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到国外，不同的栏目和领域，关于自己在三联进行采访和写作的经历，我已经写过多次。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一个时间节点，这次我不想谈自己，而是谈谈这些年我在三联遇到的一些人。
所谓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若论交往的深度，我和要谈到的这几位同事之间的交往未必算得上有多深刻，恐怕还没达到“知心”的程度——我们的交往大约是每周见面一次，顶多再加上一顿晚饭。但是我觉得，这些人的精神气质和脾气秉性都非常独特，与我也在某些方面有所契合，这是在我其它社交生活很难遇到的。这些年来，我们相互影响，彼此塑造，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团体。
我最初认识黄宇和陈赛两人的时候还没毕业，算是协助他们工作，带着他们在校园里逛了几天。正是那几天的交往，让我对记者这份职业有了些最初的理解，也有了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觉得像他们这样可以全世界到处跑，实在算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黄宇是一个摄影记者，比我小半岁，但当时他的阅历要比我这个还没走出校门的学生广博得多了。他告诉我，他以前做过专门跑社会新闻的摄影记者，扛着相机去拍摄各种社会阴暗面，时不时就会被各种势力追着打，实在是身心疲惫。后来他的工作重点变成了文化领域，几年来跑了大半个地球。我当时听了艳羡不已，幻想我自己是不是也能过上这种生活。
后来我和黄宇成了同事。不过回想起来，这些年我们俩一起出差的机会只有一次，就是在2021年去祁连山采写当地的美食项目——听这项目名字，就能想到是一次难忘的美好经历。我们先飞到西宁，之后驾车先一路向西抵达青海湖，再绕湖向北，一路深入到祁连山的中心地带，抵达祁连县。
职责所在，我们在美景中遍尝当地美食，真的堪称心旷神怡。就在离开当地的前夜，我们去一家烤肉店吃晚饭，不过那晚黄宇的眼睛几乎就没离开过手机——那晚网上都在谈论刚发生的一起社会新闻。第二天我们飞回北京，黄宇几乎没有休息，便又出发去他关注的那起社会新闻的现场进行拍摄。十多年来，黄宇一直做摄影记者，大约已经跑了几十个国家。前不久，他又多了一个职责，当上了爸爸，难免要分出更多的精力照顾家庭，不过他出差的频率似乎并没改变。
正是陈赛将我引荐给老主编朱伟。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阴暗的下午——或许是天气不好，或许是当时已经接近黄昏，到了快下班的时间。陈赛带我来到四楼朱伟的办公室，向他简单介绍了几句。那次见面比我预想的短暂得多。朱伟只看我一眼，说“那就先写个专栏试试吧。”对话便结束了，从此我便开始了为三联撰稿的生涯，也和这两人的交往越来越多。
陈赛给人的感觉永远是不温不火。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见过的情绪最稳定、最波澜不惊的人。这些年来，我遇到困难时找她借过钱，有烦恼困惑时对她诉说过。她大多只是倾听，不会做道德判断，偶尔给我个建议，也并不坚持。她对生活也多是接受，少有抱怨。这几年陈赛的身份从记者逐渐转为编辑，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能让她在这个短视频时代专心做一本《少年》杂志。她的儿子“小虫”大概是每期杂志新刊的第一个读者。《少年》“杂志社”与我常坐的位置相邻，只有区区几人，没想到却能一票走红。如今我回老家，妈妈总会让我带几本《少年》回家，送给亲戚家的孩子。
老主编朱伟的脾气，不用我介绍，很多人肯定早有耳闻。我在初识黄宇和陈赛两人时，就听黄宇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过主编痛斥记者的轶事。后来我和朱伟的交往逐渐多了，他对我的态度却总是笑脸，不时鼓励几句。说实话，我当时还曾经暗自失落，觉得主编没把我当自己人。
后来朱伟退休，当时我在英国，与他并没有任何私下的交流。不过，他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苗千对于周刊的意义》，对我颇多赞许。说实话，从小到大我极少被人夸奖。老主编专门发文夸我，我当时实在是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便一直保持沉默，连微信都不曾给他发一条。这种反应可能有些失礼，可实际上，直到现在我只要一看到这篇文章仍然会感觉局促和惶恐，觉得自己实在配不上这样的夸奖。
《不休不止》剧照
新任主编李鸿谷，人称李大人。我和李大人的交流有时是在选题会上，讨论某个封面主题的架构，有时则是在酒桌上。我和李大人的交流虽然也不算多，但他对我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在一次选题会上，我提出要去采访某个在当时风头正劲的文化人物——倒不是因为我对其信服，而是心里有所怀疑，抱着“打假”的目的想要去会一会那人。
李大人在听了我的想法后说还是算了吧。他告诉我，三联有一个传统：如果你认定一个人是“小可爱”，那么你完全没有必要去大费周折，用尽手段去证明他真的是一个“小可爱”，这样做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报道真正有价值的题目。
