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日本开始派使者出使中国。其后二百余年，随着交流的加深，隋唐两代的文化大量传入日本，其中最受重视的便是佛教。
佛教与日本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融合，转变成具有鲜明日本本土特色的佛教，从而影响了日本佛造像风格的形成。中国与日本两国的佛造像之间，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比行情火爆的铜鎏金佛像，木造像显得有些低调。然而，经过岁月洗礼，那些沧桑、古朴，有着历史厚重感的木造像，似乎更值得玩味。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与中原文化互为融合，佛教的诸多艺术表现形式，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佛造像因为表现直观，而成为佛教徒崇敬礼拜的对象。塑造佛像是解释佛经、弘扬佛教教义，也是便于佛教徒宗教修行实践的一种需要。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日本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便开始派使者出使中国留学。其后二百余年，随着交流的加深，隋唐两代的文化大量传入日本，其中最受重视的便是佛教。当时，日本圣德太子派遣使者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怀着改革国政的目的，佛教不仅成为日本统治者的政治权力象征，也提升为日本精神文化的一部分。佛教与日本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融合，转变成具有鲜明日本本土特色的佛教，从而影响了日本佛造像风格的形成。中国与日本两国的佛造像之间，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代开始，中国从宫廷到民间，都在大量使用木材质雕刻佛像。晚唐五代之后战火频仍，金属器物均被熔铸为兵器，投入沙场。自宋开始，人们仿佛也更倾向于有亲和力的佛造像，于是就地取材，木材质很快取代了其他材质。然而，中国留存下来的精品木造像却很少。日本似乎比中国还要钟情于用木材质雕刻佛像，从飞鸟时代（相当于隋唐时期）就大量使用木质，一直沿用到现在。现今在日本，还能看到很多保存完好的古代木质佛像。东方人对木材质有着特殊的情感，木头本身就有生命力，用木雕刻的造像看上去就多了一份生命的亲切感，且搬运方便，取材容易。木质造像经过岁月的洗礼，能呈现出沧桑和古朴，营造出历史的某种厚重感。这也是中国和日本都偏好用木材质雕刻佛像的原因。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木质佛像，脸部一般比较舒展，五官相对立体，眼眉与嘴角之间透露着从容，脸颊相对饱满，侧面看更加明显。
衣纹的处理亦是如此。中国造像的衣纹线条更加深刻，表现形式更为丰富，有深浅的变化和转折，有些从上面看线条的走法，无法判断下面线条的走势，让人出乎意料，也显示出雕刻师的功力水平。这是一尊宋金时期的木质佛像，体量很大，有一米多高，这种坐相的实物看起来很震撼。且这样一尊木质佛像，存世量非常非常少，世界范围内有记录的，不超过几十尊。这尊佛像的螺发呈小山丘状，刘海位置有变化的幅度，看起来分布很自然。双眉高耸，眼窝较深，半闭着双眼，眼线的弧度较大，双眉过度到鼻梁的立体感很强，透露着庄严和神圣。身躬雄伟而饱满，整体比例很协调。衣纹的变化富有节奏感，下摆盘腿处的处理，视觉上自然而不突兀。全身衣纹虽有风化，仍可看出线条的收放自如。这类佛像是高仿的重灾区，但如果老佛像看多了，从雕工和皮壳还是可以看出力量感的悬殊。![]()
唐代干漆夹苎佛首
这是一尊香港苏富比2013年秋拍“艺海观涛：坂本五郎珍藏中国艺术”专场上的佛首，成交价4044万港元。这尊的开相立体感特别好。
干漆夹苎是一种工艺，木模子雕刻好或泥模子塑好后，在外层批麻、不断地上漆，多者可达千层漆，凝固后将模子脱出来，从而在里面形成一种真空的状态。干漆夹苎易于保存，不易开裂，又很轻容易搬运。![]()
宋金 水月自在观音像
荷兰国立博物馆
这尊观音像头上梳有很高的发髻，脸庞发宽，方中带圆，眉目疏朗，眼帘半闭上扬。穿披天衣，胸前的璎珞装饰繁简得当，下面穿着长裙，典雅而古朴。身形似男性般健硕，线条刚劲有力，立体感十足。整体气质不失威严和庄重，折射出宋代的盛世气象。日本木造像受中国唐风的影响最大，从飞鸟时代也就是隋唐时期，日本本土的佛像艺术风格开始改变。政府积极地推行佛教政策，建造了许多寺院，制造了很多佛像，并且和中国、朝鲜重新进行交往，日本的文化史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纵观日本的木造像，脸部一般比较圆润，眉目细长，眉毛的线条直接连接着鼻梁，一直延伸到鼻尖，眼睛上眼帘呈弧形，下眼帘却是直线，嘴唇紧闭，给人一种很神秘很亲切的感觉，这种肃穆的风格一直延续到平安时代。到了平安时代，艺术风格较之飞鸟时代，又有了飞跃式发展。平安时代是盛唐文化在日本的翻版，这个时期日本大肆兴建寺院、塑造佛像，且极力地想去模仿中国的造像。其实在早期的飞鸟时代，这一块模仿得还是比较到位的，但随着朝代更迭以及本土文化的日益融入，越到后期就越觉得这种模仿形似而神不似。较之中国造像，差异已变得十分明显。日本当地造像就地取材，杉木和松木是常见材质，木质轻且木纹明显。底层多为暗红或发黑的大漆，外层的金漆则较中国浅薄。日本造像历代造型变化不大，这有赖于文化传统保存和传承得较好，没有出现过断层。![]()
