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3期
李芳
刘锦棠为新疆首任巡抚，对清末新疆乃至近代中国边疆的政治格局影响深远。本文回顾国内刘锦棠研究的学术历程，梳理相关的学术成果，希望能够厘清研究思路，拓展研究方向，资益治疆历史规律的把握。
刘锦棠（1844～1894年），湖南湘乡人，清末追随左宗棠平定陕甘，任前敌总指挥收复新疆，主持战后新疆重建工作，推动新疆建省改革，出任首任甘肃新疆巡抚，对近代边疆稳固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今年恰逢新疆建省140周年，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廓清研究方向，对深化治疆规律的把握，推动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经眼已有成果，彭亭亭、周卫平分别对刘锦棠研究论著10余篇进行了简要评述，[2]张金荣等对2013年之前国内刘锦棠研究论著30余篇进行了综述，但仍遗漏了重要成果。[3]特别是近十年来，又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有鉴于此，笔者对1949年以来关于刘锦棠的近百篇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评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问吾曾高度评价刘锦棠对新疆的历史贡献，“冲锋陷阵，奏功居伟者为刘锦棠，即图谋新疆之长治久安而实行建省亦倡之于左，而成之于刘。”[4]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学者开始关注到左宗棠巨大身影后的刘锦棠，然而对刘锦棠的历史定位不一。王晓建认为刘锦棠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将领；[5]齐清顺提出刘锦棠和左宗棠应该并提才合乎历史事实；[6]而戴逸虽然肯定了刘锦棠的军事才能，但认为他“在政治上缺乏雄才大略”，更多是执行左宗棠的治疆策略，缺乏创新。[7]20世纪90年代各地出版的新方志中的刘锦棠传记，[8]均没有对刘锦棠进行评价。21世纪初，随着三部刘锦棠研究专著的出版，刘锦棠学术研究进入高潮。作为国内首部研究专著，章育良等所著《刘锦棠评传》客观分析了陕甘回民起义性质问题，指出刘锦棠作为平叛的主要将领，“功大于过”，并提出对刘锦棠重新进行历史定位，“应该将他的名字镌刻在近代反帝爱国人物的丰碑之上”。[9]章育良又专文论述刘锦棠是可以与冯子材、刘铭传比肩的民族英雄。[10]童远忠的专著则将刘锦棠的一生分成两个时期来评价：前期主要出于忠君，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后期则主要出于爱国，率军收复新疆失地，治理边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出生入死。是“杰出的民族英雄”“近代西部开发的先行者”。[11]台湾学者陈旺城的专著与其博士论文内容相同，对刘锦棠生平进行了最为详尽的呈现。与杨东梁的观点一致，认为刘锦棠平定西北，保全了清朝领土主权完整，也为新疆建省开发奠定了良好基础，是其一生功绩最为显赫的部分。但也指出刘锦棠严厉的武力征伐不足取。[12]
近些年，随着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学术界对刘锦棠的评价渐趋一致。张腾从国家统一的角度，肯定了刘锦棠平定西北的历史功绩，认为他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揭开了近代新疆开发的序幕。[13]马大正认为刘锦棠的历史地位应与张骞、班超等人并列，他们对边疆治理和开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14]
纵观刘锦棠的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是在新疆，率军收复新疆，主持新疆建省，推动社会改革，每一笔都浓墨重彩。片冈一忠围绕新疆建省、军政改革、文化教育及官员籍贯等展开研究。[15]特别是他梳理出的建省之初的官员籍贯，提供了研究新疆人物新思路。[16]国内学者齐清顺首先从收复新疆、建省、恢复社会生产等三个方面梳理了刘锦棠在新疆12年的活动。[17]此后曹建英、倪立保、童远忠、章育良、陈旺城、彭亭亭等学者也对刘锦棠在新疆活动展开了综合研究。
