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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美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举行峰会并确立“戴维营原则”，标志美日韩在构建三边合作机制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年多来，美日韩以领导人会晤和部长级常设性会晤机制为支撑，防务领域为核心，技术、经贸、金融领域为重点，大力推进合作机制化、常设化与全面化。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导致东北亚阵营对抗加剧，中日韩三国整合动力削弱，半岛安全风险上升，解决台湾问题面临更复杂环境。但同时亦应看到，美日韩三边亦面临难以克服的局限，三边关系升级仍有限度。（一）以应对朝鲜威胁之名深化防务合作。防务合作是美日韩合作的核心领域，而应对朝鲜核导问题是三方推进防务合作的重要理由。自“戴维营峰会”后，美日韩防务合作快速推进，迄今已进行了三次联合导弹防御演习、三次海上行动演习、三次空中演习，以及一次多域联合演习和一次海警联演[1]。尤其是美日韩首次举行的代号“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标志着美军提出的“多域战”概念开始付诸实践，未来将不限于美日韩三边多兵种联合演习，或将包括与北约盟国之间的跨域联合演习。在弹道导弹防御方面，2023年底美日韩启动实时导弹预警系统，以监测朝鲜的导弹发射行动。今年4月，美韩签署加强网络安保合作文件，商讨组建美日韩版“三眼联盟”。7月，美日韩防长会议签署所谓“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以保障朝鲜半岛和“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之名加紧军事协调步伐。此外，美日韩还在外长、防长和参谋长等双多边会议上，提及并谴责朝鲜试射导弹近十次。（二）针对中国开展技术、经贸与财政领域合作。美日韩以“中国正在进行经济胁迫”为由开展三边经济技术合作。今年4月，美日韩启动“颠覆性技术保护网络”（the Disruptive Technology Protection Network），该合作框架旨在扩大三国信息共享和在网络方面的执法实践。同月，三国举行“第一次创新技术保护网络高级会议”，商定要防止半导体、人工智能和生物等高新技术外泄，保障出口限制措施到位。今年6月，美日韩举行商务和产业部长会议，确认加强三国的经济安全和韧性。此外，美日韩合作还拓展至金融领域。今年4月，美日韩举行财长会议，对日韩外汇市场形势进行“密切磋商”。（三）干涉台湾和南海问题。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美日韩协调立场，联合对华发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今年1月，美日韩在“印太对话”中发表声明，对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及行为表达“关切”，称将继续根据国际法开展三边海上安全和执法合作。同时，美日韩重申“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在今年5月的美日韩外长会议、6月和7月的美日韩防长会议上，三国均发表声明“关切”台海和南海问题，对华进行抹黑攻击。（一）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尹锡悦政府颠覆性重拾对朝围堵政策，将强化美日韩安全合作作为应对朝核问题的主要途径。自“戴维营峰会”以来，其与美日已开展十余场海陆空联演，不断与朝“顶牛”并相互刺激，将朝鲜核导问题彻底激化。同期，朝鲜也逐步解除各类导弹试验限制，为进一步刺激韩国，甚至启动了过去冻结的开城工业园区。过去一年间，美日韩强化遏制与朝鲜强硬回应反复出现，使地区局势愈发偏离“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之正途。（二）推升亚太地区“集团对抗”态势。其一，加剧东北亚阵营对抗。一方面，为应对美日韩三边合作冲击，朝鲜采取与韩国相似路线，从外围撬动并威慑美日韩，高调开展朝俄紧密合作，今年6月同俄罗斯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协定》全面升级双边关系[2]，以此反制美日韩的战略遏制。另一方面，在美国怂恿、日韩有意配合下，各式冷战式的“阵营”被加固，美日韩不仅推动北约成员国过航台湾海峡、构建“美日韩+”等小多边机制，还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国拉动菲律宾等国家选边站队，突出排华和阵营对抗倾向；其二，三国军事联演不断向实战式升级，将助推日韩强军扩武步伐，打破地区军力平衡，刺激军备竞赛。同时，还将促使美方强化“延伸核威慑”，增强在日韩的战略核资产部署。目前美韩、美日均有意实现“核共享”，若得以落实，将成为有核国与无核国在核作战领域合作的先例。美若以此为范本与其他无核国开展类似合作，将会严重破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进而增加核扩散风险。（三）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更加恶化。其一，美日韩合作加深意味着中美竞争间的“中间地带”进一步缩小。