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Harris Simons (1938.4.25 – 2024.5.10)
照片来源：Béatrice de Géa
不久之前，传来吉姆-西蒙斯（Jim Simons）去世的消息，颇為震惊。虽然早知他身体已大不如前，但记忆中的他总是精力弥满，放眼未来，因此骤闻恶耗，仍感愕然。
西蒙斯仰慕我的老师陈省身教授。1970 年，他来到伯克利（Berkeley），和陈师一起完成有关陈-西蒙斯不变量（Chern-Simons invariant）的开创性论文。他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厘清我关于该题目的许多问题。虽然我常常看见他跟陈师交谈，但总没有机会认识他。到了我将要毕业，陈师提议我到石溪（Stony Brook），其后得布莱恩·劳森（Blaine Lawson）相告，那是西蒙斯的主意。在那些年，在西蒙斯的领导下，石溪成功地招募了一大批出色的几何学家，其中包括德特勒夫·格罗莫尔（Detlef Gromoll）和杰夫·奇格（Jeff Cheeger）。劳森告诉我西蒙斯如何招募格罗莫尔的故事。当时伯克利要聘格罗莫尔，但苦于其人没有绿卡。西蒙斯门路很广，他打电话向一位国会议员求助，说格罗莫尔研究的是微分几何，这是广义相对论的重要部分，而广义相对论则为制造原子弹所必须，是以把格罗莫尔留在美国很有必要云云。这番话固然扯得太远，但它立竿见影，格罗莫尔就在石溪留了下来。
半年之后，陈先生说我有关具非负曲率紧流形基本群的文章已能作博士论文，他告诉我应该毕业了，我吃了一惊。这论文虽然解决了乔·沃尔夫（Joe Wolf）的一个猜想，但它毕竟不是我真正的研究方向。然而考虑了一天，我决定听从陈师的提议。紧接着要解决的是，要继续研究工作，我必须以某种身份留在美国。我拿的是 F1 签证，按照规定，一年实习期满，就必须更换。当时正是越战后期，很多人都应召入伍了。有人告诉我，按照我的生日，我被征召的机会不低。
陈先生认为我应该到东岸的名校历练一下。1971 年 2 月我访问石溪，这是一次难得的经验。我认识了那里大部分年轻的数学家。西蒙斯不晓得陈师毕业前送我到石溪的用意，但他对我很友善。他请我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又邀请我共进晚餐。他说可以解决我的签证问题。石溪数学系年轻教员的热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开始喜爱它了。
回到伯克利后，我决定 1971 年秋先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当博士后，那是愉快而丰收的一年，但后续如何？高等研究院提出让我再留一年，但我始终为签证问题困扰，这事情可大可小，于是决定到石溪当助理教授。
我在一间百货店旁租了个套间，教课之余，也和年轻同事一起去杰佛逊港吃午餐。这些人包括霍华德·加兰（Howard Garland）、罗杰·豪（Roger Howe）、德特勒夫·格罗莫尔（Detlef Gromoll）、大卫·埃宾（David Ebin）、布吉尼翁（Bourguignon）、欧文·克拉（Irwin Kra）、伯纳德·马基特（Bernard Maskit)、斯坦利·奥舍（Stanley Osher）、比尔·赫尔顿（Bill Helton）、久贺道夫（Michio Kuga）、罗恩·道格拉斯（Ron Douglas）等。当时系里没有像样的办公室，大家将就在一个木房子工作，不断地谈数学。
在这期间我发展了几何分析，也常常见到吉姆。他会带女伴们去纽约城，他希望用陈-西蒙斯泛函来证明庞加莱猜想。奇格和他也一起在研究微分特徵（differential characters）。总的来说，这是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学系。
在西蒙斯的领导下，年轻的同事们雄心勃勃，要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学系。
数学系位于一座巨大的只有一层的木房子内。我仍然记得吉姆在那里走来走去沉思数学的模样。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问题好简单，我要证明一个三维流形，如果它上面所有闭曲线都能连续地收缩成点，那么这个流形必须是球面。当然，他在解庞加莱猜想。
好几个同行跟我说，吉姆是非常成功的投资者，尤其是在哥伦比亚和南美。但投资并非无风险，好几次他被迫卖掉自己的巨宅。1973 年秋天，我向石溪请假，应罗伯特-奥瑟曼（Robert Osserman）的邀请到斯坦福访问。在那里我在几何分析中大显身手，大量利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和莱昂·西蒙（Leon Simon）和弟子孙理察（Rick Schoen）如鱼得水地合作。
利用非线性分析来研究几何学非石溪中人所喜，1974 年斯坦福给我副教授的终身职，但石溪不愿跟随匹配。从中可见他们自持崖岸之高，在吉姆的领导之下，石溪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如何，我成为斯坦福教授，母亲以此自豪不已。
离开石溪后，和吉姆见面就少了，不过听说他对我的离开很惋惜。
后来他也走了，带走了我认识的一些优秀数学家，包括詹姆斯-阿克斯（James Ax）和亨利-劳弗（Henry Laufer）。
此后我和吉姆偶有接触。大约 1995 年，有次电话谈话颇有趣味，记得我问他一个人赚了五千万美元要如何花掉，令人惊讶的是他没能给出简单的答案。
2008-2011 年我在哈佛当系主任。2008 年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西蒙斯基金会慷慨捐出了 67 个博士后职位。哈佛拿到了其中一个名额，我用它聘了一位伯克利的博士。如果没有这及时雨，事就不成了。
大约三年前，我参与了一个有关弦理论数学的项目。我在西蒙斯中心的专项讨论中作了演讲。出乎意料之外，吉姆对我的演讲显示出极大的兴趣，他写信告诉我对这题目自己的想法，电邮上载了二十多页手写笔记。虽然四十年没有从事数学研究，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他的睿智。他对数学发自内心的热爱，以及他到这门学问慷慨而长期的支持，都使我由衷地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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