（一）刘锦棠与收复新疆
西方列强曾认为清朝政府要收复新疆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西征军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收回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领土。西方学者盛赞刘锦棠的功绩，“可与西方国家统帅们最光明灿烂的功绩相比拟”[18]。包罗杰称刘锦棠有着“非凡的深谋远虑”[19]。学者们对刘锦棠收复新疆的军事策略和经过、武器装备、胜利原因及影响等展开了讨论。
80年代初，江晏琦率先撰文介绍了收复的过程。[20]管守新以刘锦棠的用兵策略为主线，首次全面系统地呈现了复杂的历史过程，认为这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对敌作战中取得的少有的一次彻底的胜利。[21]
在分析收复新疆胜利的原因时，张耀中指出左宗棠、刘锦棠等将领身先士卒，效命疆场，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22]秦红发等认为收复新疆与刘锦棠的军事指挥才能是分不开的。[23]章育良总结出人心向背、严格的军纪、官兵的奋力杀敌、左宗棠的有效协调、刘锦棠的出色才能、先进武器的使用、关陇的平定等七条因素，共同促成了刘锦棠西征新疆的伟大胜利。[24]童远忠则概括为八个方面。[25]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是取得胜利不可忽视的因素。民国时期的秦翰才就已关注到了入疆部队配备的最新式火炮——田鸡炮。[26]徐中煜详细地列举了刘锦棠部队的火炮装备，同时论述了新式武器在收复新疆中的作用。[27]
善后局是清政府收复新疆时设置的统筹物资的临时机构，刘锦棠任南疆西四城善后局主管。赵云田肯定了善后局在恢复社会经济方面的作用，同时指出善后局的职能与郡县职能几乎完全一致，是后来建立郡县制的基础。[28]持相同观点的学者有兰书燕、李艳、王晓晖、刘敏等人。[29]
新疆的迅速收复，为清政府通过谈判的方式收回伊犁奠定了基础。曹建英认为刘锦棠率领湘军坚决打击阿古柏余孽及白彦虎等人的武装骚扰，坚持以武力为后盾收复伊犁，粉碎了俄国霸占伊犁的阴谋，是《伊犁条约》签订的重要原因，功不可没。[30]管守新认为在这场不流血的外交胜利的背后，一定要看到刘锦棠在新疆“剿除边患、筹军备战”所起的重要作用。[31]李芳补充分析了刘锦棠大规模军队换防的原因，清晰地传达出武力收回伊犁的决心，对《伊犁条约》的签订起了重要作用。[32]
（二）刘锦棠与新疆建省
建省是新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民国时期已有学者关注到刘锦棠与新疆建省的关系。[33]但多数学者关注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左宗棠身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才逐渐认识到刘锦棠在建省中的作用。钟兴麒的专著全面叙述和评价了新疆建省始末。[34]阿地力·艾尼概述了刘锦棠领导的新疆建省活动，并将清末新疆、台湾等边疆地区的建省活动联系起来讨论。[35]
1.建省方案的对比研究 龚自珍提出新疆建省倡议后，左宗棠、刘锦棠和谭钟麟等相继提出具体建省方案，最终刘锦棠的方案被采纳。学者们围绕建省方案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刘锦棠方案最终被采纳的原因。
纪大椿、管守新、陈旺城认为刘锦棠方案既确保了建省的实行，又照顾了与谭钟麟、金顺等人的关系。[36]齐清顺、赵云田、王淑梅认为刘锦棠在新疆有多年的实践经验，比左、谭两人的方案更符合新疆的实际状况。[37]梁家贵等认为与左宗棠方案相比，刘锦棠的方案“比较切实可行”[38]。章育良认为刘锦棠方案和江苏建制相近，为日后的独立建制作了准备。[39]王聪延对龚自珍、朱逢甲、左宗棠、谭钟麟、刘锦棠等五种建省方案进行了对比研究。[40]阿地力·艾尼分析了左、谭、刘三人的建省方案，认为刘锦棠折中了左、谭的方案，因此很快获得了清廷的批准。[41]陈跃指出，清政府之所以同意刘锦棠提出的新疆与甘肃合为一体的建省方案，是坚持“内外相维”的管理体制原则的体现。[42]刘志佳认为清政府批复的建置与刘锦棠的最初设想有较大的不同，并非仿照江苏建置。同时指出刘锦棠方案也是个折中方案。[43]翟文静认为，刘锦棠的方案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因俗而治”，新疆可依赖甘肃获得充足饷需，具有明显的进步性。[44]
