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离开成都飞往台湾，他走的时候，很多国民党要员、知识分子都被要求一同去台湾，如阎锡山、胡宗南和白崇禧等人，即使李守仁已经在美国定居，也不要求去台湾居住。唯独他没有要求范围之内，对比一下他不仅未要求赴台，还在香港被晾了那么久，是否可以认为在一些方面他是无足轻重的呢？
虽然在他死后，蒋介石给了他诸多溢美之辞，只是这些话就算是他本人听到，恐怕也不会相信。尽管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投入了国民革命，他只是一个平常且平庸之人。
这人就是孙科，作为孙中山的儿子，一个总统二代，站在他父亲的肩膀上，本应该在政坛里可以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为什么最后却落得无人理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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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孙中山还在香港西医书院上学，孙科在广东出生了，母亲卢慕贞，是孙中山第一任夫人。孙科一岁时，和母亲跟着孙中山搬到澳门，没过多久，一家人又移居香港。孙科与孙中山相聚的时间非常短，1895年孙中山的兴中会第一次失败。为了避免殃及家人，孙中山举家搬到美国檀香山，寄住在大哥孙德彰的农场里。
在那段时间内孙科学会了骑马，虽然时常从马背上重重摔下，但这大概是他童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由于父亲长期忙于革命事业，孙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多半由母亲卢慕贞照顾，这也让他对母亲感情极深，即使自己成年后有了独立的家庭，孙科对母亲依然毕恭毕敬。
在檀香山居住的，岁月，孙科也很少能见到孙中山，到了1910年，年满19岁的孙科还是跟随父亲的脚步，加入革命组织，实际上孙中山从来提起过让孙科继承自己的衣钵，但是孙科参加了同盟会之后，发生的所有相关改革，都可能包括了孙中山的默默鼓励。正常情况下，根据中国的实情，孙科继承孙中山的衣钵也是情理之中，是可以被其他成员接受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科陪同母亲和两个妹妹回到中国参加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之后，马上又回到美国继续完成学业。
同年，孙科在檀香山和当地华侨陈淑英结婚，1914年，在加州读大学的孙科听说了父亲那场轰动一时的婚事：50岁的孙中山娶了23岁的宋庆龄，年轻的新娘甚至比孙科还小一岁，孙科没有参加父亲孙中山的婚礼。
孙中山一生有过三个女人，除了原配卢慕贞和大家熟知的宋庆龄之外，还有一个是被孙中山称为“革命伴侣”的陈粹芬。孙陈香港认识，二人相差7岁，很快建立恋爱关系。孙中山的同盟会成立后，陈粹芬无论从生活上还工作上都孙中山极大的帮助，不仅做饭洗衣、还负责传送情报和军火这样危险的工作，无微不至照顾着孙中山。
民国建立之时，陈粹芬自动悄然引退，用陈粹芬的话来解释是自己跟孙中山的目的是“反清”，如今自己愿望已实现。自己的出身、知识与孙中山都不相配，所以自愿分离。
1915年孙中山遭到袁世凯的通缉，被迫东渡日本过了流亡生活，但他在这时期他把结发妻接到了东京，一起生活了大约两周，孙中山一方面陪伴卢慕贞在东京四处看看；另一方面也趁这个机会与其协议离婚。
虽然革命党人也极力劝阻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事，然而孙中山心意已决，说了一句：
“我是人，我不是神。”
最后力排众议与宋庆龄喜结连理。
孙科对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事，和对母亲感情上的伤害，没有留下相关评论，但是孙中山写给孙科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内心的想法，想拉近孙科和宋庆龄之间关系的用心，看来孙科对父亲这桩婚事还是心怀芥蒂的。
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孙中山在世的时候，看起来他对孙科的政治生涯没有什么庇护或提携的现象，但影响力却潜移默化的。对于孙科，孙中山不仅是他的父亲，也是孙科的人生导师。
孙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廖仲恺根据孙科在美国研究过市政相关的志业，同时也写出过《都市规划论》著作，认为孙科是当时广州市长的最佳人选，孙中山却认为孙科过于年轻，缺乏行政经验而给以否决，后来，胡汉民反复劝说，孙中山才同意正式委任孙科为当时的广州市市长。
1923年，孙科因为筹集军饷不力的问题，被孙中一顿责骂。年轻气盛的孙科则认为是胡汉民从中搞脑子，非常生气，一时失去风度用手杖扔向胡汉民。此事被 孙中山知道之后，非常生气，一手夺过卫士的配枪，要打向孙科，幸亏众人拉住才作罢。这件事也反应出孙科当时在政治上稚嫩，像胡汉民这样的国民党元老，拉拢都来不及，怎么能交恶呢？
