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与大家分享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的新书《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沈艾娣是牛津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现为牛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的华北乡村、地方宗教与社会、清末以降的社会文化等。她之前的代表作《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也在今年得以再版。
《梦醒子》作为一部微观史佳作，通过19到20世纪之交山西绅士刘大鹏的日记，展现了他在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和农民等多重身份下的生活状况；探讨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基层知识分子面临的生计困境、身份认同危机以及精神挣扎与坚持；通过刘大鹏这个小人物的的个人经历，反映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与知识分子群体在变革中的痛苦与挑战。
《翻译的危险》是沈艾娣的微观史新作。这一次，她将视角聚焦在两位译者身上，他们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亲历者。一位是给马戛尔尼勋爵当翻译的李自标，他是从意大利求学归来的中国传教士；另一位是自小习练汉语的英国人小斯当东，他在中国的职业是作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从事贸易，他们都不是职业翻译。书中通过讲述两个小人物的命运，揭示了当时清朝对外国知识的态度及其对后来中西关系的影响。作者的观点是，戴粉状假发的李自标和跪在中国皇帝面前的小斯当东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和英国的接触并不是初次相遇的文明之间发生的冲突，而是早期现代世界全球联系日益密切的结果。把英国人带到中国的茶叶贸易，实则源于 16世纪葡萄牙和荷兰海员将香料从东南亚贩至欧洲的航行。
历史学者、微观史作家王笛在序言当中介绍到，关于马戛尔尼使华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两部经典文本进入，《停滞的帝国》和《怀柔远人》，这两本是从宏观视角讲述这一场外交事件。
法兰西学院院士、学者阿兰·佩雷菲特1989年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从世界史的角度，将此次出使作为东方和西方的首次撞击来考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考材料。书中强调，马戛尔尼的使命实际上代表了当时自认为“天下唯一文明国家”的英国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清朝的相遇。该书通过详细的史料、生动的细节描写和引人入胜的叙述风格，展示了中西文明之间的显著差异与冲突。
1995年，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出版了《怀柔远人》一书，特别是采用了对称性的视角和叙事方式，审视着这场外交接触，作者避免使用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而是尝试提供一个更加平衡的叙述，通过对中英礼仪冲突的具体分析，揭示冲突背后的文化差异和社会结构，打破了文化中心论及现代性宏大叙述对历史研究的垄断。
《翻译的危险》就是在此基础上，从宏观走向微观，从中心走向边缘，笔锋转向了在场的其他人，尤其是作为中西方交流中介的两位译者。作者强调，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人生经历提醒我们，在理解其他文化时，语言和翻译无比重要，多年的学习也具有价值，这使得我们能够听懂别人讲话并产生共鸣与理解，进而向他们阐释我们自己。只有具备了这种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我们才能为我们今日生存其间的、互联互通的世界打造出一个未来。
作家、社会观察家郭建龙的新书《失去的三百年》，追溯了从地理大发现到1840年这三百多年的中国的开放与失败，总结了从曾经的盛世到后来的衰败而被动挨打这段历史的客观得失与经验教训。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试探的百年，时间从1516年到1644年，从隆庆开关到明末清初，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也曾经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第二部分是跌宕的百年，时间从1644到1735年，清朝早期的开放如何发展成中期的封闭的。第三部分是锁死在系统中的百年，时间从1735到1840年，这个时期的西方从大航海走向工业革命，而中国却关闭了大门，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
《献给皇帝的礼物：Wedgwood瓷器王国与漫长的十八世纪》一书的视角也非常有趣，从英国驰名瓷器品牌Wedgwood谈及马戛尔尼使节团，为何会送给乾隆皇帝一份中国瓷器作为礼物？当时英国派遣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来到中国，名义上是为了给乾隆皇帝庆祝生日，实际上是来谈生意，他们希望争取到与中国通商的权利。中国的瓷器技艺举世无双，那么为什么英国人会选择送同样是中国强项的瓷器呢？本书讲述了Wedgwood瓷器的历史，它如何赢得世界青睐，并建立其长达两百多年的声誉；它如何结合技术革新和设计美感。通过这个英国国宝级品牌的崛起历程，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正处于科学革命方兴、工业革命起步、资本主义兴起和启蒙运动生成时期的英国的辉煌成就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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