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三联的交集始于一次零工。2016年上半年，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交换学习，同学给我介绍一个活儿，说是给一位国内来的记者当两天随同翻译。我听说这位记者来自《三联生活周刊》，来俄罗斯的契机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圣彼得堡是她中间停靠的一站。在那之前我根本没有完整地读过《三联生活周刊》，但同学说感觉这个活儿更适合我，我是学文学的，又喜欢满大街溜达，在自己公众号上写一些彼得堡文学游记。我心想多挣几百美金零花钱，哪怕给下次逛旧货市场挣点经费也行，就接了下来。![]()
在圣彼得堡的随拍（作者 摄）那期选题由主笔蒲实撰写。我不是个太称职的陪同翻译，没有帮蒲实找到很合适的采访对象，日程因此空出一块。我们临时起意去找肖斯塔科维奇的故居。那座房子就在火车站附近的大街上，墙上挂着“肖斯塔科维奇曾在此居住”的铭牌，显示里面有一座肖斯塔科维奇故居博物馆，网上的点评却说不一定对外开放。我们从游客如织的街道上，跟着楼里的居民蹭进楼道。那里还保留着20世纪初的楼道格局，楼梯绕着铁栅栏门电梯旋转而上。木制单元门在身后一关，楼道里只剩下我们自己脚步的回响，光线都像蒙上淡淡的灰尘。我们不敢快步走路，也不敢大声说话，似乎发出一点声音都会惊动上世纪的亡魂。肖斯塔科维奇的故居在顶楼左手边那一间，我们几乎是踮着脚尖爬上去，不知哪里传来隐约的钢琴声。爬到门口，只见一张告示端端正正贴在门上，“这里不是！（加重加粗）肖斯塔科维奇的公寓”。与此同时，我们的脚步似乎惊动了门内的居民，有人朝门口走来，脚步带着怒气。我们连电梯也没等，径直沿着楼梯跑下楼。直到回到大街上才长出一口气。六年后我正式入职三联的时候，蒲实把她过去横贯欧亚的稿件出成了一本合集，里面包括那次我和她合写的一篇《圣彼得堡：一座双重人格城市的文学记忆》。和蒲实说起最初这段相遇，她还记得我们曾经“寻肖氏不遇”。那次零工之后，我开始到三联实习。毕业的时候，我有过留下来工作的机会，但是我做了一个很中规中矩的决定，去当公务员。那个时候，公务员这份工作看起来像一条笔直的大道，直通很多人生必备品——稳定、体面、爹妈的安心、适当的闲暇、旁人的羡慕。跟编辑部告别的时候，我心里有点愧疚。那种愧疚不知道是对编辑部，还是对自己的，我对副主编曾焱老师说，我还会回来的。
结果我真的走了回头路。那份工作干满五年后，我发现公务员这条路至少不适合我，它的未知太少而定律太多，疑虑繁多又无从解决——尽管他们告诉我，也不需要解决。我想要找一个能不断出现新目的地，不断找到小径的地方。于是在考公热潮兴起的时候，我找曾老师吃了顿饭，“你们还需要我吗？”，她说“回来吧”，我就这么回到了编辑部。
真正入职三联，我才发现写文化选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文化报道经常不具备那么可丁可卯的“现场”。在出发时，手里往往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或者模糊的感觉，直到踏上旅途，也不知道究竟能找到什么，“寻而不遇”是常见的事情。那种未知很多时候带来焦虑，但也给人自由。没有什么是必定会找到的，也意味着你会找到完全意料之外的东西。![]()
我第一次得到做历史地理的机会是在2023年3月，那一期写的是“海岛社会”。我出发前研究了过去同事们做的几期历史地理专题，比如苏轼地理或者三国地理，这些题目都自带读者熟悉的“语境”。而海岛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要说读者，我们自己都很难说出个大概来。出发前只有三天时间准备。副主编曾焱老师也很紧张，一直督促着我多找学者沟通，也要找当地的文史研究者，确保实地踏访中也有靠谱的领路人。最后我七弯八拐地找到了一位在洞头当地文史馆工作多年的柯旭东老师，他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几乎走遍了洞头诸岛的所有文物保护点。