客观上孙中山的存在虽然是孙科最有力的依靠，假如孙中山能像蒋介石培养国地那样扶持孙科，或许能给孙科不一样的人生。也因为如此，孙中山死后，孙科的人生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1925年之后的孙科，失去了孙中山这颗大树的庇护，他的生活开始日益艰难。当时孙科作为国民党12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也成为国家领导的候选人。参加了提名投票，但投票结果对于孙科而言，是耻辱性的一票提名，而汪兆铭获得全票提名这件事就反应出他的处境好不到哪。毕竟社会上诸葛亮式的人物少，司马懿式的人物多。
孙科从小居住在美国，受提美式教育，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因此在政治理念上，推崇英美式的民主制度。
孙科与他父亲不同的是，一开始涉足政坛时就定坚地进行反共，在他担任广州市长的时候，就把广州市党部建成一个反共据点，形成右派集团，强烈反对国共合作的。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广州召开，共产党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孙科在会议上进行发言，明确反对国共合作，遭到共产党人瞿秋白和毛泽东的有力驳斥。
同年，他还联名其他成员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要求制裁共产党的提案。他还劝告廖仲恺，不要轻信共产党人。
在孙中山逝世一年之后，孙科的政治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从坚决反对国共合作，摇身一变成为“联俄联共”的大力拥护者。在公众形象面前成为武汉国民政府内一个国民党左派的重要领导人物。
但始终没有明白那时候的中国，手中有兵权才是发信权最有力的保障，手中掌握兵权的蒋介石，权力越来越大，自己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因此，孙科所谓的“联俄联共”主张，只不过来自孙科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不满，和对权力的渴求罢了。
随着国共第一次北伐的胜利，蒋介石的个人权利越来越大，孙科感到自己的政治地位严重受到威胁。他在不同的场合都说出“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就要做皇帝了”这样的话。
这个时候，他可能感觉到到只有联合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才能与蒋介石掰一下手腕，于是就开始鼓吹起“联俄联共”这样的调子来。
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孙科提出提高党权、实行民主。否则，国民党就会变成一个“军阀的党、封建的党、代表压迫势力阶级的党”。
孙科的这些激进的言论，一时间让他赢得了国民党左派领袖们的赞誉，也得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好感。陈独秀就称赞孙科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
其实，他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因为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孙科再次举起反共大旗，他的政治态度再一次发生180度转弯。再次鼓吹共产党的相关活动，严重威胁国民党的生存，还骂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是国民党内的共产主义阴谋家。
看到北伐战争让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孙科认为这给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他称如果只是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并建议以渐进的民主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这与蒋介石日益加强的个人权利显然背道而驰。与宋庆龄站在一起的孙科和蒋介石日益疏远。
1931年，孙科就曾经指责蒋介石以个人支配整个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蒋介石个人的工具，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他提出了自己的三条“党治”主张：
一是以分权代替集权；二是鼓吹地方自治；三是主张国民党改善与人民的关系。
显然这些主张在那个年代，除了地方自治可能有人支持之外，其他的主张的实现几乎是天方夜谭。
