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经济学家阿巴·勒纳 （Abba Lerner） 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中写道：“经济学通过选择已解决的政治问题作为其研究领域，而获得了社会科学女王的称号。”
经济交易确实是“已解决的政治问题”，但政策不是。当经济学家们试图解释发展结果的多样性时，需要采取一种更广泛的方法。
为什么一些国家继续选择阻碍其自身发展的政策，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也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表彰的研究的核心内容。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因其超越传统经济思维来解释为何“坏”的政策和制度持续存在的研究而获此殊荣。
发展思维的新方向
三位诺奖得主的研究揭示出，看似好的经济学并不总是转化为好的政治。它强调了两个关键问题：
1. 为什么低效的制度得以持续，为什么领导人抵制促进增长的政策？
一些领导人担心以增长为重点的政策会削弱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助长了低效制度的持续存在。那些得益于现行制度（即使其经济效率低下）的人，往往掌握着阻止改革的权力。这就可能导致三位诺奖得主所说的“榨取性制度”，即允许精英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经济发展为代价从社会榨取资源的制度。虽然这个论点是有意义的，但世界各地的社会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制度安排下都取得了发展进步，这也是事实。
2. 过去的事件如何塑造现行制度，为什么变革很困难？
路径依赖性解释了历史事件如何塑造制度使其抵制变革，即使在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亦然。例如，这可以从朝鲜和韩国截然不同的经济轨迹中看出，尽管它们在分成两个国家前有着共同的历史。一旦选择了特定的制度路径，它就会变得自我强化，很难再转到不同的即使是更有益的轨迹。
从问题到路径
三位诺奖得主的研究不仅仅是诊断问题，还阐明了积极变革的路径。他们展示了权力动态的变化如何能为制度改革创造机会。例如，1990 年代初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为塑造该国发展轨迹的重大变革打开了大门。
诺贝尔委员会的科学背景论文探讨了获奖者研究中的关键概念如何也能改变发展实践。论文引用了世界银行《2017年世界发展报告：治理与法律》，该报告为发展实践者提出了三条指导原则，每条都与三位诺奖得主的发现产生共鸣：
重视制度的功能，而不仅仅是其形式：
这个理念与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研究结果一致，即看似好的经济学并不总是转化为好的政治。政策要想有效，必须保证诚实守信，支持协调，促进合作。以蒙古和智利在管理自然资源收入方面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为例。尽管纸面上的制度规则相似，但智利的实际支出模式表明他们更坚持遵守承诺。这与三位诺奖得主的研究一致，说明仅有正确的制度形式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这些制度如何实际发挥预期的作用。
解决权力不对称问题，而不仅仅是能力建设：
这个概念反映出三位诺奖得主对权力动态如何塑造政策结果的强调。政策领域的权力分配既可以成为政策有效性的根本推动因素，也可以成为制约因素，从而影响更广泛的经济发展。例如，在 2000 年代初，卢旺达在咖啡行业实施了改革，从国家控制向市场导向转型。政府通过成立农民合作社和为小农户提供支持，小心翼翼地管理这一转型。这一举措帮助实现了农民、加工厂和出口商之间的权力平衡，从而提高了咖啡质量，增加了农民收入。
考虑法律在行为塑造中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制定规则：
这条原则与三位诺奖得主关于制度如何塑造激励机制、行为和政策结果的研究相呼应，超出了仅仅制定规则的范围。一个有力的案例是 1990 年代后期巴西引入电子投票。投票程序上这一看似技术性的改变带来的结果是受教育程度低的选民参与率上升，最终导致了更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政策，例如增加了政府卫生支出。
认真对待权力
当我们面临持续贫困、普遍的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时，我们必须拥抱新的发展思维和发展实践方式，认真对待权力的概念。
诺贝尔委员会对此项研究的认可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我们工作的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设计出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能够解决长期存在的发展问题根源的干预措施。
对于发展实践者来说，这意味着主动将权力分析纳入项目设计和实施，使其在政治上可行，能够推动长期的、可持续的变革。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精准地把握当地的权力动态、历史背景以及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范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在我们努力实现积极的发展成果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不能再脱离权力的微观经济学。
本文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