(房屋)组成,角楼带有瞭望窗,门楼、角楼均具有守卫功能。坞堡本来只是军事据点,东汉时为民间富贵之家所采用。连年的社会动乱,使各地豪强纷纷组织部曲家兵,筑坞自守,从汉末到三国晋南朝都大为兴盛。东汉时期的庄园不仅是经济生产的单位,也具有武装割据的功能,坞堡模型正是汉末政治社会动荡的空间性产物。

坞堡(汉,南汉二陵博物馆藏)

周学鹰在《汉代建筑明器探源》中,根据古文献、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对汉代建筑明器的渊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论证,认为建筑明器的出现是西汉初期社会墓葬思想急剧变化的产物,是早期墓葬绘画所描绘建筑的物化表现,代表了墓主的部分建筑财富。他认为,随葬的建筑明器就是对墓室的扩展和延伸,它们是对墓主拥有的多处庄园式建筑的替代和象征。表示墓主实际上所拥有的、或希望所拥有的多处建筑财产。它们都是汉代庄园式经济条件下,人们必然存在的理想[6]。

中国古代建筑多是土木建筑,在历史的变迁中难以保存下来,使得研究古代建筑缺少实体建筑参考,而现在考古出土的大量建筑明器则弥补了这一缺口,其中,陶屋类建筑明器最能体现当时的建筑特点而成为重点研究对象。在许多古代建筑史的研究中,陶屋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如梁思成、刘敦祯、傅熹年等人在建筑形式、技术等方面对陶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通过了解建筑方面的知识,又反过来对于研究陶楼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由于陶屋外形不规整且没有固定尺寸,无法充分反应当时的建筑形式。因此,过去的建筑学家通常将这些建筑资料作为研究的辅助材料,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传世古建筑的实体研究上。由于汉代流传至今的建筑实物极少,故而这一时期的建筑史研究也较为薄弱。因此,近年来建筑界的年轻学者开始将研究方向从传世的建筑实物向建筑明器转移,以出土陶屋明器为对象,从结构和装饰两大方面进行论述研究,具体是通过对梁架结构、斗拱、屋顶形式和门窗等各个建筑构件组成展开讨论[7]。陶屋既能立体表现建筑结构,又有当时生活的场景,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是研究中宝贵的实物。陶屋对研究复原汉代民居的建筑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8]。

注:部分资料来源于南汉二陵博物馆临展《羊城烟火气——广州出土汉代模型明器展》。策展人陈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参考文献:

[1]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9《南蛮西南蛮列传》。中华书局,第5277页,1975。

[2]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第155页,1999。

[3] [晋]张华:《博物志》卷1《五方人民》。中华书局,第12页,1980。

[4] 逯鹏:《岭南地区出土陶屋的初步分析》,2008年硕士论文,厦门大学。

[5] 安志敏:《“干兰”式建筑的考古研究》。《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6] 周学鹰:《汉代建筑明器探源》,《中原文物》2003年第 3 期。

[7] 曹劲:《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第 236 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8] 冯远:《两汉时期建筑明器研究综述》,《福建文博》2014年第4期。


撰文:陈   源

编辑:黄依桐

审校:李秋晨

审核:林冠男

审定: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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