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后，警校成了香饽饽，有些地方的警校录取分数线超过了985和211。
水向低处流，人往稳处走，当警校被视为与编制划等号的时候，火爆是早晚的事情。
长期以来，学子们向往编制安稳和发财的工作心态不曾改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国家施行包分配政策，那个年头，考上了中专都能光宗耀祖，可谓红极一时。
2000年左右，金融行业如日中天，金融、财会等高校专业十分抢手。各路精英学子争先恐后地涌向金融高地，造就了无数精英财富神话，当然，也引来了今日长牙带刺的金融监管。
同样，外贸专业、软件开发、机械自动化、信息工程、算法编程、大数据甚至酒店管理等专业都经历过火爆的时期，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就三个字：能赚钱。
早些年，2003年到2006年前后，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久，做真实外贸，或者干脆外贸炒单，那是相当地赚钱，哪象现在为了争一个外国客户，都拼尽了洪荒之力。那个时候，都是外国客户拿着订单和样品有求于中国供应商，现在想想，简直太过分了。
没有永远的2003，当大潮退去，国内外经济形势巨变，当许多民企老板感叹，钱越来越不好赚的时候，市场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职业岗位越来越不稳定的时候，一切将回到原岸边：考公考编，快快上岸。
老板的钱都不好赚，打工人连汤都喝不到。于是，警校成了最佳选择。当警察，有地位、有面子、还容易进编制。即使是985出来，同样要找工作，搞不好只能送外卖，干脆一步到位，一劳永逸。
傻瓜都能掂得清的事情，更别说精英学子了，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但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来了，当大家都想考编上岸的时候，岸又在哪里？还有没有岸？
这里的“大家”包括所有参加考公、考编的群体。当所谓的精英、人才都争相考公考编的时候，实则反映当下社会经济的活力状态和赚钱的难易程度。如果赚钱容易，人才、学子们大都会朝着赚钱的专业方向进攻，又怎么愿意委身于一眼能看到头的编制？
所以，不必用套用复杂的经典理论，就有了一个观察社会经济活力的简单视角。
如果人们都敢从体制里跳出来，争着下海，不怎么向往编制，那么，社会经济可能是充满活力，是有吸引力的。这个时候，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都在快速增加。
反之，如果人们都争着向编制里面挤，不好意思，这说明社会经济活力不够，就业不稳定、钱不容易赚了，经济发展呈现低速、低迷的状态。社会财富仍然在增加，个人财富增加不明明显。
即使考编上岸的人才，最终也会发现，现实未必如期望所想。因为体制工作并不复杂，它是一个层级行政执行体系，下级更多的是执行上级政策与指示，不需要多大的创新和改革。
而创新又恰恰是经济活力的重要体现，那些原本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学子，却流向了不需要创新的体制，倒象是一种资源错配。
说到资源错配，不得不提不同时期的政策风格与效用，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来看，改开之初，因为没有经验，发展经济主要采用以鼓励为主、试错式的探索发展，就是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改开之初，国家社会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与挑战，但仍然出现了下海经商，大量个体户的涌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地等等，回顾那个年代的政策，不难发现一个特点：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比如，大包干本来不合法，但是，大包干能让村民吃饱饭，还能给国家交公粮。于是，国家出台政策让大包干合法化，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出现了大范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再比如，个体户、摆地摊原本是不允许的，但是上千万的回城的知青没有工作，他们只能干个体，摆地摊。于是，国家出台政策让个体户和摆地摊合法化。
正是因为政策高度灵活机动，事实求是地以民生为主，结果，人们的积极性被激活了，社会市场经济得到了飞快发展。
那个年代，即使生活很苦，但仍然有一批又一批人选择下海经商，特别是一批体制内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受感召下海创业。学术界概括出了所谓的“八四派”、“九二派”、“九九派”，他们其中许多人都成了不同行业的领军人物，比如84派柳传志，92派俞敏洪。
这三个下海经商派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因为三派分别对应着三个里程碑，1984年，邓小平南巡；1992年，邓小平再次南巡；1999年，中国互联网创业元年。