那是一次遍寻不遇的踏访。那三天，我们在海岛上爬了三天野山。乘车、坐船，爬没有路的山，偶尔穿过公墓的便道去往后山。有时候直到走到山脚下问路，村民也没听说过我们找的地方。浙东的海是我没见过的类型，河流入海带来泥沙，沉积在大陆架上，星罗棋布的岛屿之间留出狭窄的通道，海面看起来甚至不及湖面开阔。海岛的历史与漂泊的船只一样，零星落在一岛、一湾之上，文物或是考证不确，或是没受过精心保护，显得不是那么“珍贵”，在这种情况下，究竟能看到什么，什么值得看，又有多少可以写，我心里不停地打鼓。遗忘的痕迹是震撼的。我们花了极大的力气去找鹿西岛的烽火台。柯旭东在三四年前带人来过，他说那一次提前跟村里的文保员打了招呼“开了路”，这次不知道还能不能上去。走到山顶，我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野草渐渐高过头顶，及至山顶，几乎全是浑身尖刺的树木，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爬上鹿西岛的尽头，站在峭壁的顶端，探头往下看是近乎垂直的岩壁，涨潮的海浪哗哗地拍着岩石。身后是密密匝匝的树丛，丝毫不见人造物的影子。柯老师有点着急，也怕我们白跑一趟，弓着背在扎人的树丛里翻找，奋力地想拨开那些盘根错节的枝干和根系。最后，我们透过几株大树的树根望见了一些似乎是人工堆叠的乱石，走进去已经不可能了，甚至外部轮廓都难以判断。我们无法近前，在远处努力辨认他指认的痕迹，这里的乱石是坍塌的石壁，那里一团黑色是生过火的痕迹。![]()
采访途中（摄影：张雷）其实我根本看不清烽火台遗存是什么样子，也不大敢确信，这里的历史是否真如柯旭东所说可以追溯到宋朝，最迟到明朝还有人驻守。他突然对我讲到一件事，他曾在这里摘到过一种奇特的药草，他在岛上生活几十年，从没见过那种草。后来查了查，发现是能够止血的药草，原生地区应当是中国西南省份。柯旭东非常确信地说，一定是当时驻守的士兵特地种在这里的，遥想当年长夜漫漫，一两个士兵在无边无际的海浪声里孤寂地守卫，十天半个月才有人运送一趟补给物资。他们一定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包括种植药草以备不时之需。下山的路上，我们都没有多话。我心里有失落也有疑惑，还有些疲惫和寒冷，在这些岛上，历史只能留下很浅的痕迹，我或许真的没什么“可写的”。那天的行程结束在另一座山头上。风很冷，吹得我脑袋疼。我其实已经没有太大踏访的兴趣，拖着脚步慢慢走。日落前的最后一刻，我们走到了文物保护碑前面，柯旭东正指着保护碑给我看，突然蹲了下去叫我看一丛野草，这就是他说的那种疗伤的草。他不大熟练地在手机上查找图片，网络不好，图片也不清晰。但是那一刻我真的愿意相信，那丛野草真的是某种历史的信使。![]()
本文作者肖楚舟和文史研究者柯旭东（摄影：张雷）那篇文章最后叫《寻找玉环厅》，因为我走了五天，最后很难说清自己到底找到了什么。药草的细节也没有写，因为那顶多算一个有趣的传说。虽然稿子本身得到了肯定，我也算是写出了自己踏访的过程，心里还是怀疑的。如果我们提出问题，却没有给出完美的答案，读者究竟能不能获得什么？这种找不着什么，无法给读者交代，也无法给自己交代的焦虑感，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写李白地理的时候，我去的是李白酒隐十年的湖北安陆，是诗仙行踪里面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地方。白兆山上建起了气势恢宏的纪念馆，正对着开阔的江汉平原。安陆李白纪念馆的王清老师领着我们在景区里转了转，最后告诉我们，他们考证认为，李白和妻子隐居的地方都应当在山背后。那里过去有一座白兆寺，已经拆了，只剩下一座很破的亭子，和一方浅浅的池子。要抵达山坳里的白兆寺遗址和绀珠泉，需要穿过一大片被承包出去的果园，走一段越野车开起来都有点吃力的土路，我们走错了一次，王清打电话给果园老板，说了几句好话才得以进入。到达山脚下，王清指着一方很浅的方形池子说这里就是绀珠泉，传说是李白取水的地方。池子显然是人工砌成的，砖块齐齐整整，甚至看得出水泥的痕迹，怎么看也不像是古物，至于李白取水，也只是后人诗词里的演绎。