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化横岭遗址发现于2008年11月～2009年1月粤境大（庆）—广（州）高速公路沿线的考古调查勘探。为配合粤境大（庆）—广（州）高速公路建设、保护公路建设用地范围内埋藏的地下文物，在国家文物局审批同意后，2013年7～12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从化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组成考古队，对横岭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分三个区展开，揭露面积达4790平方米，发现并清理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及若干文化层堆积，出土了一批独具特色的陶器和石器，其中以51座墓葬价值最突出。这51座墓均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大致沿山势呈东西向分布，其中除Ⅱ区南坡2座外，Ⅲ区山顶墓葬分布相当集中，计49座。这次发掘将Ⅲ区山顶平台全面揭露，因此对山顶部分墓地四至有了较明确的了解：墓葬呈东西向分布，排列有序，同时也看到墓地北部的墓葬多数规模较大，而南部的墓葬则墓坑相对小且浅。发掘过程中，我曾应邀到访现场，对风化岩中的墓坑印象非常深刻，墓葬随葬品有陶釜、鼎、豆、罐（圈足或圜底）及石锛、斧、凿、环等。
室内整理及报告编写过程中，在发掘领队张强禄学弟的安排下，我数次到整理工作现场，重点对墓葬出土器物进行了观摩，可以说对这批出土物有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今年5月中旬，我又荣幸地接到强禄学弟的电话，邀我为《从化横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题写书名并作序，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
首先，横岭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岭南新石器时代考古来说是重要的新资料；其次，作为配合基本建设保护文物的抢救性发掘工作，横岭遗址的发掘从发掘方法到考古报告的编写两个方面都有其自身特色；其三，正如强禄学弟在后记中所言，我们两人在对横岭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墓葬为代表的遗存的年代认识上有不同意见。借此序言之表，可引起大家对相关问题的注意，并展开更多的研究与讨论。所以，这篇序言就围绕横岭遗址发掘所见墓葬资料的学术价值等问题谈谈个人浅见，简述一二。
目前，广东考古界正在进行早期岭南探源工程，涉及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部分是探索岭南文明的历史进程，认识其在中国文明进程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为了达成上述学术目标，不仅要关注史前社会复杂化的相关资料，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文化谱系，而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在某些时段还有显著缺环；有了较为完备的基础研究，我们才能建立起更为清晰的时空框架，进而史前史的那些较为高级的研究目标才有更为坚实的基础。从目前来看，横岭遗存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广东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年代序列及谱系两个方面。
（1）年代序列方面
鼎为特色的器物组合与几何印纹是岭南新石器时代晚期新出现的文化因素，也是更大空间的文化交流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是继古椰文化及其代表的时期之后新出现的器形、组合与纹饰。发掘表明，横岭遗址出土品中，特别是可复原陶器占比大的墓葬材料中的以鼎、罐（圈足或圜底）、釜、豆等为代表的器形及组合为之前所不见。鼎作为三足器在广东已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基本不见，尤其是横岭遗址墓葬所见的高领扁腹鼎的器身及扁宽或边缘内折的足都非常有特色。在横岭墓葬随葬陶器被发现之前，横岭的釜形鼎及相关器物的组合及器物形制在一些遗址中有类似且零星的发现。例如广东珠海宝镜湾遗址、连平黄潭寺遗址等，都有类似的鼎足及豆类器物发现。发掘时间晚于横岭的佛冈大旺田遗址的墓葬材料，也出土了与横岭墓葬随葬品组合一致的鼎、釜，但因发掘面积有限，仅见1例。而横岭遗址墓葬的发现，让我们较为清楚且完整地了解了这一组器物的基本性质以及组合。而在这之前，包含横岭的鼎足及豆乃至圈足罐一类的器物，基本都被归入了与石峡文化或三水银洲一期基本同时的范畴内。当我们将横岭遗址的鼎及鼎足与石峡文化同类器物对比时，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明显的差别，与银洲一期的鼎及鼎足同样如此。正如本报告第六章“文化属性”的讨论中所指出的，横岭类型中的一些鼎足与更早的崧泽文化中的鼎足（南河浜遗址）可见到相似者。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临近江西的陆墩遗址良渚早期时段墓葬中，随葬陶鼎器身与足也十分相似于横岭者。故此，笔者认为，横岭类型的鼎与石峡文化的鼎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异，而古椰文化阶段，在岭南地区尚未见三足器。横岭类型的鼎所代表的陶器组合，在相对年代序列中的位置应当处于古椰文化与石峡文化之间。
（2）几何印纹纹样方面
在确定了横岭类型在广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序列之后，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几何印纹陶的时间。横岭类型的陶器中，曲折纹与附加堆纹的组合具有一定的数量，由于其年代序列所处位置，可以认为该类型所见的曲折纹类是广东地区最早的几何印纹。如此判断无误的话，关于珠三角贝丘遗址（银洲一期等）、粤东虎头埔文化以及石峡文化中所见的几何印纹与横岭类型几何印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探，将会有诸多新课题摆在本地同仁面前。
综上所述，横岭遗址的发现填补并完善了古椰文化至石峡文化（粤北）、银洲一期（珠三角）之间考古学遗存的相对年代序列的缺环。笔者也在相关文章中将其命名为横岭类型。正如《从化横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未来的研究重点之一是与墓葬同时期的生活遗存面貌，两者相加方能构成横岭类型更加完整、生动的考古学物质文化图景。
