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传承不能“弯道超车”它和科学技术不同，

北青报：作为“门外汉”，我总认为因为古代音乐很难流传下来，所以很难想象古代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子，古代音乐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呢？

田青：这跟我之前教过的很多学生的疑问一样。上世纪70年代，我在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以后留校，开了两门课，一门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一门是西方音乐名作赏析。讲这两门课的时候特别纠结，因为讲贝多芬、莫扎特这些西方音乐，我根本不用备课，播上唱片，讲一讲音乐结构，学生在课堂上也很容易接受。但讲到中国古代音乐的时候，不但需要认真备课，还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学生也会经常问我，“田老师，你说唐代的音乐很好，但你只能告诉我，白居易怎么描写的，文献是如何说的，所以唐代的音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开始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的研究。

在我国古代有很多种乐器，乐器的发达直接催生了音乐的发达，甚至还创造了传统深厚、丰富多彩的乐队演奏形式。特别是在隋唐两朝时的音乐更是丰富，还逐渐形成了一个在当时领先世界各国的音乐形态——燕乐。燕乐的巅峰之作就是《霓裳羽衣曲》，白居易还特别写诗记录了自己在皇宫中目睹“霓裳羽衣舞乐”演出的感受和全曲的结构，“磬箫筝笛递相搀，击恹弹吹声逦迤。中序擘蜾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

但是在唐代之后，中国的音乐发展开始停滞不前，很多乐谱和技艺都失传了，《霓裳羽衣曲》同样在劫难逃。可贵的是，之后南宋诗人姜夔在登衡山祝融峰时发现了一部分残谱，直到今天我们能够看到《霓裳中序第一》的旋律，这是他的《白石道人歌曲》中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姜夔肯定想不到，他发现并旁注在这首词旁的音符，成为宋人记录于世的唯一的唐朝燕乐曲谱。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姜夔，他不仅是词人、诗人、作曲家，还是“音乐学家”。他的《白石道人歌曲》是现在唯一可考的宋朝歌曲，他把唐朝的音乐用宋朝的乐谱记录下来，最终经过杨荫浏先生的研究，在20世纪中叶还原成了我们能够听到的音乐，功德无量。

北青报：现在我们听到很多古琴曲也是靠乐谱流传下来的？

田青：中国的传统音乐，我们把它分成四类：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那么，真正的文人音乐其实只有古琴音乐。过去，这个古琴作为一种中国的拨弦乐器，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弹奏的主要乐器，这是文人代表性的音乐和乐器。之前就有“左琴右书”的说法，琴就是古琴，书可不是看的书，而是书法的“书”。古代文人是要会弹琴、会写书法的，这是两项基本功，如同现在的知识分子，既要懂IT，又要会英文一样。

但是文人音乐千百年来衰败得很厉害，如今文人阶层消失了，以古琴音乐为代表的文人音乐也同样消失殆尽。我们音乐研究所调查统计过，上世纪50年代全国6亿人口只有100个左右的琴家，想一想，只有100个人左右能弹古琴。这说明在那时古琴基本上已经消亡了，就是社会面消亡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社死”。

北青报：现在很多人学习古琴，网络上还有专业表演古琴的琴社，很受欢迎。

田青：短短这20年的时间吧，古琴发展得非常迅速。主要是在2003年之后，古琴成功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兴起“古琴热”，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人弹古琴都没有办法统计。我也曾经想通过古琴的销售量、生产量来统计，结果那个数字很吓人，完全想象不到。比如像河南省兰考县，过去非常贫困的地方，但兰考县的一个镇，就有不止一间乐器厂，兰考这个地方一年可以生产上万台古琴，这是一个很让人吃惊的数字。我估计全国现在学古琴的人应该过百万，这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说文人音乐有了空前的繁荣，这是在历史上也没有过的情况。

北青报：那么，宫廷音乐如何了？

田青：宫廷音乐因为宫廷消亡了，所以就没有了。一般认为，清王朝结束以后，宫廷音乐就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在故宫珍宝馆里看到的“金编钟”，它实际上是一个礼器，不是乐器，弹奏不了音乐，因为根本无法敲出乐音来。但是从广义上来讲，宫廷音乐包含了孔庙的祭孔音乐这种礼乐，到现在仍有延续，还有相关的保护工作作为重点课题来进行。

