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一萍：人类在历史上画了多少饼呢？最终不都是一个很荒诞的结果吗？

文/朱又可   图/卢一萍 提供

1990年3月，高中没读完的四川大巴山青年卢一萍就到新疆当兵了，在一个高炮团服役。1993年9月，他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上了三年后又回到新疆军区，去帕米尔高原工作，2000年初从塔什库尔干县到南疆军区秘书处待了三个月，然后调到了新疆军区创作室，2012年底又调到原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任副主任，2016年退役。

从乡村到边关，最终又脱下军装回到故乡，卢一萍无所依凭，唯独凭借的是文学梦想给他插上的强劲翅膀。而他的文学梦开始于新疆，最后让他飞得愈来愈高远。

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长篇小说《白山》和《少水鱼》。

《白山》是卢一萍于2007年在新疆写作并完成的，十年后的2017年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卢一萍还没太大的名气，但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次写作，小说塑造了凌五斗这个失去了说谎能力的人物所面临的种种有趣遭遇，故事所带有的黑色幽默况味给文学界留下深刻的印象。该书出版后被《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十大中文长篇小说，也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虚构类好书。

最新的四十万字的《少水鱼》，是卢一萍1992年开始构思和写作于新疆的一部作品，最初叫《乡村诗篇》，但写到半途写不下去，三十年后，又捡起来，重起炉灶，终于漂亮地完成了。完成后，卢一萍长出一口气说，这部小说超越了《白山》。超越别人不易，超越自己也大不易。

《少水鱼》写了一个“出身于贫苦皇帝家庭”的所谓新唐皇帝的世纪故事。“那个故事其实我想过很久了。”卢一萍说，“把中国的整个帝王史梳理一遍，不少皇帝都出生于贫苦家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很多人都有一个帝王梦，这其实是很悲哀的。”

卢一萍的“少水鱼”意象要表达的是：地球是一个小小的水坑，人类就是那个水坑养育的万千生灵中的一种，当水干涸，所有生灵只能同归于尽。

朱又可：我读了《少水鱼》，感觉和《白山》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表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都有一种意象，“白山”的意象和“少水鱼”的意象。我想听你聊聊，你是怎么想起来要写这么一个“出身于贫苦皇帝家庭”的所谓新唐皇帝的故事的？

卢一萍：那个故事其实我想过很久了。你把中国的整个帝王史去梳理一遍，不少皇帝都出生于贫苦家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很多人都有一个帝王梦，这其实是很悲哀的。

大巴山在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属于中国中部的一列山脉，在每一个王朝的末期——当一个王朝崩溃的时候，都有很多皇亲贵胄往那个地方逃亡。北边是西安，再往东边走是洛阳，再往东边走是开封，南边有南京，往西南就是成都，在大巴山的两翼诞生过很多皇城。中国历史上有些王朝比较短暂，有些稍微长久一点，有两三百年的长久一些的王朝，但这个王朝在时间里面，或者说在人类历史里面，是一个很短暂的东西。我老家四川省南江县属于大巴山支脉米仓山南麓，它位置比较特殊，挨着陕西汉中的南郑，南郑跟南江叫“二南”。我老家比较偏僻、落后，有很多东西令人费解，比如那里有不少坟墓修得很豪华，按说在那样一个偏远的、经济从来就不发达的地方，一般人是无力修那么好的坟墓的。那种墓，有不少现在还保存得比较好。能够如此去修造坟墓，说明那个家族在某个时期是有一定实力的，这种实力来自何处？在那样的山区本身很难创造那样的财富，难以产生那样多的家族，造就那样一种辉煌的家族历史。还有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一直到1980年代，我们老家那个地方还有人曾经梦想“登基”。