纪大椿指出，刘锦棠提出新疆设抚不设督的主要原因，是新疆在政治上不便于摆脱传统的隶属关系，在经济上无法脱离陕甘两省的后援。[45]徐磊认为设抚不设督，在形式上等于扩大了陕甘总督的管辖范围；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实际权重和地位亦不在陕甘总督之下。[46]
学术界还从满汉关系视角分析清廷批准新疆建省的深层次原因。赖咸森认为，刘锦棠方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伊犁将军的权限，而不至于使汉族官员权力过分扩张，从而更接近清政府的一贯宗旨。[47]王鸣野、纪大椿、王力等学者基本认同这一观点。[48]张志远认为，建省是利益格局的重新界定，刘锦棠的方案使清政府、伊犁将军、新疆巡抚的各自利益趋于平衡。[49]谭小民分析了清朝统治者对新疆建省及巡抚人选的心理博弈，梳理了清政府选择方案的酝酿过程。[50]
2.刘锦棠在建省中的作用和影响 欧美著名学者费正清等认为，由左宗棠、刘锦棠等人主导的新疆建省是中国近代史上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这一制度的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51]。
赖咸森认为刘锦棠在建省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有：来自李鸿章、李云麟为代表的反对建省派的政治压力、建省经费困难、满汉权力冲突的影响、人材缺乏等四个方面。[52]曹建英则重点论述了刘锦棠推行郡县制度时，如何裁撤军府系统和南疆伯克制两大难题的过程。同时作者认为，直到光绪十五年伊塔等地正式划归巡抚管辖，新疆才确立了行省制度。[53]倪立保认为，在刘锦棠担任巡抚期间，新疆建省的实际工作才最终得以完成。[54]
童远忠分析了刘锦棠出任新疆首任巡抚的原因，固然有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力荐，更在于刘锦棠提出了符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的、比较切实可行的新疆建省方案。[55]李芳通过对金顺、刘锦棠两人生平资历功绩职务比较，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讲，金顺与刘锦棠个人仕途变迁，折射出的是整个晚清政治格局的变迁”[56]。
学者们肯定了刘锦棠在建省中的重要作用。齐清顺和陈理都认为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如果没有刘锦棠持之以恒的决心和坚持到底的努力，建省可能夭折。[57]纪大椿认为，对于刘锦棠的胆识应该予以充分肯定，许多有进步意义的、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最初是在他的领导下开始推行的。[58]倪立保认为，刘锦棠是建省大业的第一奠基者，在建省建制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同于左宗棠等人的独特作用。[59]
学者们高度评价了刘锦棠领导建省的重大意义。管守新和陈旺城都指出，刘锦棠领导的新疆建省，使新疆摆脱了长期以来所处的藩部地位，成为隶属内阁的行省，对清朝维护边疆的统一有积极意义。[60]章育良、丁建军认为新疆建省使新疆的开发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61]闫国疆、陈晓律分析了刘锦棠领导的新疆建省对于重塑历史记忆、重构身份、凝聚国家认同方面所具有的重大意义。[62]张滢提炼了左宗棠、刘锦棠在建省改革中的几点借鉴启示，如触及满汉权力再分配时，需要谨慎对待；建省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级官员的选拔任命；在改革时机不成熟时，“先实后名”“因时制宜”的策略和原则值得借鉴等。[63]
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刘锦棠领导的新疆建省的不彻底性。苗普生指出，建省后清政府明令裁汰伯克，但乡约成为“无伯克之名而有伯克之实”。直到清末，清政府仍在边远地区任命阿奇木伯克。[64]纪大椿总结了建省遗留的种种问题，从行政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三个方面分析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65]吴福环等学者均持相同或类似的观点。[66]