宗教音乐，它在近代多被认为是带有封建的、迷信的色彩，所以在很多地方不能够再继续传承。现在还剩下一部分，就像在北京东城区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寺里的乐谱、乐器、乐僧等，可以作为我国宗教音乐的典型代表，智化寺的音乐已经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东西都是很珍贵的，堪称“活化石”。但不论宫廷音乐还是宗教音乐，其实中国传统音乐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后继乏人。

北青报：现在有很多古琴兴趣班，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可以零基础学习，是不是也有利于传承？

田青：我刚才讲到现在古琴繁荣得厉害，但是繁荣背后也有问题，尤其像这种快速发展带的来问题。一个就是有很多人急功近利，搞商业化。有的人看到这个商机，自己学了半年就敢开班授课挣钱。实际上，这种行为是对古琴艺术的一种破坏，起码是不尊重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娱乐化，我也看到过网上有人恶搞古琴，这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破坏。

所以我们在传承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首先要对文化遗产有敬畏之心，才能保证在传承的过程中不变样、不走样。所以，一定要对商业化、娱乐化的这些东西要克服。

北青报：如何克服您说的这些？

田青：那就要踏踏实实地学习，对吧？踏踏实实地学习，认真努力地学习，不能够取巧。我总说，文化和科学技术不同，不能够弯道超车。科学技术可以弯道超车，但文化是靠积累的，一层一层积累有沉淀的，没有这个“超车”的可能。你幻想着一天就把唐诗三百首背下来，那绝无可能。

北青报：当下很多关于音乐的综艺节目，在表演的时候会加入传统乐器，您如何看这样的演绎呢？比如，现在很多流行音乐在改编的时候，常常会加入唢呐，很多网友认为“唢呐是乐器之王”，它一吹起来，就让人很震撼。

田青：唢呐哪里是“乐器之王”？这是网友自己说的，如果唢呐是乐器之王，谁又是乐器之后呢？唢呐这个乐器是外来的乐器，是从中亚传过来的。汉字的特点是“一字一音一义”，一个字单指一物。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东西交流频繁之后，才出现更多的双音字或者两个以上的名词，比如稻、桃、杏等是中原固有的，葡萄、菠萝、番薯等都是外来的。乐器也是这样，筝、琴、瑟、笙、鼓等都是中原固有的，而琵琶、箜篌、二胡等都是外来的。有一些是后人在前面加一个“古”字为了形容乐器的古老，比如“古琴”“古筝”。

唢呐这一乐器在中亚和北非都有，新疆也有唢呐，只不过名称不一样。它的确在中国得到很大的发展，应该说它在民间音乐里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乐器。因为唢呐的声音响亮，尤其在农业社会一般演奏音乐的场合都是田野之中，或者是高台之上，所以音量一定要大才行。另外，它适合演奏比较欢快的乐曲，所以中国人办喜事离不开，很流行。

但在技巧上称其为“乐器之王”，恐怕不好这么说。过去很多人认为民间都是吹鼓手，地位较低，所以如果称唢呐是“乐器之王”，那可能真是一种翻天覆地的改变。

北青报：刚才您也提到了自己着力于研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是什么原因呢？

田青：是因为一首陕北信天游——《黄河船夫曲》，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民歌时就被震撼了。

“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这不是一道算术题，这是历史题。歌里的回答是：“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湾上九十九只船，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竿，九十九个艄公把船来搬。”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心潮澎湃。

民间音乐虽然是近代的，但我们中国的农村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民间音乐也有很多出现了断代的情况。不过民间音乐有其天然的一种生命力，比如说，西北很多农村仍然保留着原来的生活方式，所以民间音乐还有大量的留存。我们现在的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趁这些文化遗产还在，尽量把它们传承下来。

北青报：您还会像以前一样去田野土地寻找民间音乐去传承研究吗？

田青：现在当然还有，但是很少了。因为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变化，农村也不是原来那个样子。我2002年9月去山西省左权县听到了“羊倌”石占明的歌声，他是未经“污染”与“改造”的自然演唱。