星移斗转，四十多年之后，市场经济与资本力量，在创造了一系列经济发展奇迹之后，也导致了一系列市场失灵与资本无序发展的局面，牵涉到了政治生态、民生实际和环境环保等问题。因此，国民社会经济发展转变到了顶层设计、国内统一大市场、沿着战略规划前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一个新的周期开始了，有些不太适应，看不清方向的人们，被卷得白热化的身心变得有些迷茫，到头来发现只有编制才是真正的归宿。
那些经过社会毒打的人更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梁山泊宋江坚持接受朝廷的招安果然是有道理的，编制的诱惑力太强大了。
现在试着用经济学的“合成谬误”看万众考公、考编现象，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同样的行为和结果，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一群人或者所有人来说，却是错误的，这就是合成谬误的基本意思。
一个学生考得好，那是真的好，但是所有学生都考得好，那等于是不好。在生活中，一个人省吃俭用，绝不乱花一分钱，对于这个人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他可以存钱以备不时之需。
但是，所有人都这样子搞，那社会消费就麻烦了，商家的东西都卖不出去了，产线只能停工，工人只能失业，更没有人打赏主播了，货币与经济循环失效了。
想想看，假如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一只牙刷用十年，一身衣服缝缝补补一辈子，那服装厂早就倒闭了；假如所有人都宁愿挤公交上班，那汽车行业早就玩不下去了，最终，链式反应就会演变成通缩现象。
大家都把钱放在银行里，结果银行反倒成了大爷。如果银行的钱也放不出去，经济系统就便秘了。因为全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就会导致一般商品物价和货币供给量持续下降，从而引起经济衰退，陷入了经济学中的“合成谬误”。
由此可见，合成谬误能量不容小看。幸好，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过度节俭，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要感谢那些月光族，因为她们推动了货币与商品的流动性，为消费经济贡献了一份力量。
回到考编话题，它同样适用“合成谬误”原理：少数人想考编、在考编才是合理的，太多人争相考编却是资源错配的。对于个人来说，考编上岸，进了保险箱，不用担心在私营企业那样随时被裁。但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想考编上岸的时候，岸其实就不存在了，只不过短时间感觉不明显罢了。
首先，考编的群体将脱离社会生产。1000个人争1个编制，另外999个人在某段时间里，对社会生产活动的贡献等于零。虽然作为消费者的作用仍然存在，比如消费教材、培训、考试等资源。但这是不够的，合理的商业经济社会，每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应该既是消费者，又是创造者
其次，考编的成绩再好，对其他人，对于全社会没有任何直接经济效益。不仅如此，一旦考编成功，上岸了，还得国家财政供养。如果编制人员腐败庸碌，就会倒过来增加社会负担，糟蹋社会资源。近日，因为猥亵女学生被举报的中国人大文学院王导师就是一个例子。
都说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如果说想考编的人，只是为了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不是为了改革体制，应该没有人反对。
既然如此，大家都向往稳定的时候，恰恰是最没有稳定的时候，因为人员和资源的流动性没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没了、人才的创新激情没了、社会阶层固化了；当大家都具有冒险精神，不愿意过着四平八稳日子的时候，反而出现另一种景观，一些新机会和岗位就被大量创造出来了，市场更加繁荣了。
那么能不能取消或者淡化编制，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
就象户口一样，既然都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为什么还要区分农村和城镇户口。毕竟，二元户口制的历史作用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同理，既然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为什么要用编制加以隔开？
取消或者淡化编制，回归大平等，除了传统观念的阻力，现实中还缺少必要的土壤，只剩下理论上的思考游戏。
因为大部分人没有编制，所以才有了少部分人编制，因为绝大部分人没上岸，才有了少数人上岸。曾经的中国，出现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目的就是希望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淡化编制的光环。毕竟，编制再好，容纳的岗位数量十分有限，所有人都是公务员，都有编制，那么，谁来发工资？钱从哪里来？
考编的本质不过就是社会经济分工与协作的结果，不应该呈现万众过独木桥的情形，唯我独尊的局面。如果有，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局里局气的，没有水，哪来的岸？真正的劳动者万岁，从古至今，是他们供养着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