朱又可：我看过一个资料，统计了中国有几百个农民“登基”的事情。

卢一萍：我老家“登基”的人就不少，有人是被报道了的，还有些是没有公开的，公开与不公开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潜意识里面，很多人都有个“帝王梦”，即使那个人是一个乞丐也有那样的梦想，因为他会找到一个对应点，那就是朱元璋：朱元璋作为一个乞丐能登基，我为什么不能当皇帝？再往前推，刘邦，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出身于市井、乡野式的人物，还创建了大汉。他也能从中找到一个对应的“楷模”。

由此可以看出，在历史里有无数潜伏的细节，它并没随着现代文明或者现代社会往前推进，所以，很多人一直到现在还有那样的想法。表面上看很荒诞，但它是有来由的。我们的戏剧、书籍、后来的影视，都在不断渲染。正史、稗史、野史也连篇累牍地弘扬，在农村，是通过各种传说、地方戏剧不断地强调帝王将相的价值观。人们会从中受到一种启发，这种启发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就成了他们灵魂深处、骨髓深处的东西。这种可怕的、荒诞的东西，就是小说《少水鱼》想要表达的。当然，我本身想要写的是，不管是我们个体的生命也好，一个王朝也罢，包括人类历史本身——把人类放在地球上，地球就是一个小小的水坑，人类就是那个水坑养育的万千生灵中的一种，如果水干涸，所有生灵只能同归于尽。如果我们把这个境况细化到个体或者局部，就会发现，其实人类有时候在那里面的所谓尔虞我诈、征战杀伐，不就是为了多喝一口污泥浊水吗？这一点，在这个视频化了的、通讯发达的地球村时代，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是人类的局限和人类本身的悲哀吧。反映这种局限和悲哀，正是《少水鱼》的主旨。

朱又可：这部小说你在新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了？怎么写了一部分后，又停了下来？

卢一萍：对，应该是1992年的时候就开始写了，当时叫《乡村诗篇》，因为受现代派或者先锋文学的影响，当时我的写作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人的青春期。写作也有青春期，写作的青春期就是对现有文学秩序进行反抗。那种反抗可能没有什么用处，就跟现在我儿子老是跟我对着干一样，我明白我肯定是正确的，但他还是要跟我对着干。但反抗本身对他的成长来说是有意义的，他的人生因此跟我不同，有了新的东西。

当时，我读了包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还有挪威作家汉姆森的《大地硕果》。我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写作者，之前几乎没有接受多少文学教育，后来接受了一点，也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北方乡土的那种——看多了之后就会觉得，这些作品写作的初衷过于明确，所运用的语言、结构和所要传达的东西，都有一种尽量乡土化的倾向，山药蛋派、柳青的作品、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都是这样，相比之下，孙犁的作品我更喜欢一点，但从本质上讲，乡土题材的小说都有点同质化的意味。所以看到马尔克斯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的小镇马孔多，福克纳的美国南方那个“邮票大小的地方”，还有汉姆森笔下的挪威山乡，就会惊叹他们所呈现的乡村面貌和描写的人物怎么会具有如此的现代感——并且是一种经典的现代感？他们的本意可能也是要写出他们的所谓乡土气息，但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却是如此令人震撼。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要写一个跟所有的乡土题材不太一样的作品——诗意的乡村。当时对诗意的认识比较肤浅，就叫《乡村诗篇》，也是雄心勃勃的，那里面已经具有了后来《少水鱼》的那种语调，以及气息、氛围，包括里面的大部分人物都是在那时诞生的，最重要的是有了一个所谓精神象征——“不死者”李宗羲和他肩上扛的神像，那个由神灵幻化而成的白鸟，写了大概十五万字之后，就放下了。一部分是在北京读书时就写了的，还有一部分是在乌鲁木齐南山花了一个寒假写的，然后停下来了。那十五万字也比较散乱，有些章节之间还没联结起来，就作为残稿放在了那里，一直到2022年，我把那个残稿又找出来——当年都是在稿纸上写的——开始重新写。