在此情形下，中国与朝俄尚未开展同等水平的安全协作，因此短期内可运用的外部实力资源相较美国居于劣势。这将限制中国对美博弈及周边战略布局；其二，美日韩三边合作范围正延伸至台海、南海及东海，这表明美意图借助韩日力量，利用台海和南海问题加强对华牵制与威慑。下步，美日韩可能继续以“三海联动”为抓手，谋求渐次切断中国海上交通线，以实现遏制、打断中国发展的终极目标；其三，除防务合作之外，美日韩三边合作同样将重点置于经济安全领域，以应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为由，合力构建排华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在美国诱逼下，日韩迎合美国打造“芯片四方同盟”（chip4），在半导体等尖端科技领域不断排除与中国合作，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一）美日韩领导层变动将影响三国合作深化。其一，2024年是美日韩三国的选举年[3]。美国大选在11月举行，美日韩关系或因选举结果出现波动。若特朗普成功当选，将在驻韩美军军费谈判，以及韩对华半导体出口等对华政策上采取更强硬举措，同期美朝互动或现逆转，其连锁反应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日韩合作进程[4]；其二，韩国尹锡悦政府面临支持度连降和“朝小野大”的政治困局。占据席位优势的在野阵营曾强烈批判韩政府过度亲美、“屈辱性”对日和解，未来或将制约韩国同美日合作。（二）韩日、韩美双边关系影响三边关系发展。其一，日韩历史矛盾根深蒂固。现阶段日韩关系虽有进展，但慰安妇、二战强征劳工案件等问题仍未解决，日本官方文件中对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的表述也引发韩国强烈不满。此外，日韩在延伸核威慑、涉朝网络安全情报共享、日韩LINE经营权[5]等议题上分歧仍然显著；其二，美韩在朝鲜核导问题上分歧叠加。对朝制裁方面，尹锡悦政府对朝“威慑”的目的是解决朝鲜核导问题，而美国则将对朝“延伸威慑”视为霸权护持的重要手段。美国既不希望真正解决朝鲜核导问题，也不想被朝鲜半岛核武困境拖累，因此美国对韩国的安全承诺一直受到韩国质疑。核共享方面，韩国希望引进美方战术核武器，并不断释放“自主拥核论”主张，但美国坚守拒绝韩国自主拥核立场。在2023年初尹锡悦发表有关“自主拥核”的言论后，美方代表两度回应韩“拥核”言论，认为这会破坏美韩同盟关系。美方坚持，韩国政府已将自己纳入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应相信美国应对朝鲜核威胁的能力。（三）美日韩合作的目标存在差异性。其一，对中国定位上，美日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最大战略挑战”，而韩国考虑到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作用以及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并不愿与中国完全对立。其二，经济方面。一是半导体供应链合作不畅。美日韩作为半导体行业巨头，各自侧重于本土芯片生产，但三方合作主要由私营部门推动，常陷入政策协调失灵、合作中断和彼此竞争困境。二是对华经济战略存有分歧。美国坚持对华“去风险”，并纠集日韩等盟友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与制裁。但日韩两国对华存在供应链和产业链依赖，经贸领域又与中国既有合作内容广泛，因此不愿彻底追随美国，对华完全“脱钩”。（四）美日韩合作发展存在外部变数。其一，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的介入或将激化美韩信任危机。随着朝俄关系升级，韩国加紧向美国靠拢，双方以发布《关于朝鲜半岛核威慑与核作战指南》方式进行回应。由于美方给予韩国的安全保证是有限度、有保留的，未来俄朝关系若进一步强化，美国是否会同步升级对韩支持存在不确定性，这有可能刺激韩国进一步寻求“自主拥核”，进而加剧美韩内部矛盾，影响美日韩三边合作；其二，前期日朝外交互动[6]表明，日本为解决“绑架问题”，对朝鲜采取既施压又对话的策略，这可能会动摇美日韩内部的“团结”。在“绑架问题”上，日本曾明确表示，如果朝鲜同意再次对绑架受害者展开调查，日本将与朝鲜进行对话，并分阶段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这与美韩的对朝遏制政策有所差异。展望未来，尽管因美日韩彼此存在分歧，可能会给三边机制发展带来一定波折，但因其在整体上符合当前美日韩战略利益需求，特别是即将担任日本第102任首相的石破茂曾力推整合美日、美韩同盟等构建针对中朝的“亚洲版北约”，以及美方特朗普阵营和哈里斯阵营的支持[7]，因此仍将得到进一步推进，但基于美方的设计[8]，其在短期不会成为“北约式”封闭性军事集团。