后来2003年夏天，我第二次去山西省左权县，听到了“左权盲人宣传队”刘红权和他的弟兄们的演唱，让我热泪滂沱。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夏夜里，我们在左权县一座破戏台的院子中，六七个盲人围桌而坐，先是唢呐、笙、二胡、板胡、三弦、鼓锣这些器乐合奏，之后一个汉子拉起二胡，昂着头开口唱民间小调《光棍苦》，从他唱第一声开始，我就被震撼了⋯⋯

这两次都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推广者、刘红权的哥哥刘红庆的极力推荐下，我去到他的家乡左权的。当时回京之后，我就写下了那篇《阿炳还活着》，先后发表在《人民日报》和《艺术评论》，我还向刘红权许诺，“我一定把你们请到北京演出”。刘红庆提醒我：田老师，能不能去大专院校，走“学术巡演”之路，您做讲座，他们唱。

所以就在那年10月，“左权盲人宣传队”在首师大音乐厅登台亮相。而且台下坐着很多“大腕”：歌唱家王昆，作曲家王西麟，指挥家刘森、滕矢初，著名歌手成方圆、刘欢、崔健⋯⋯这都是我一个一个打电话请来的，我在电话里跟他们说：“这是一场你从未听过的音乐会，你如果错过了，会遗憾终生！”

我跟左权的缘分很深，每次去左权，一定都有刘红庆的陪同。之后，“羊倌歌王”石占明与“左权盲人宣传队”越来越火，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我认识石占明的时候他在放羊，现在他自己经营了一个民歌博物馆。而且他还在唱歌，还是原来的歌，但是环境变了，生活也变了，他们也都有商业演出，但是这些东西也都留下来了。

北青报：您曾经特意强调过关于民歌的定义，似乎要跟民族唱法的歌曲区分开来？

田青：民歌，就是人民创造的。一般来讲，民歌找不到有名有姓的创作者，很少有记录下来的名字，因为绝大多数民歌是老百姓唱的。老百姓唱歌不是为了名，他们就是心有所感，所以自然而然唱出来了。然后在传唱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加一点儿，有的人改一点儿，越唱越好。就在时间的淘汰和积淀中，增加或减少，有不少的民歌就是众多智慧的一种集体创作。现在很多人不懂，创作了一首歌，有作词和作曲，然后说这是民歌。其实这不叫民歌，这叫民歌风，这叫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这是一个基本概念，但是现在混淆了。

就像刚刚所说的“羊倌歌王”石占明，他当时是每天对着蓝天白云和他的两百多头羊高歌，原汁原味的方言，有着穿透力极强的高音，而且收放自如，风格质朴。我让他去参加第一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他头扎手巾、穿着坎肩，在台上大鞭子一甩，就开口唱歌。《打酸枣》《亲圪蛋下河洗衣裳》惊艳四座，都是左权“歌窝子”里脍炙人口的民歌，歌里反映的都是太行山深处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

北青报：所以，您非常提倡这种“原生态”的唱法。

田青：我之所以提倡原生态的唱法，是因为当时有一段时间全是一种学院派的唱法。而且他们居高临下，以学院派的高傲，一棍子打下去认为这些来自田野乡间的农民、牧民们的唱法不科学。

我曾经在“青歌赛”上，给一组“原生态”唱法打出了最高分。我特别强调了来自田野的自然之声带来的快乐。因为有些歌手唱歌时表情“痛苦万状”，自己唱得不舒服，听歌的人更不舒服。汉字中音乐的“乐”和快乐的“乐”是一个字啊，音乐最本质最重要的属性，不是“位置”和“技巧”，而是唱者乐、闻者乐。所以，我主张提倡民族唱法的多元化。原生态唱法应该和美声、通俗、民族唱法是平等的。

当时打出较低分数的评委在点评时就认为，选手唱得很好，但是“唱法需要提高”，这意思是需要“学院派”的规范。

当然，我提出这一主张对整个声乐界影响很大，引起过争论，很多人对我有意见。其实除了美学的观念不同以外，还有利益的冲突，教学院派的唱法在当时也很赚钱的，专门要报名学习。结果我说“学院派”不如农民唱得好，等于是砸人家饭碗。但是，我坚持我认为的真理。

文/本报记者韩世容

供图/漫游者

编辑/张严涵

图文排版/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