开始写《少水鱼》之前，我到我们老家去做过一次比较扎实的采风，把我们县的山山水水都走了一遍，写了近二十篇散文，对很多传说都进行了考察，包括在我们老家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做帝王梦的传说或被地方史记载过的一些真实事件。做帝王梦的人，还是有四五个，他们有行动，的确是建立了“王朝”，“登基”了，的确是把自己当皇帝了。县志有记载，红四方面军还曾经去剿灭过一个“皇帝”。

朱又可：你有没有见过那个“登基”的人住的所谓皇宫的遗址？

卢一萍：有，那个“登基”的地方就在一个山洞里面，在离我家不远的平岗。红军去攻打过这个皇帝，把他剿灭了。我去看过那个地方，红四方面军的史料里面也有记载。一直到1998年末，我们老家还有那种反动会道门组织，这些组织的终极目的都是要“登基”，有些是从白莲教、红灯教延续下来、分化出来的。

朱又可：那个“皇帝”是不是像一个村子的村长一样的？

卢一萍：有的还没有山区的村子大，可能就是几家人，是亲戚邻里，今天吃一顿饭，“起意”了，商量一下，说我想“登基”了，我要做“皇帝”。其他人就要个分封，他老婆就是皇后，兄弟姐妹都一一封官拜相，儿子就是皇子、王，女儿就是公主，舅家的当将军，邻居家的媳妇就成了嫔妃，如此等等。在《少水鱼》里我写了不少真实的细节，比如“新唐”的“开创者”李能“起事”之后，要当皇帝，当皇帝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皇袍，要有皇帝的穿戴、行头，因此，一开始最重要的不是去攻打县衙，而是先去把县川剧团给占领了，把戏装里面的龙袍、凤冠霞帔抢过来，把宰相及不同等级文武百官官员的戏装抢来。这本身就荒诞得很。当然，也会提前制造一个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预言，造一个假文物，比如宣扬谁家要出皇帝了，造点民间的舆论，一号召，就会有人跟随响应。

朱又可：当代有个真实的笑话，一个厅长退休后，寂寞得很，把他家各个房间都挂了牌子，像衙门一样，洗手间是卫生厅，厨房是粮食厅，子女的房间是教育厅，自己的书房是办公厅，这是真事。

卢一萍：我一个作家朋友写了一篇小说，写一个将军退休之后，每天家里要买什么菜，要干什么，都必须打报告，他必须要批示。打扫卫生，他会按官方的用语说爱国卫生运动，要栽一棵树，下面先要打个报告说搞植树造林，他批示之后，大家才能开始干。传统文化里面糟粕性的东西根深蒂固。我在老家的县里调查过，有些所谓“皇帝”其实就是占领了一个山头，有些是把一个山洞给占领了，就在里面开始“登基”了。

朱又可：做“地下皇帝”“山头皇帝”。

卢一萍：有一个笑话，有个“皇帝”被抓了，审讯的时候，问他：你觉得当皇帝什么好处？他说：好处很多，最明显的好处是，我耕田的时候，他们都会在田的两头各放一碗红烧肉，我耕过去吃块红烧肉，耕回来再吃一块红烧肉，那种生活谁能过上？那就是当皇帝的好处。他本身还是要耕田，还得干活，最大的不同就是“待遇”不一样了，耕田时两头都有红烧肉吃。

