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难忘--忆霍麟桢先生

GRATITUDE

· 恩师难忘 回忆我的老师 ·

霍麟祯先生

不知不觉在加拿大已经多个年头。或许是很久没有同国内的同胞联系，或许是因为疫情闲得无聊，或许就是因为自己上了年纪，一天晚上翻弄手机的时候，忽然想起霍老师来。

霍老师其实应该是霍师傅，是我刚刚毕业分配到研究所后指定的师傅。那时候产学研合作。科研机构和生产单位相结合，大学院校也和科研机构结合。所以我毕业后按照专业对口就分配到研究所工作，而研究所延用旁边5703厂的“传帮带”经验，给我这样刚刚报到的毕业生也分配了一位“师傅”。“师傅”既是传授经验和知识的老师，又是指导我们开展科研工作的领路人。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多少还带着书生气。既然戴着眼镜就算是知识分子，语言话术上也和车间里的工人区分开来，所以我们延续在学校里的传统，尊称老师而不是师傅。

第一次和霍老师见面的时候是在他的办公室里。那时候还很少用电脑制图，大家都是手工画图，制图板是标准配置，所以每个人的办公桌都很大。室主任领着我们刚刚报到的学生，逐个办公室去拜见师傅。轮到我时，只见一位胖胖的老者从办公桌的图板后面站起身，缓缓走上前来，笑眯眯地对我说，“小雨啊，刚来这里，上海话能听懂多少？” 我回答得也直接了当，“一句都听不懂。” “没关系，我们就欢迎你这样的。” 整个办公室都笑了。

霍老师虽然在上海生活了很久，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却不是上海本地人。他告诉我自己的祖籍其实是广东。祖上科举出仕，曾经在广西做官，职位还不低。虽然官做得高，但是朝廷的薪俸还是有限，家业发达还是靠经商。霍老师说自己的祖上不算是红顶商人，红顶商人是先经商再做官，而霍老师的祖上是官商，先做官，顺带经商。那时候太平军起义后，战事切断了广东和广西之间原有的贸易。虽然太平军主力后来北上去了南京，但是大大小小的土匪占山为王，靠劫掠为生。普通的商人运输货物保不准就被土匪抢劫，血本无归。有些商人或单独或合伙雇佣镖局押运，但这样一来成本增加了，很多生意就变得无利可图。而霍老师的祖上走货的船只，直接就是官船，不只是船上打着官府的旗号，还有武装官兵押送。这样不但保证运输安全免受匪患，船运成本还可以摊在军费里。几单贸易之后，家业很快就发达了起来。霍老师讲，那个时候祖上不但经营航运，还在很多城镇有自己的商号，生意红火的不得了。

然而这样的家业，最终却和当时的大清一样日薄西山，逐渐败落了。我问霍老师后来家道败落的原因，他很坦然地说是因为抽大烟。看到我疑惑顿开的样子，霍老师连忙纠正：“你不要以为是抽大烟把家抽穷了。这个和现在的吸毒吸得倾家荡产可不一样。那时候的大烟很便宜，虽然有洋烟土烟之分，但一般老百姓都是抽得起的。以祖上的家业来看，就是抽到后来也绝不会把家产都抽没了。主要是抽大烟之后就对经营生意没了兴趣。那么多产业，自己又不愿意操心，逐渐就由店铺掌柜或是亲戚们代为管理。这样管着管着，店铺，生意就都成了这帮亲戚朋友们自己的产业。等你想起来准备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

听到这里，我不由唏嘘，如果这些产业没丢失，没散掉该有多好。霍老师却很看得开，败了就败了，这段发家历史现在看来也算是“官倒”，没什么光彩的。说起败家的事情，相反，霍老师却感叹到：幸亏是败家了，否则自己很难有今天。霍老师说起他读书的时候，学生籍贯卡片上出身这一栏自己填写的是“市民”。他的一位同学，因为父亲是在工厂里上班，所以就填写了“工人”。那时候刚刚解放，在上海的工人子弟算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了不得的。因为出身好，他班里还做了班干部。那晓得后来有人告发，说他爸爸不是普通工人，在工厂上班虽然不假，但解放前算是个小头目，就是“那摩温”。从“工人”到“工头”，一字之差，性质却变了。接下来去他家里抄家，竟然搜出了他父亲解放前的一张照片。不但带着大皮帽子，而且还牵着一条大狼狗。这“工头”父亲的身份坐实，当儿子的境遇于是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但班干部当不成了，据说毕业证都没发。霍老师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学校里斗得最激烈的时候，他请假说是回广东老家探亲，算是躲过去了。