蒋介石的从政之路也不平坦，也经历过下野，但每次下野都能成功复出，为什么包括孙科在内没有人趁蒋介石下野把权力揽过来呢？
原来蒋介石每一次下野，都以退为进蓄积了深厚的实力基础，最近一次下野前也是如此，他做好充分的部署，重组江苏、浙江、江西和甘肃四省人事，分别用自己的亲信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分别担任四省政府主席等。
孙科内阁虽然成立，却得不到四大家族的支持，财政上马上陷入困境。宋子文故意为难新内阁，各省份也纷纷趁机截留国家税收，江浙一带的驻军也起哄向政府索饷，日本军队也在进逼锦州，显然对孙科的能力无法处理这些让他焦头烂额的事务，在内外交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孙科只好电邀蒋介石重返南京主持大计。蒋介石复出成功。
而孙科接受了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一职，亲自主持起草宪法工作。在孙科主持下，所起草的宪法中，有不少条款是用来制约蒋介石。其中的三条原则其大意是：
总统和副总统只能由国民大会选出。在任军人不能当总统。
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不直接负行政责任，每届任期四年，且不得连任总统。
行政院长由总统经立法院同意任免。
只不这些措施也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已，因为面对着蒋介石些政治高手，孙科等人根本不是对手。
因此，在蒋介石施压下不断地更改宪法，到了1936年正式公布的宪法里，蒋介石担任的总统已经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原草案中现任军人不能当总统这一条款已经被删除，总统的任期也每4年一届改为6年一届，并且增加了“总统有权发布紧急命令及为紧急处分之权”等，完全有利于蒋介石的条例。
抗日战争后期，孙科再次发文抨击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实现民主化，建立多党制民主政治。并总结国民党过去20年以来，其机构和作风都是错误的。在1944年，孙科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再次提倡当时的中国必须实现英美民主制度，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才能使中国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
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的时期，虽然国民党政权在陷入困境，但蒋介石的个人权利和威望却达到顶峰，而孙科在这个时候提出西方的模式来重新调整国民党的发展方向，无异于与虎谋皮。等于从根本上全面否认了蒋介石，这让蒋介石非常愤怒，使得两人的关系几乎完全破裂。
据说某一次孙科在江西坐船的时候，安排其坐的那艘船微微下沉，孙科起了疑心，要求把甲板撬开，结果发现里面有几百具尸体，孙科对女儿孙穗芳说：这是一次谋杀。
只是让人没有料到的时，到了1948年4月，战场上失败的国民党政府，还如期进行正、副总统选举，蒋介石没有竞争对手顺理成章连任总统，关于副总统这个位置，桂系李宗仁志在必得，显然蒋介石不愿意李宗仁担任副总统，相比李宗仁，蒋介石肯定更愿意让更好控制的孙科当副手。
支持孙科势力主要是广东和CC派。李宗仁则不但有桂系支持，而且还拥有美国人的扶持，因为战场上不断的失利，美国人对蒋介石已经失去信心。
为了这一次竞选，李宗仁可算是下了血本，花了上万两黄金，并与程潜等人达成攻守同盟，初选中谁得票少，要求一致把票投给得票多的人。
经过三轮投票之后，最终李宗仁胜出，如愿当上副总统。孙科则接任何应钦的行政院长一职，但是孙科这一次当行政院院不到4个月，国民党就被赶出了大陆。孙科在大陆官场的政治就此终结。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眼见大西南也无法立足，离开成都飞往了台湾，而蒋介石离开成都的时候，带上了包括阎锡山、陈立夫等人，连张大千也带上了，唯独没有带上孙科，甚至连一个通知都没有。
无助的孙科只好只身去了香港，不仅如此，在此后的近一年里，台湾方面也是千方百计阻止孙科去台湾，孙科对权力再也没了欲望，相当消沉。在与蒋介石的权力斗争中彻底败下阵来。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处理，一切都是为了权力能顺利过渡到蒋经国手里，也真是煞费苦心了。
当然在一般人看来，当一个行政院长也不错了，从孙科的结局来看，有着这么优质的政治本钱，落得如此结果，显然成为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形象。个人认为一方面孙科在军方资历不够，都没有打过仗，就想当总统显然不太现实，他头脑里西方政治观点在民国时期也是行不通的，也只能说说而已。
遇到蒋介石这样的人物，全国的军阀中，无论是李宗仁、阎锡山还是冯玉祥都不是对手，何况区区一个孙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