朱又可：你们县有四五件这样的“登基”的事情，发生的年代都比较近吗？

卢一萍：从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陆陆续续都发生过，没断过。当然，所有的“起事”里面，都有“登基称帝”的想法。把秦王朝推翻，是为了成为下一个秦始皇，都是这样的目的。我们那个地方，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太子李贤被贬到那儿了，在民间传说里，上官婉儿跟李贤感情很好，曾经从长安到巴州去探望李贤。长安到巴州，中间虽隔着秦岭和大巴山，但距离不算远，从巴州出米仓道，过汉中，再过褒斜道或傥骆道、子午道，就到长安了，所以巴州也是皇亲贵胄的流放地。《少水鱼》里李宗羲的父亲李能就说自己是李贤和上官婉儿之后，在民间传说里，上官婉儿走到木门关（那个地方之前属于南江）时，听说李贤已被武则天派人杀掉了，她就写了一首悼亡的诗：“米仓青青米仓碧,残阳如诉亦如泣。瓜藤绵瓞瓜潮落,不似从前在芳时。”写完后就返回了。即使不去追究真实的历史细节，就是在传说的层面，他们俩也没有见过面，更不可能留下后人。但是后来却发生了一件真实的事，就是有人冒充李贤之后，举行了一次起义，一直打到汉中，朝廷才知道，才派兵镇压了。

朱又可：所以，你写这个自称是太子李贤之后的李能，是有人物原型的。

卢一萍：对，他是有原型的，但是我把它放在清末民初的一百年间了，一八二几年到一九二几年，这刚好是晚清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变的时代。它对人们观念的冲击，以及它本身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它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世纪。因为人类的文明已经走到19世纪了，任何试图去抵挡的企图都不可能实现了，也是无力的，其实当时清王朝里也有不少人在寻求变革，而变革的过程同样是非常剧烈的。

李能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从大巴山起事的，然后打到汉中，就被剿灭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信息不太灵通，另外也说明它的规模肯定不会太大。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很多都是想着去攻占西安、洛阳、开封、北京那些皇城，然后在那里登基称帝，那是他们的目的。在《少水鱼》这个故事中，起事之后，主人公却一直往南，顺着长江那条线，一直到了东海、南海，流浪到了海上。正规的历史里面也很少写，我看过很多地方的史料，其实太平天国的残部，不少人无路可逃，就漂泊到海上去了，有些到了南洋，甚至到了美洲。因此，我写的新唐王国曾建立于海上小岛，其实就是参照了清朝一个大海盗的故事，那个海盗曾经聚了数万人，打败过英国的战舰，他们的船都是从西方购买的很先进的战舰，有数百艘之多，所以这也是有历史原型的，并不是胡编乱造。

朱又可：所以你的这个小说的主要人物李宗羲，借用的不只是一个原型，而是好多原型组合成了小说的这个人物。

卢一萍：对。虽说有时小说凭想象可以完成，但有些细节或者有些故事，还是应该在历史中或者现实中找到一个对应的点，那样你写下之后心里才会踏实，不然的话，完全凭想象，就没有那种踏实感。

朱又可：所以我读你这本书的时候，能感到包括有些时间都写得很确切，哪一年的哪些地点、路线，知道是虚构的，但是给人感觉好像它是放在一个确切的历史的节点上，在历史背景上去展开的。

卢一萍：我为什么在小说里面老是要强调一种现实的对应点呢？那是因为小说比较微妙的一点就是，它虽然是虚构的艺术，但绝对比我们的现实更加真实。我觉得一个小说家只有做到这一点，他的作品才能更加震撼人心。

朱又可：你写李宗羲，说他曾经是石达开的部下。

卢一萍：我看了太平天国的很多史料，他们起事的开头，也就是一个很小的想法，也没说要去创建一个天朝，更没想到会去攻打南京，还有什么东征北伐，当然，也可能没想到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死伤数千万人，并且攻打的都是中国当时富庶的地区。它从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导致清朝的衰败，对中国历史本身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朱又可：你写的李宗羲又从海上沿着长江一路往回逃亡，最后回到了他“父皇”出发的大巴山区。

卢一萍：主要就是想在小说中表现命运和事物的轮回，折腾一百年，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其实很多王朝最后都是回到了起点，不断地轮回，唐宋元明清依次下来，不管是庞大的王朝还是小一些的王朝，有些两三百年，有些几十年，袁世凯称帝只有八十三天。这种结局跟个人命运是一样的。很多人，虽然生活在当代，但他的意识还留在过去。