霍老师虽然家道中落，但是总归是读书人家，对于孩子的教育还没有放松。霍老师兄弟几个还都读书出来，各有成就。那时候他就读的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的格致中学，光明中学一样都是顶尖的新式中学，很多老师在教会学校里也是出类拔萃的。霍老师的英语就是那时候打下基础。后来和美国麦道公司谈项目合作，研究所里能看英文的有不少，但基本上不是哑巴英语就是聋子英语。霍老师陪着领导参加谈判，听得懂说得畅，还非常懂技术。那是霍老师事业的高光时刻。谈判回来有意请他当研究室主任，他以身体原因推脱，继续做自己的研究员。身体原因并不是扯谎，霍老师平时吸烟，身体又胖，所以一直有高血压的毛病。我入职后不久，研究所给员工体检。没有太多经费，体检没有安排在医院，而是在医务室和图书室临时腾出的几个房间进行。除了医务室的护士外，请来的都是工厂职工医院的大夫。医务室的护士给他量血压，一开始以为自己量错了，于是再量了一遍，结果还是远远超出正常值。护士开始怀疑自己，赶紧请职工医院的大夫来量，结果确信不是一般地高。大夫和护士都吓坏了，连忙打电话叫车，让刚毕业的几位小年轻协力把他抬上车直奔医院。到了医院经过医生一番处理，注射降压药后总算恢复了正常值。按照医生的说法，霍老师当时的血压随时会爆血管的，应该平躺下来不要动，打电话叫专业的救护车。这样一番折腾能活下来算是命大。霍老师从医院回来后特意来到办公室向几位送他去医院的年轻人表示感谢。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高血压，医院也开了降压药。只是那几天新配的降压药副作用可能大了些，引起他肠胃不适，连着拉肚子。于是他就停了两天没吃药，没想到后来情况如此危险。

霍老师的夫人没有上班，是专职的家庭主妇，同事们经常逗趣说他把老婆当金丝雀藏在家里。我倒是觉得霍老师并非大男子主义，而是他对于钱比较淡薄。那时候研究所的工资按级别发放，霍老师在研究所资历很深，他的工资级别也很高。他自己的想法就是自己一个人的工资够家里开支了，与其让妻子双职工出去挣钱，还不如不上班把家庭好好照顾起来。他这个观点我起初不是很理解，直到后来自己离开研究所，每天花费三个小时在上下班路上挤公交的时候才有所体会，待到来加拿大后知道当地人很多家庭都是如此，就完全理解和接受了他这个思想。霍老师夫妻之间应该是很恩爱。我第一次去云南做项目的时候带回来火龙果和番荔枝送给他。第二天他来办公室向我道谢，说番荔枝甜蜜蜜，他太太非常喜欢。

霍老师有个独生女儿，和我是同龄。霍老师在研究所新年团拜活动中介绍我们认识。他女儿也是刚毕业，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收入不菲。我那时候心思都放在出国读书，和霍老师女儿也没有一见钟情。见面算是认识了，后来也没有再多联系，最终没有成为霍老师的乘龙快婿，那时我初到上海，孑然一身，住集体宿舍，每月600元工资，还不够当时房价的一个零头。要钱没钱，要房没房，要事业没事业。能愿意把自己独生女儿嫁给这样穷学生的父亲，恐怕在上海也找不到几位。

刚刚加入研究所的时候正逢国家的大飞机项目起步。霍老师带着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做方案研究。他负责的是发房吊挂部分。这个词比较专业，通俗来讲就是发动机和机翼机身相连接的结构部分。这部分最重要的课题是振动和噪音。霍老师带着我们去虹桥机场，在那里看东方航空正在拆解维修的客机。那时候研究所里因为和麦道合作，有麦道相关的资料。去东航现场实地考察的是空客和波音的飞机。我印象很深的是维修图纸上只有一个标识不清的示意图，为了弄清那黑线到底是什么，霍老师领着我们在现场拆解报废的旧零件，剥开橡胶后发现其中有一层层的钢板。各个主要飞机公司的设计情况都了解之后，他和我们一起比较分析各种设计的优劣，进而讨论我们自己飞机的设计方案。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如果留在研究所继续航空事业，只要是跟着霍老师，一定能学不少东西。

世事无常，因为大飞机项目的搁置，刚刚起步的预研也搁浅了。研究所里的年轻人纷纷去找各自的出路。我当时向研究所请了一个月探亲假，实际是去干私活挣钱。这件事没有瞒着霍老师，而他也帮我掩饰。等到假期结束，我回来继续上班的时候，他趁没人的时候找我谈话：“你们小年轻的确需要钱，不过我还是担心你们一旦挣了钱就没了自己的方向。” 我告诉他自己希望去美国继续读航空，而当时的确需要钱用来缴纳托福GRE的考试费以及英语培训班费用。他听了后才放心下来。当时集体宿舍的邮件都放在门卫老大爷窗台上，人多手杂。后来我申请美国大学都是用霍老师家里的地址。他每次都帮我收邮件，然后带到办公室亲手转交给我。那段日子他也照顾我，没有安排繁杂的工作，让我能够安心读书。

因为我只申请到半奖，家里也拿不出钱来做担保资金证明。没有足够的证明，就有去美国打黑工的嫌疑，领事馆里拿不到签证。我去美国读书的事情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也因此很受打击，决意这辈子不能为孔方兄发愁。和研究所其他年轻人一样，我终于下定决心跳槽。霍老师得知我的决定后很失望。虽然嘴上还是支持我的选择，鼓励我说年轻需要去闯一闯，但是我能从他眼中看出他深深地遗憾。我也为自己的离去很羞愧，毕竟作为知识分子，为五斗米而向世俗折腰是不光彩的事情。为此我内心一度非常纠结，以至于不好意思再去见他。等到后来离开上海来到加拿大，就音讯全无了。

算到今天，霍老师应该已过八十高龄了。回首往事，我很庆幸自己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就有这样好的导师，也感恩他对我这样年轻人宽宏与鼓励。研究所的岁月里，他帮助我逐步从象牙塔走向社会，在上海这样一个花花世界里完成了平稳的过渡，没有迷失人生的方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霍老师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疫情阻隔，不知何时能够与他老人家再次相见。

END

希伯来书‬13:7

‪从前引导你们、传　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