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两年，私人债权人一直在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借款人，收取的利息已经超过了提供的新贷款。其结果是，世界最贫困国家不仅面临流动性紧缩，还面临日益严重的偿付能力危机。
这曾经是一个大胆的想法，用一句时髦的口号来概括：“从十亿到万亿”。十年前，当私人资本流入发展中经济体时，政府和发展机构看到了一个加快减贫和其他发展目标进展的机会。当时有一份重要战略文件写道：“好消息是，在全球范围内有充足的储蓄，多达17万亿美元，流动性处于历史高位。”
坏消息是，这一切都变成了幻想。相反，发展融资格局被颠覆了。2022年以来，外国私人债权人向发展中经济体公共部门借款人收取的债务本息比支付的新贷款多出了近1410亿美元。
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在2022年和2023年，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机构提供的新贷款比还款多出近850亿美元。因此，多边机构扮演起一个他们从未打算扮演的角色。现在他们成了最后贷款人，利用稀缺的长期发展资金来填补其他债权人退出后留下的缺口。
去年，多边机构约占发展中经济体长期外债存量的20%，比2019年高出5个百分点。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IDA）目前占多边机构向26个最贫困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的将近一半。2023年，世界银行占符合IDA贷款条件的国家债务净流入总量的三分之一，即167 亿美元，是十年前的三倍多。
这些事态发展反映出一个破碎的融资体系。由于资本——包括公共和私人资本——对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要想推动长期的发展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重启本世纪头十年惠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但风险与回报的平衡不能像目前这样向一边倾斜，让多边机构和政府债权人承担了几乎所有的风险，而私人债权人则获得了几乎全部的回报。
当2022年和2023年全球利率飙升导致最贫困国家的债务困境加剧时，世界银行遵循着其惯常的做法，从提供低息贷款转到向面临债务困境高风险的国家提供赠款。世行还加大了对这些国家的整体融资力度，通常是给予30年至50年不等的慷慨还款期限。但私人债权人却纷纷撤离，高利率足以完全补偿他们所承担的投资风险。
在缺少一个可预测的全球债务重组体系的情况下，大多数面临债务困境的国家选择挺过去而不是违约，冒着被无限期切断与全球资本市场联系的风险。在某些情况下，从世界银行借来的新贷款很快被用于向私人债权人还债。
2023年，发展中国家仅用于偿还债务的支出就达到创纪录的1.4万亿美元，占其国民总收入的近4%。虽然本金还款依然稳定在约9510 亿美元，但利息支付激增了三分之一以上，达到约4060亿美元。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结果是挤占了医疗、教育等对长期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的资源，影响十分严重。
最贫困和最脆弱的国家——那些符合IDA贷款条件的国家——受到的挤压尤其严重。2013年以来，这些国家的外债利息支出翻了一倍，在2023年创下34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平均而言，利息支出目前占符合IDA贷款条件的国家出口收入的近6%，达到1999年以来的最高点。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偿债负担在出口收入中的占比从10%到38%不等。难怪在符合IDA贷款条件的国家中有超过一半国家要么已经陷入债务困境，要么面临债务困境的高风险，或者私人债权人纷纷撤离。
这些事实表明，世界最贫困国家面临的不是流动性问题，而是不断扩大的偿付能力危机。采取权宜之计可能很容易，只要给这些国家提供足够的资金帮助他们履行眼前的还款义务即可。但这样做只会延长他们的痛苦。这些国家要想减轻债务负担，就需要加快经济增长，但加快经济增长就需要更多的投资。考虑到他们的债务规模，这不太可能实现。按照目前的趋势，他们的偿还能力永远无法得到恢复。
我们需要直面现实：面临债务困境的最贫困国家需要获得债务减免，才能有机会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持久繁荣。需要建立一个21世纪的全球体系来确保在向所有发展中经济体提供贷款方面的公平竞争。主权借款人至少应该得到按照国家破产法通常给予债务缠身的企业和个人的一些保护。向贫困国家提供高风险高息贷款的私人债权人在形势不利时，也应当公平地承担一部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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