我低头静静看着，不知该作何反应，王清突然在池子边用力地跺起脚来，十几秒过后，池底涌起一串泡泡，六十多岁的王清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小学的时候，经常到这里这么玩”。我也跟着跺起脚，摄影师黄宇也跑来加入，三个人就站在那方荒废的小水池旁边跺了半天。不谈李白，不讲古文，一看见泡泡就高兴。跺累了脚，王清站在旁边，叫我抬头看两旁倾斜的山势，和前山相比，这里的视野不够开阔，两侧斜抱的山岩呈现掎角之势，离得很近，李白写的“对岭人共语，饮潭猿相连”，应该只能发生在这里，而不是开阔的前山。“两岑抱东壑，一嶂横西天”，月亮升起不久就会被山壁遮住，这片看不清的风景，才是李白所见的风景。那一期主文其实写得很艰难，我们提出“中国人的精神山水坐标”的概念，李白一生游历四方，他的吟游传唱下来，构成中国人千百年来对中国主要地理坐标的认知底色。但要把这个概念讲清楚，讲成立很难。最后我们挑了一组李白诗歌中的地理意象，其中许多是已经没有实物存在的，却被后人反复提起。它们都像“绀珠泉”：时移世易，物质存在难免变迁，人们体会和看待它们的方式，反而可能变成难以动摇的遗存。茫然无措地上路的次数多了，渐渐地也就学会了一件事，不知通往何处的路，你只要走上去，总能找到点什么。打开全部感官，把接收到的讯息如实传达，也是记录的意义。
我这种游荡式的写作在写“南方”那一期得到彻底的释放。那一次我写的是湖南作家彭剑斌。他在湖南乡村长大，大学毕业后在贵州做了好几年业务员，主要是卖灯泡。他一边跑业务，一边在出租屋和旅馆里写小说，就这么写了好几本集子出来。我出发的时候，正好碰到他准备带着妻子和孩子重返贵州，走一走那些他当业务员时候经过的地方。我去之前准备了接近二十个问题，四五天过去，采访提纲一直捏在手里没有用。那种一招一式、一板一眼的问答，似乎和一个人顺着回忆和想象唤醒自我的旅途格格不入。我跟着彭剑斌自驾了接近一个星期。他很照顾我，知道要领我去一些对他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比如在遵义市中心的大马路边上停下，走到路中间的绿化带，扒着灌木让我看对面已经废弃的旧客运站。那个车站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春天堡，曾经出现在他的小说里。或者带我去看他在都匀住过的家庭旅馆，老板娘不记得他了，他还记得自己当年住过的房间。![]()
在贵州采访彭剑斌的随拍（作者 摄）
走到都匀的时候，彭剑斌发的朋友圈引来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胡成贵。我们在贵阳的一家酸汤牛肉店里见到胡成贵。胡成贵做女装批发，刚刚跑业务回来——和多年前的彭剑斌形成有趣的对照组。他不仅带来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还有丈母娘和老婆的姑姑——两个沉默、礼貌又丝毫不打算融入饭局的长辈。一大桌子人，除了彭剑斌和胡成贵，谁也不认识谁，就默默地大口吃牛肉火锅。那顿饭非常有趣。我作为半个陌生人夹在饭桌上，看着彭剑斌似乎和老同学聊得火热，又偶尔陷入沉默，好像他也站在了自己过去人生的门槛之外。饭局结束，胡成贵坚持要开车送我们回宾馆。我站在店门口看他们东拉西扯地站了很久。热络地说着将来一定要多走动的客气话，又好像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生活已经截然不同。摄影师想拍一张他们坐在车里的照片，胡成贵打开车里的灯，两个中年男人坐在车里久久地，小声聊着闲话。彭剑斌很难跟胡成贵真正谈论他关心的文学话题，也很难再对一个小商人的生活有切实的体会，但是他们好像都相互配合地，短暂地沉浸在对方的生活里。那是一个非常人造、又非常真实的瞬间。我站在路边帮他们拎着刚才饭桌上没喝完的饮料和啤酒，塑料袋勒得我的手指充血，却不忍心打断他们。贵阳黄金路，彭剑斌跑业务时候租住的地方，临近客车站和批发市场（摄影：蔡小川）