朱又可：李宗羲回到大巴山后，和川北的地方军阀遭遇了。

卢一萍：因为四川在20世纪初的确产生了很多军阀，很多军阀在那时都比较有影响，从某种角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史，不管刘湘、刘文辉也好，杨森、田颂尧、邓锡侯、刘存厚也罢，都影响过四川的历史进程。

我们老家大巴山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遍种鸦片。为什么种鸦片？因为有那么多军阀要养军队，要去打仗，必须要有军费。仅在刘湘、刘文辉争霸四川的二十余年中，就发动大小战争四百七十余次，老百姓都被搜刮干净了，四川各军防区内所预征的田赋竟达四五十年。为筹措巨饷，各路军阀便强迫农民大种鸦片。包括四川保路运动，在小说中也有所涉及。所以，我写这个征战了上百年的新唐王朝，它无论流徙何处，都不可能建立一个“理想国”，还是要面对另一个新的时代的冲击。四川军阀发动的那么多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是无穷叠加的，各种力量拉锯争夺、搜刮盘剥、轮番蹂躏，青壮年几乎被军阀拉了夫，抓了丁。

朱又可：你写李宗羲杀掉了二十一个外国人，这也有一些历史资料吗？

卢一萍：对。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就更多了，从义和团开始杀洋人，在西南地区也有，主要是杀了一些传教士，四川、云南、贵州当时都有这样的人被杀。义和团只是一个历史的缩影而已。

朱又可：这个“新唐皇帝”李宗羲从一两百人发展到最顶峰时候的十万之众，最后又只有两三百人了，像是一个小村庄的规模，感觉他们也不再想惹什么事，就是想苟活，能够残存就可以了。

卢一萍：他其实也不是不想继续征战，但的确没有能力了，几十年、上百年征战下来，就剩下一百多个老弱病残。李宗羲休养生息多年，也就繁衍到两三百人的规模，读者都应该能看得很清楚，即使只有两三百人，但李宗羲的帝王梦一直是按那种王朝的方式在做着、实行着，跟之前没有任何的差别，他所享受的待遇其实是没有什么改变的。无论是一个王朝衰亡的时候，还是因各种原因起义失败的时候，做帝王梦的人，永远是那个样子。比如李自成虽然逃到了商洛山或遁入了大巴山里面，即使成为一个败寇的时候，他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皇帝在看待。当然，很多皇帝的做派，他们可能都是从传统戏曲里面学的，真正的帝王生涯的那些细节，他们怎么知道？其实是很盲目的。

朱又可：你书中写的孟金榜，是个有点文化的人，因为想自立为皇帝，似乎最后不受李宗羲的信任了。

卢一萍：他是一个想获得功名但科举不第的乡村读书人，到新唐后，李宗羲给他赐了个状元。而“皇帝”李宗羲本身也中过举。孟金榜的确也做过帝王梦，但他想另立山头，主要是想博得他爱的女人云珠的爱。但是他的想法迅速就被这个女人灭掉了，他也就只是想想而已。

在《少水鱼》里，男人反而有时是比较弱势的群体，女人都比较强大，都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其实正是中国古代女人的本来面目。《诗经》里面就有很多情爱的表达，很直接、很大胆，《诗经》可能处于我们历史的青少年时代。这种直接的、鲜活的东西在中国的民间，不是我们从教科书里面能感觉到的。所谓封建的东西对中国妇女怎么压制，如果看民歌、传说以及乡野故事，它其实是另一幅面目，比较狂野、比较自由，没有那么多束缚，甚至比我们现代人更加真实或直接。听听我们老家有些民歌，你就可以清楚这一点，所以我写这些女性的时候，还是受这样的影响，并没有受历史教科书的规范，而是遵从乡野民间那种情爱的表达。我这样写，也是想回到我们作为“人”对待情感的那种本真的状态。我给你举个我们米仓山民歌的例子，有一首叫《偷人歌》：“小表嫂啊小表嫂，再不偷人就老了，你多多少少偷两个，死了好过奈何桥。”那算里面很文雅的了。你可以看出来，大都是女的在唱，也有男的唱，你就知道那种民歌之所以能流传下来，肯定是因为有很多听众在听，才会有人去唱，并且一直流传到现在，这首歌还活着。你可以从这一点窥探到历代王朝的民间生活是什么状态，他们的思想意识又是怎样的，它比历史更加鲜活、更加真实、更加有力量。