另外，谈谈横岭类型的来龙去脉及与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其来龙去脉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横岭类型也不例外。根据目前的资料，横岭类型的陶器群，特别是鼎、豆类器物显然是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文化传播交流的结果。该类型另一本地传统为较高温陶器烧造技术。古椰文化阶段一些胎较薄的陶器烧成温度已达千度，陶片掷地有金属声者并不鲜见，根据笔者亲自观摩，横岭类型陶器中高温烧造者并非少数，可视为对本地陶器烧造技术的传承。而该类型的石器中也明显可见本地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即来自古椰文化的双肩石器，此类石器在横岭类型中还占不小比例，而且，有些双肩石器的石料亦为凝灰岩。这些凝灰岩双肩石器的原料当产自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可视为本地区（珠三角）原有文化因素的承袭与融合。
关于横岭类型的流，正如前述所言，以相对年代的视角观之，几何印纹中最具代表性的曲折纹出现之初的样貌是否属于横岭类型的首创？我个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至少说，在岭南乃至华南地区，此阶段就较为普遍地使用拍印曲折纹者，非横岭类型莫属。因此，曲折纹不仅于珠三角地区珠江口区域流行，随着时间推移，它还向东传播，不仅虎头埔文化后来有繁盛的曲折纹，还向东进入福建，笔者认为昙石山文化的几何印纹源头亦可追溯到横岭类型。当然，石峡文化之曲折纹如溯源亦然。换句话说，根据目前的资料与认识，横岭类型是几何印纹的源头或源头之一。
之所以有如此看法，还与一件事密切相关，即曲折纹或者说几何印纹陶器传播的缘由、动力。为什么在早于石峡文化晚于古椰文化的时段内，在没有玉器或史前农业等通常被认为强势文化背景或技术加持的条件下，广东自横岭类型至石峡文化阶段几何印纹陶（可能是华南地区最早的几何印纹陶）能广泛地传播出去呢？个中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与横岭类型及其后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继承的本地高温陶器技术传统有关。古椰文化的陶器经检测，陶土中铝含量较高，这一情况在广东地区一直延续至汉代，很显然是本地陶土资源的特色。笔者也专门请教过本省及广州从事科技考古的年轻同仁，以了解陶土铝含量较高与高温技术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简要原则性的答复是：铝含量较高的陶土，可以以器壁较薄的方式制成陶器坯，而烧制时则需要较高的温度才能将器物烧透，所以有些器物就被烧变形或烧流了。而较高温烧成的陶器，在同样体积下显然要轻一些，而且器壁也更坚硬牢固些。虽然这样的一些推论和观点，尚未经实验考古等方式验证，但从资源特征到技术实现的各主要环节有其内在逻辑。未来关于几何印纹陶的起源与传播研究，就不仅仅是传统的考古学文化因素的源流问题了，更需要在考古学视角的统一引领和设计之下，更多地尝试不同的科技手段，从更多的角度加以证实，而这个过程，横岭类型作为目前最早普遍使用的曲折纹，在未来的几何印纹陶起源发展研究中的地位无可取代。
以上是对横岭遗址出土资料重要性的基本认识，下面就考古报告的内容发表些浅见。
首先，《从化横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以较为传统的方式，全面系统地报道了考古工作的收获。关于这一点，笔者以为要先从田野发掘说起。广州市所的同仁在城市考古田野发掘阶段，不仅要面临钢筋水泥、砖头瓦砾堆积的城区发掘，也有郊区沙质红壤土及风化岩的堆积，他们为了更好地把握灰坑、墓葬等遗迹的发掘，普遍采取了解剖一半的做法。而笔者所见同类例子，就是在横岭遗址发掘现场。这种做法最大的好处就是给自己可能出现的错误操作，留一些纠正、“后悔”的机会，横岭遗址的墓葬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方法发掘清理的，有效和得当的田野方法，使得考古队员们对墓葬的认识也更为清晰且更有把握。值得一提的是，至不久前，广州黄埔陂头岭考古发掘工地采用相同的方法，成功确认了战国至西汉早期墓葬的封土。
其次，说到《从化横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阅读的感受，有两点印象深刻。
其一是关于报告材料的全面客观。特别是文化层中遗物的全面介绍，使遗物资料更全面，同时还让发掘者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即墓葬中的陶器与文化层同期的陶器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别，从而作出了相关的推论：墓葬的陶器有一些可能为明器而非实用器皿。
其二为按发掘区之下的遗迹单位（含文化层）介绍遗迹和遗物，叙述完遗迹部分，紧接着就是遗物的介绍，这种体例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特别是方便了读者以出土遗迹为单位收集和认识器物的需求。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进行有关研究研读考古发掘报告时颇有感受。
在报告阅读过程当中，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些不足之处。
例如，遗址文化层部分的陶器与墓葬等的陶器描述之间的分类缺乏统一标准。再者，缺乏陶器尤其是印纹硬陶检测分析和科技考古的成果，测年数据也偏少，等等。我在与发掘领队及报告编写者强禄学弟谈及一些不足时，他表示包括陶器理化检测等在内的一系列工作都在进行中。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够看到相关的检测结果，为研究者提供更加完备更加系统的考古资料。
无论如何，从化横岭遗址从发现、发掘到报告出版，一个看似普通的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考古项目，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成果最终面世刊出，实属难能可贵，为其他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出版作出了表率。同时，特别是在目前广东地区进行早期岭南文化探研重大课题研究的背景下，《从化横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的出版在配合基建开展抢救性发掘工作中贯彻课题意识方面将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李岩
2024年6月20日于北京柳芳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