这番话后来不仅成为我工作的准则之一，甚至也成了我的生活准则。我当时对那个文化名人心存不服，其实难说是怀疑的成分更多还是嫉妒的成分更多。在这样的动机之下进行报道，无论对于工作还是对于我自己来说都毫无意义。一个人尽力证明的不应该是别人，而是自己。
这些年来，和我工作关系最紧密的，其实就是周刊副主编，三联文化部的负责人曾焱。我想要写某个题目，要向她报选题；之后交了稿子，也是最先由她来进行编辑校对。曾老师待人温和，不过她不是个没有原则的老好人。我的稿子若是不合要求，被她毙掉的也不算少。
曾老师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后来曾做过多年艺术方面的记者。她对我写作的内容未必完全了解。在这期间我又有几年时间是在国外生活。在这样特殊的条件下，如果她对我没有完全的信任，我是没法进行工作的。
曾老师对我不仅完全信任，而且多有鼓励。正是在她的鼓励之下，我在周刊开设了《前沿》栏目，以英国为中心采访各国的物理学家。这种信任也并非只是口头说说。有一次我得到一个难得的采访机会，只不过采访对象在奥地利，这一趟出行花销不会少。曾老师听我说这个采访对象很重要，便告诉我不用担心费用，只管去做。当然，我也没有辜负她的信任，那一次的采访对象，奥地利物理学家安东·蔡林格随后获得了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周刊也得以在第一时间发表我对他进行的深度采访。
以曾老师为首，周刊的“文化部”很有意思。这个部门的十来个人有没有文化我也说不好，但是肯定都很有趣。黑麦有北京人特有的对日常生活的热爱，最擅长写美食和音乐。他对于所关心的事物并不只限于文字，而是会亲自尝试，算得上知行合一。他曾经组乐队玩摇滚，也曾经涉足饮食行业，自己亲自担任主厨。麦麦喜欢红酒，便报名参加相关课程，从种植葡萄的土壤类型学起，一学就是两三年。后来他考取某项侍酒师资格，他告诉我，在全国通过这项考试的也只有十几个人而已。
可能正是出于对生活的关注和热爱，麦麦的文字格外细腻，容易在细节处打动人。他写的一篇《拍黄瓜简史》，曾被著名美食作家陈晓卿大加赞赏；写在狭小的阳台上种花以获得精神慰藉，获得无数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的共鸣。有人认为黑麦的文字有同样善写美食的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味道，我倒觉得他的文字既有点老舍的味道，又有些王朔的风韵。说白了，他是一个“京味十足”的城市作家。
艾江涛的经历也堪称传奇，在我看来本身就很有些浪漫诗歌的味道。他毕业之后，去了深圳某“大厂”做程序员。在那个时代的深圳做程序员，看上去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大有前途，令人羡慕的工作。可艾江涛无法抵挡自己内心里对于诗歌的热爱，工作几年后便毅然辞职，独自北上，在北京租住一个小房子准备考研。两年之后，他终于如愿考取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毕业之后，他又如愿成为一个以采访诗人、报道诗歌为主业的记者。艾江涛的微信以“亚洲铜”为名，也常在朋友圈发表自己创作的诗作。说实话，我对于现代诗的理解是极其粗浅的，看到他的作品无从评价，往往只是点个赞了事。
蒲实毕业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多年来她的写作内容逐渐由国际政治转为文学和数学。在我看来，她的写作同样是由激情所支配的。在选择以写作为主业后，她把自己对于文学的激情完全投入了进去，除为杂志写稿之外，还进行独立的文学创作。蒲实虽然对于数学的理解不多，却对数学家这个群体极感兴趣，认为数学研究和文学创作颇有相通之处。我对她的看法并不完全赞同，但我可以明显感觉到，她的写作是以燃烧自己的激情作为代价的。这样的方式是否可能反过来灼伤自己？我没有答案，也没有勇气进行这样的尝试。
说起我在周刊与之说话最多的人，毫无疑问是邢海洋老师。说起邢老师的经历堪称传奇，他在上世纪90年代从北大地质专业毕业，之后又去了美国留学，但他在回国后忽然对于股票投资产生了兴趣，便开始发表股评文章，还出版过相关专著，后来在周刊也一直撰写和投资消费有关的专栏。邢老师也是个文学青年，曾写过小说；又对绘画产生兴趣，便开始进行绘画创作，后来干脆搬去京郊艺术家云集的宋庄居住。在年过50之后，邢老师忽然对自己当年的专业重拾兴趣，于是在几年间跑遍了大江南北，以一己之力写了多个与地理历史相关的封面报道。
除了兴趣多元，精力旺盛之外，邢老师最让我惊奇的莫过于他对于知识的渴望。每次见面，他总会兴冲冲地告诉我自己在这一周里又读了什么书，绘声绘色地讲每本书的独特之处。有一次他发现一个网上图书馆，立刻对身边所有人公布这个发现，呼吁大家去读书。我也去这个网上图书馆看了一下，发现其中以人文历史类的旧书为主，便没有特别注意。几周后，邢老师兴冲冲地告诉我，他已经从那个图书馆下载了数百本电子书，一本接一本地读。而且他开发了一个读书软件的朗读功能，每晚都要听着读书的声音入睡……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如果说渴望获得新知是一种美德，那么我可以自信地说，邢老师便是孔子描述的这种人。我比孔子幸运，在我的身边就有这样充满激情和鲜活渴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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