朱又可：你写的女性都挺可爱的。

卢一萍：但是我现在看，有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倾向，都写得很美，但男作家对待女性可能都会那样。

朱又可：有人说，李宗羲做了百年“帝王梦”，最后变成带领这两三百人企图寻找“桃花源”，我也有这么一点感觉，但肯定不是这样的。

卢一萍：之所以从《少水鱼》中容易读出你所说的“桃花源”的印象，是因为书中新唐子民停留的乐坝和几水那个地方，像一个桃花源。它在森林里面，又有几水那条河流，大家开辟出一小片天地，与世隔绝。其实他们不是要寻找“桃花源”，李宗羲之所以死不了，就是因为他的帝王梦还没有实现，哪天真正实现了帝王梦，他就一命呜呼了。他最后带着他的子民走的那条路，其实还是要去做一个帝王梦，还是要去建立一个新唐王国。但是如果里面有个镜像的话，我们从镜子里可以看到失败的结局。但他看不到，他这个梦已经很难实现，这就突出了他悲剧的一面。他的结局肯定是一个悲剧。他肯定还是不死心，即使在乐坝那个地方暂时安顿下来，你可以看到他享受的还是帝王般的生活，虽然只有两三百人在供养他，但是他的特权，在两三百人里面还是至高无上、君临天下的，所有人都还是他的子民，那些人也心甘情愿认同那个秩序。虽然有那么多人死亡，一路征战下来只剩下那么一点人，但他们高度认同李宗羲对他们的统治。他们其实没怎么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就无限地忠诚于他，觉得这个李宗羲天生就是他们的君主。有评论在解读说是寻找桃花源，显然不是，就是暂时安顿，苟活的目的也是为了壮大起来，继续去实现所谓帝王梦。李宗羲也有一些手段，他给他的很多臣民封侯封王，但是那些东西都是虚幻的，是画饼，人类在历史上画了多少饼呢？最终不都是一个很荒诞的结果吗？

朱又可：在这部小说中你用亡灵叙事，我觉得你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形式，形式就是内容。

卢一萍：对，它就相当于今天晚上我作为一个听众，在听一帮亡灵跟我说他们的过往。最可笑的是那个李宗羲，一直到最后，他也没有说出他的王国已经失败了，他只是说他们去寻找新的地方。有两种可能，一是那些亡灵觉得自己都还活着，当然也有一种象征的意味，作为亡灵还认为当年的帝王梦的追求是正确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反思。之所以用亡灵的视角，是因为我觉得那样表达更自由一点，摆脱了很多制约。不然的话，从本质上讲，那还是一帮流民，按他们的叙述方式、说话方式、语言方式，还是一种乡土叙事，我不想把它弄成那样一种样态。所以，就用了亡灵的视角，这增加了文本的弹性和语言的张力，或者说是内容的张力，也给我的表达提供了一种方便。

朱又可：你写作《白山》是什么时间？那时离开新疆了吗？

卢一萍：《白山》是2007年开始写，2017年出版的。写的时候还没有离开新疆。写完这个小说后，当时也没什么名气，当然也因为题材的原因，书一时出版不了，所以又把它拆成了多篇中短篇小说，在多个杂志上分别发表了。小说里的内容几乎都发出来了。我有时候想，每个小说都有每个小说的命运。当然这也给我一个启示，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把作品写出来，至于写完之后它是什么命运，有时候你也把控不了。《白山》最终还是出版了，虽然有很多挫折。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第一版以后，虽然没能再印，但是它获得了一定的影响。《白山》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写作。