（三）建省后刘锦棠推动的治疆举措
刘锦棠的治疆举措内容广泛，主要包括军政体制改革、经济恢复与开发、处理民族宗教、教育文化和法律的一体化改革等。
钟兴麒从吏治、边防、农牧业、金融财政、交通邮电、教育卫生等九个方面全面梳理和评述了建省前后左宗棠、刘锦棠采取的主要措施。[67]高永久从废除伯克和军府制、实行建省以及建省后的繁荣局面等三方面论述了刘锦棠的举措。[68]齐清顺讨论了刘锦棠在管理体制、土地制度、赋税货币等方面的改革措施，认为对削弱新疆南部农奴制残余，减轻维吾尔农民负担，增加政府税收，促进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69]陈旺城从新疆建省和改革军政体制、兴办文教卫生事业、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三个方面，论述了刘锦棠的举措。[70]童远忠将刘锦棠的抚新政策归纳为进步的政治政策、务实的经济政策、有效的文化宗教政策，为新疆的近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71]成晓军从农牧业恢复发展、交通建设与商业贸易发展、兴学育人与民族融合三方面，论述了刘锦棠对新疆的开发，称其为“近代中国开发建设新疆的第一人”[72]。盛新娣等人论述了刘锦棠的各项举措对新疆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结构与民族融合的积极影响，认为其确保了晚清变局中新疆始终保持统一和稳定。[73]王淼的博士论文专章讨论刘锦棠治疆举措，认为刘锦棠主政新疆，使新疆面貌得到极大改善，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治理新疆的基本方略由此奠定。[74]
1.军政改革举措 童远忠的系列论著围绕刘锦棠的军政活动展开。总结了刘锦棠的军事方略；[75]认为建省后刘锦棠的军政改革和军事强边措施，扭转了新疆防务空虚的局面，成为晚清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亮点；[76]刘锦棠抚新是新疆防务建设全面展开的关键。[77]美国学者周奈兰的博士论文较早关注了刘锦棠裁撤勇营、化勇为兵等军队改革举措问题。[78]王鸣野的博士论文讨论了新疆建省后的军政一体化进程。[79]李芳的博士论文，分析了建省前后刘锦棠的军队改革举措，认为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是新疆行省制度改革的起点和重要保障。[80]
新疆建立行省制度后，仍旧保留了伊犁将军建制。刘锦棠的军政改革触动了伊犁将军和满洲贵族的利益。邓媛认为，清政府保留伊犁将军不仅仅是维护满族贵族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一旦建省改革失败后，为恢复伊犁将军总统全疆做准备。[81]周卫平则将新疆巡抚与伊犁将军之间的权力作了对比研究。[82]齐清顺指出深层次的原因是统治集团内部满汉权力之争和利益再分配的一种妥协。[83]纪大椿、钟兴麒与齐清顺观点一致。钟兴麒认为“边疆行政区域长期存在着两个不相隶属的军政机构，不论是相互迁就，还是彼此对峙，都将危及对该地区的有效管理和边疆防务”[84]。
抚军之争在建省后军队裁撤和八旗驻防体制的改革中表现得同样激烈。苏奎俊在探讨八旗改制时，认为抚军双方均无法完全管理伊塔军政事务。[85]苏奎俊、赵维玺、陈跃都认为刘锦棠将伊塔残余的满营迁并古城，加强了巡抚的行政权力，真实意图是借机削弱八旗军力。[86]
近年来也有学者指出了刘锦棠在抚军之争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刘志佳指出，刘锦棠的建省方案为后来的军抚之争埋下了隐患。[87]章成认为，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在与同期伊犁将军的争权中占据上风，实现了他在建省奏议中所提“免致政出多门，巡抚事权不一”的期望，却也为新疆治权的争夺首开恶例。[88]