东京国立博物馆 平安时代 释迦牟尼佛这尊释迦牟尼说法佛，螺发分布得很均匀，均匀刻板。而上图中国宋金时期的那尊释迦牟尼佛，螺发分布有错落感，显得自然又松弛。细看，螺发的每一个形制都很小。刘海部位很整齐，过于规整，显得拘谨。开相五官的立体感不如中国的那尊宋金造像。眼睛半闭俯视，眉毛过渡到鼻梁像一条细线，并无太多的凹凸感。耳朵很单薄，耳廓较大。身体看起来体积不小，却显得有些单薄。线条浅显，力度欠缺，就像没有下工夫去雕的感觉，生怕将这尊佛像给雕坏了。下摆盘腿处的肌肉感也没有那么强烈。![]()
平安时代 如意轮观音像
这尊观音像头顶的发冠十分华丽，这是日本比较典型的发冠装饰。脸部方圆，眼眉处理得比较浅显，下巴较短，带有长长的耳廓。胸前是金属的璎珞装饰，中国菩萨像的璎珞一般就是用木材质雕刻，或是用漆线雕装饰。比常见的日本其他菩萨像要健硕一些，但关节处的肌肉处理较生硬，手掌的比例偏小，雕刻偏秀气，缺乏饱满度和肉感，下盘腿的线条渐变不明显。侧面看立体感比较欠缺。衣纹密集，看起来很流畅，但线条的刀法较浅，没有力度，线条走势繁复，没有层次节奏感。这种衣纹其实是在有意地模仿唐代的风格，但结果却是形似神异，让人感觉多了几分匠气。中国和日本的天王武将像，工艺都很复杂，对很多人来说很容易混淆，但其实并不难区分。两个地区的佛祖或菩萨这类题材，如果从气息来区分，似乎不那么明显，看起来都比较祥和安宁。而天王武将这类题材，气息上却有很大区别。中国的天王或力士，就算是忿怒像也会带着克制和内敛，有着凛然的正气，气场是观者比较容易亲近的。日本往往是歇斯底里的，面部狰狞，从内到外的叫嚣让观者很难亲近，甚至油然而生恐惧感。中国的天王护法一类，从唐宋到明清时期，相貌和装束都有很大的变化，每个时期的风格各有不同。日本由于文化没有断层，风格传承较为一致，变化不大。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明治时期的天王护法像，依然有我们唐朝时期的影子。![]()
日本毗沙门天像 13世纪初镰仓时代，吉美博物馆
这尊吉美博物馆的日本毗沙门天像，戴头盔，双眼怒睁，有眼白，中国天王像则很少有塑造眼白的。鼻翼和鼻头宽大，外穿背心式盔甲，身形较长偏瘦削，盔甲上基本没有装饰。两手臂和两边衣袖的褶皱处理较为生硬，小腿处束腿的装饰也与中国的不同。立台的形制也是日本本土的雕刻手法。看它的漆质彩绘，图案很具有日本特色，但感觉着色的紧实度不够。![]()
明代双林寺韦驮像
这尊与吉美博物馆的日本毗沙门天像都属于护法天王类，看上去就正气凛然些，少了眼白的处理，眼睛看上去炯炯有神。虎头和盔甲的层次显得错落有致，整体看起来更具流畅性。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护法天王像。表情看起来都很威武，但又透着憨憨的正气。![]()
![]()
明代福建韦陀像
明清时期，日本人登陆福建沿海一带进入内地。福建制作佛像的技术非常成熟，于是他们深入当地学习相关技艺，再带回国内，结合日本本土的审美和用漆用料，制作大量的佛造像，因此有些造像会与福建的造像很相似，但仔细看还是能进行区分。这两尊同属于韦陀天王像，风格看似相近却截然不同。日本的韦陀像，双眼睁着看着前方，眼睛是相遇眼，眼神放空，鼻梁鼻翼宽大且扁塌，脸部骨骼凹凸夸张，这种开相的神情是日本造像最大的特点。两个地区开相神情不同，让整尊造像散发出来的气息大不相同。整体盔甲的形制和腰肩虎头的造型，包括上面的装饰与几何图形也大不相同。中国的这尊黑漆韦陀像，是用很厚实的大漆罩住整尊造像，与木头浑然一体，是自然散发出的皮壳质感，而不是靠打磨产生的精细。这尊周仓像,仔细看帽冠的方块形制、眼神的放空和披肩下的花边风格，腹部红漆的卐字形、上半身的衣袍、带方块的腰带，尤其手握的关公大刀，都呈现出明显的日本造像特点。隋唐之时，日本开始大规模接受和吸收中国文化，已经逐渐汉化了的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东渐日本，与日本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相融合，形成近似但又不同于中国木造像的日本佛造像。虽然看似比中国更热衷于木材质，且日本古代木造像的存世量不少，整体来看，受唐风影响比较深的日本佛造像在极力模仿中国的同时，虽具备了自身特色，但整体的立体感、层次感和饱满度，都无法与中国古代木造像的水准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