朱又可：《白山》和《少水鱼》一样，都带着反讽的色彩。

卢一萍：是的，还有黑色幽默的元素。包括2018年出版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绝代佳人》，那三部作品应该在写作上都有一样的追求，只是一部比一部更广阔一点。《我的绝代佳人》是1999年在新疆写的，放了二十年后才出版。

写作有时候也是种兴趣，你按兴趣写就行了，不要管能不能出来。

朱又可：接下来你还打算沿着这个方向写作吗？

卢一萍：可能会做些改变，最早的还有一部长篇叫《激情王国》，这四部长篇小说，是我的“新寓言”四部曲，是我阶段性的写作任务。《少水鱼》写完，就打算画一个句号了。

我其实一直在体验和理解现实，有很多体验，还没有写到小说里面去，下一步我想做这方面的尝试，给自己降低一点难度——也可能难度更高。

朱又可：你的这种黑色幽默风格是怎么形成的？

卢一萍：我们交往那么多年，其实你也了解我，我不是一个幽默的人，也不是一个风趣的人，在作品里也没有刻意追求什么，就是把一个主题确定之后，它自然就会形成那样一种文体，那样一种形式——或者说风格。因为这是你所体验到的一种现实在你身上的反映，那个反映就像疾病一样，不是你自己想要的，但是这个疾病就在你身上产生了，你就得把你所感受到的这个疾病带给你的痛苦也好、迷醉也好，反映出来。大概就是那样一种感觉吧。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白山》里，当我要塑造凌五斗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这是一个失去了说谎能力的人，我开头就想，一个没有说谎能力的人，在他的人生中所遭遇的那些东西，想想就很有意思。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不会说谎，那就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何况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环境里。你不会说谎，问题就很大。那么你要去写这样一个人物，写出来的东西自然就带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写到大概三分之一时，一个机构要把他打造成一个先进典型的时候，他要到世界屋脊去。他一过了海拔4700米的高度，就恢复了说谎能力，这种恢复也带着很多荒诞的东西，当一个不会说谎的人突然又会说谎了，并且产生了很多特异的功能——非常人所能达到的功能，他跟现实保持着又是妥协又是有距离的关系。最后当他被塑造成一个重大典型的时候，他要从高海拔地区下来做报告，当海拔降到4700米以下之后，他又失去了说谎的能力，氧气充足了就不行了。他本来是要去吹捧自己的，跟很多人报告自己在高海拔地区的所谓先进事迹的时候，他说的其实都是真话，没有按写好的稿子来，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很多方面为了自身的利益，去找一个替身替他把这件事完成。这个故事本身就是黑色幽默的。在《少水鱼》里，黑色幽默就是另一种，虽然我很庄严地写了李宗羲为了实现自己荒诞的帝王梦所经历的一切，但是这样一个人物的经历本身就是带着黑色幽默的。包括那些人对李宗羲的无限忠诚，包括他们对这个皇帝封赐给他们的那些爵位，都深信不疑，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那个孟状元对自己没有被封侯还耿耿于怀，他一生的追求是成为状元，李宗羲说一句话，他就是新唐状元了，他也信，还很高兴，很自豪。

朱又可：你是从四川当兵直接到新疆的吧？

卢一萍：我是1990年3月高中没读完就当兵了，在一个高炮团服役，1993年9月，我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上了三年，回到新疆军区，去了帕米尔高原工作，2000年初到南疆军区秘书处待了三个月，然后调到了乌鲁木齐，进了新疆军区创作室。2012年底又调到原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2016年退役，退役以后天地就开阔了，之前写的作品都陆续出版了。

——本文选自《新晨》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