2.恢复经济举措 早期研究中，以华立、钟兴麒、管守新、汤代佳等人的成果具有代表性。华立的论著讨论了建省前后刘锦棠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举措，通过分析建省后新疆农作物种类与地域分布的新动向，论证了农产品区域流通体系的形成及其意义。[89]钟兴麒论述了刘锦棠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举措。[90]管守新从安置赈济流民、修治河渠驿道、改订屯田章程、减征赋税、整商置税、统一币制等六个方面总结了刘锦棠恢复经济发展的措施。[91]祁美琴与管守新的观点一致，提出这些改革是新疆经济开发的第一次高潮。[92]汤代佳对刘锦棠改进屯田制度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建省后新疆经济的复苏发展与刘锦棠变革屯田制度密不可分。[93]
2000年以后，以童远忠、章育良、王洁等人的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和深入。童远忠从屯垦、水利、赋税、养蚕、开矿等五个方面讨论了刘锦棠的民族经济政策。[94]章育良研究了刘锦棠在安置难民、兴修水利、改革赋税等方面的经济措施。[95]彭亭亭围绕刘锦棠在粮饷、贸易、开源节流等方面的经济举措来阐述他的贡献。[96]王洁的博士论文从农牧业、手工业、商业、币制和赋税等全方位探讨了刘锦棠的举措。[97]咸成海对建省时期刘锦棠修渠兴垦的举措进行了重点讨论。[98]朱丽则系统考察了清末新疆粮政，特别对刘锦棠恢复发展粮食生产及粮食运输与仓储、销售与价格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99]
新疆收复后，正值全国以制钱统一币制，而刘锦棠却采用了恢复红钱统一新疆币制的做法。穆渊等人认为，刘锦棠根据新疆铜源有限的实情，用红钱统一新疆钱法，与银元天罡制度一起，形成了新疆特色的货币体系，对近现代新疆货币经济产生了长远影响。[100]王志强、闫存庭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刘锦棠用红钱统一新疆货币，脱离了与银两的直接挂钩，严重阻碍了新疆与内地经贸的交流。[101]
近年来，出现了从城镇变迁和环境治理等新视角研究刘锦棠治疆举措的倾向。学术界普遍认为，新疆建省及政治中心的调整，标志着新疆行政体制和城镇近代化的开始。单珍娜认为刘锦棠保护环境的举措具有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和超时代的先进性。[102]付娟认为刘锦棠领导的城市重建并非简单的传统城市建筑恢复，而是新疆城市近代化转型的肇始。[103]此外，黄达远、吴轶群、刘玉皑、牛燕军等人的博士论文，[104]以及金楠、王龙涛、魏晓金、刘正江等人的文章，[105]在研究清末新疆城镇变迁和居住格局时，都有讨论刘锦棠治理城镇的举措。
3处理民族宗教文化的举措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始终是稳疆治疆的关键所在。陈慧生较早关注到建省时期的民族宗教政策。[106]童远忠认为刘锦棠在西北边疆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政策，适应了时代要求。[107]曹建英将刘锦棠的民族政策分为收复时期和抚新时期两个阶段。[108]吕光明分析了刘锦棠民族政策的思想来源。[109]翟文静梳理了刘锦棠民族思想的内容，分析了其局限性。[110]赵海霞的博士论文，设专章讨论了建省时期刘锦棠调整民族政策的举措，以及建省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认为刘锦棠的民族政策缓解了民族矛盾，有利于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与交流。[111]
刘锦棠对文化教育十分重视，他认为，新疆历经大乱，非由教化人心、启迪民智之教育入手不可。他将兴办学校看作维持社会秩序与发展的首要条件，提出了兴办义塾、以儒家思想培养少数民族对国家认同的文教治边理念。钟兴麒指出，刘锦棠把创办文教当作革除社会弊端的一个重要措施来抓，开近现代免费教育的先声，成效虽并不理想，但终究开创了一代学风。[112]王启明的博士论文利用现存清末吐鲁番厅档案，讨论了包括刘锦棠在内的晚清新疆义学教育状况。[113]他的系列论文，围绕刘锦棠在吐鲁番所办义学，详细考察了师资、教材、经费等情况，指出虽然政府给予学童特别的激励举措，但效果并不理想，这些经验与教训无疑对今天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国民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114]章慧敏与前几位学者的观点不同，认为义学教育总体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为近代化教育奠定了基础。同时对于加强民族融合、民族国家的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认为此时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已经萌芽。[115]