[1] 反导演习方面：2023年8月29日，美日韩在朝鲜半岛以南的国际水域举行了三方联合导弹防御演习，回应“朝鲜不断升级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2024年4月11日，美日韩以应对朝鲜核导威胁之名开展海上防御性演习。2024年6月27日，美日韩举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中涵盖反弹道导弹的演习内容。海上演习方面：2023年10月9日，美日韩在济州东南方公海上进行海洋拦截及反海盗演习；2023年10月17日，美日韩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参加海上反特种作战演习；2024年1月14日，美日韩在韩国济州岛周边海域进行海上联合演习；2024年4月11日，美日韩在韩国济州岛以南的国际海域举行，三国6艘军舰参演。空中演习方面：2023年10月22日，美日韩举行首次联合空中演习；2023年12月20日，美日韩举行第二次联合空中演习；2024年4月2日，美日韩在韩国济州东南方向公海上空实施联合空中演习，美军“B-52H”战略轰炸机参演。多域联演方面：2024年6月27日，美日韩启动“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涵盖海域、水中、空域、网域等多个领域，三国实施反弹道导弹、反潜作战、防空作战以及网络防御等训练。海警联演方面：2024年6月7日，美日韩海警机构在日本海近海举行首次联合演练。[2] 俄朝所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可视为准军事同盟条约。如果朝鲜受到了攻击侵略，俄罗斯就可派出军事援助；而俄罗斯在乌东地区如果面临军力不够或武器短缺，朝鲜也可以派兵或者提供军事武器援助。[3] 2024年4月，韩国进行国会选举；2024年9月，日本进行自民党和公明党总裁选举；2024年11月，美国进行总统大选。
[4] 特朗普此前声称，他打算在11月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后，恢复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关系，并逐步改善美朝关系。据公开信息显示，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共计见了3次面。第一次是2018年6月，会面的地点是新加坡嘉佩乐酒店，这是朝鲜和美国领导人数十年来首次会晤及握手，时间约45分钟。第二次是2019年2月，会面地点是越南河内索菲特传奇大都会酒店，两人还一块共进了晚餐，聊的时间比较长。第三次是2019年6月，会面的地点是朝鲜和韩国非军事区的板门店，特朗普也是首位踏上朝鲜土地的美国总统，会面时间约50分钟。[5] 日韩LINE经营权争议主要指的是关于韩国互联网巨头Naver与日本软银集团就LINE运营商LY Corporation经营权展开的争议。LINE由Naver创始人李海珍于2011年在日本创立，现已成为日本市场上极为重要的通讯平台，月活跃用户超过940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近80%，被称为国民通讯软件。此事件不仅引起两国政界、财界的高度关注，也受到两国民众的瞩目。韩国《中央日报》于今年5月13日称，此事不仅会影响两家公司的未来，而且成为影响日韩关系乃至两国执政党支持率的热点问题。[6] 2024年2月以来，日朝政府之间进行了频繁的舆论互动，向外界展示了极为特殊的外交信号。首先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月9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日朝绑架问题做出积极表态：“正是现在，必须大胆改变现状，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不断行动，向着结果做最大的努力。”在随后15日晚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Kim Yo Jong）也在朝鲜中央通信（CKNA）发出声明，“如绑架问题不再成为日朝关系的阻碍，两国并非不能接触，日本首相访问平壤的一天或将到来。”尽管她立即强调这仅是她的个人观点，并补充道：“到目前为止朝鲜政府尚没有与日本改善关系的想法，也没有接触的兴趣”，但朝鲜指名道姓地言及日本首相与日朝关系的行为极为罕见，金与正的表态仍被多方解读为朝鲜对日本释放出改善关系的积极信号。3月25日，金与正正式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达了与金正恩会面的意向。她同时表示，“如果日本真正想解决两国关系，成为朝鲜的近邻，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就需要拿出政治勇气，做出符合其整体利益的战略选择”。[7] 2024年6月28日，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前国家事务顾问弗莱茨（Fred Fleitz）向日韩官员承诺，若特朗普再次执政，将继承拜登政府时期深化美日韩三边关系的政策。[8] 2024年9月，针对石破茂提出建立“亚洲版北约”的主张，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官员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明确表示，现在就谈“建立更正式机构”还为时过早，美国更倾向于优化现有的合作框架，而不是构建新的封闭性军事集团。2024年5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在“美国和平研究所”演讲时表示，“目前的讨论与建立一个涵盖印太国家的正式自卫机制，如北约的第五条款所述的集体防御系统，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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