我一路跟着彭剑斌回到他的现居地长沙。他在长沙已经有一间很漂亮的屋子，在出版社工作，当一本文学杂志的编辑，有一个稳定幸福的小家庭。但他觉得为了写小说，他必须在单位附近的城中村租一间独立的小屋子。最后一天，我们坐着他小小的车陪他租房子。我们走了几条街，看了好几间屋子，最后看他租下一间半地下室，正对着村子后头未开发的荒地，一小块菜地是房东自己种的，里面的辣椒茄子可以采了来吃。小屋只有一间窗，走深一点就要开灯。房东给他介绍，隔壁住着一个和媳妇不和的老头子，再过去一间住着附近工地的工人。他对这样鱼龙混杂的环境很满意，给老板娘转了定金。转账的时候，他兴冲冲地给我展示，老板娘的微信名由一连串五花八门的符号和吉利话组成，里有个“财神保佑”，很接地气。彭剑斌租到了自己满意的房子，我不知道他能否在那里写出满意的小说。临走前，彭剑斌请我们去他办公室坐坐。他从抽屉里摸出独立出版的小说集，送给我和摄影师蔡小川，用漂亮的字体写了寄语。一周的同路关系，我们没有期待这样深重的情谊，都坐在沙发上不知用什么语言来道谢。后来我想，那或许是因为陌生人的同路，也让他借别人的眼睛重新探视自己。回来以后，这篇稿子被李大人形容为“公路片”，路上的风景写得很多，却没有一个有力的结局。因为我没忍心戳破一个事实——即便租下那间房子，他或许也找不回那个漂泊在路上的渺小业务员了。我承认自己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境界，那或许是我下次上路要学会的事情。跟社会报道不同，文化报道的主题通常不是那么具体明晰，需要我们去捕捉，就像你伸手去感受风的方向，然后合拢十指，告诉你身边的人今天的风是什么形状和气味，来自什么地方。我觉得自己常常走在没有痕迹的路上。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也不知道要走多远。出发的时候常有惶惑不安，未曾准备周全的时候，那也意味着我必须寻求本能的帮助，用全部感官去收集真正的第一手资料。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写到走夜路的事情。他住在森林里，也需要去附近的村庄采买。周围的黑暗已经那么浓郁，仿佛能用刀子一块块切下来。他喜欢走夜路，人在那样的路上只能靠感官辨别路的存在，“来到一些没有公路的地方，也只能用我的脚来探摸着我踩踏出来的路，时而我用手去摸几棵熟悉的树，这样纠正航线，比如，从两棵松树之间穿过，其间的距离不过18英寸。”梭罗把那种摸索写得神妙非凡，几乎把迷路形容为一种灵魂开悟的过程，“在林中你只要闭上双眼，转一下身，你就马上迷了路——那时，我们才发现大自然是多么宽广无限而又奇异非常。”![]()
《宇宙探索编辑部》剧照直到我走了很多没有方向的路，才真的理解梭罗的感慨。“难道只有到了我们迷路，换言之，只有到了我们失去了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才开始发现我们自己吗？才能认清我们的处境吗？以及才认识到与我们有着无穷无尽的种种关联的事物吗！”没有坐标的前进，反而要求你自主地建立起事物间的关联，穷尽一切感官的能力，最终指向真正的发现。我到周刊的时间不算长，也可能因为年轻，常常得到一些五花八门的题材。我写过关于遥远过去的主题，比如李白地理、海岛社会、古埃及。也写值得纪念的人物，比如米兰·昆德拉和基辛格。也写许多当下年轻人关心、正在发生的文化话题，比如竖屏短剧、社交降级、泰勒·斯威夫特效应、互联网中的县城想象、年轻人的合唱团文化。有时候我找到采访对象，对方都很吃惊，“你们怎么想起来写这个？”我听到这个问题常常雀跃，这意味着还没有人发现这个有趣的小角落，这又是一段只有星光的夜路。但为什么要写，这个问题常常要等到我写完稿子才能解答。最近和新来的同事交流，他们也对我讲出发前的焦虑。我发现自己也能坚定地说，去了就知道了，总会有让你想写的东西。在万事皆可虚拟的时代，真正以肉身获得的经验如此珍贵。有一个地方让我持续而任性地不断出发，这是幸运。很多时候，那种“该上路”的冲动在前头领着，我只是在后头跟着，埋头走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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