4.变革法律的举措 陈慧生的文章在论述宗教政策时，也对刘锦棠推行清朝法律制度以及消除宗教干预司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16]孙晓雪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刘锦棠主政新疆时期的法制建设。认为刘锦棠既坚持边疆法律与内地一体化的大方向，同时又在某些地方进行了适当的灵活变通，为其后新疆的新政开展以及法制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117]此外梁海峡、白京兰、杨军、田庆锋、白帆、张田田、田欢等学者对刘锦棠推行清朝法律制度及变通法律措施等有所涉及。[118]近年来学者们还利用清末吐鲁番厅档案，对清末新疆法律与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不少成果也涉及到刘锦棠。[119]
5.改善医疗卫生的举措 钟兴麒很早就对新疆建省前后痘疫的流行及其防控情况进行了研究，指出刘锦棠在各地善后局设立牛痘局，“是新疆现代官办医药机构的开端”[120]。童远忠指出，牛痘局的设置，是新疆近代最早的官办地方医药机构，有效地遏制了天花的流行，密切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的联系。[121]吴琼详细探析了新疆建省后刘锦棠设立的吐鲁番牛痘局状况。[122]
与刘锦棠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非左宗棠莫属，但对二人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却有不同看法。章育良认为，二人的关系既融洽也有矛盾。新疆收复后，双方矛盾达到了高潮，责任主要在左宗棠。但随着伊犁问题的交涉，双方又互相配合，维护大局。左宗棠进京后又推荐刘接任督办新疆军务，双方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23]张银萍观点与章育良一致，对双方矛盾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析。[124]童远忠认为左宗棠之所以委任资历和地位都比较低的刘锦棠作为出征新疆的前敌总指挥，除了刘锦棠个人才能外，就是刘锦棠与左宗棠的关系非同一般。[125]左宗棠与刘锦棠的关系对近代新疆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专门研究两者关系的成果十分有限。
刘锦棠与其同乡上级陕甘总督谭钟麟亦有密切的交集。马利民认为，在收复新疆前后时的后勤、军饷、善后及建省方面，谭钟麟都给予了刘锦棠大力支持，两人共同对近代新疆的开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26]
戴良佐系统梳理了刘锦棠与金顺并肩奋战收复新疆的历史经过，但对双方矛盾没有涉及。[127]李芳从刘锦棠出任督办新疆军务一职的视角，与金顺在功绩、资历、年龄、族裔等方面的优劣作了对比，揭示了左宗棠、刘锦棠、金顺三人之间的关系。[128]周卫平较为详细地讨论了刘锦棠与金顺、色楞额之间的关系。指出刘锦棠接任巡抚后，在处理与伊犁将军金顺关系上，大都采取规劝回避之法；而在色楞额接任伊犁将军后，特别在伊塔道设置问题上，双方矛盾变得尖锐起来。[129]
此外，赵维玺梳理了魏光焘在新疆建省期间担任布政使时与巡抚刘锦棠相处融洽，共谋治边大计的情况。[130]
涉及刘锦棠相关的史料文献，有奏稿、方志、传记、档案和碑刻等多种形式。其中以《刘襄勤公奏稿》最为重要，集中收录了他处理新疆军政事务的奏折文稿，唯一传世的版本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南长沙刻本。[131]杨云辉率先对《奏稿》进行了点校整理。[132]而杜宏春的《奏稿》整理本，则参考北京和台北两地博物院档案，注释内容丰富。[133]杜宏春整理的《刘锦棠集辑校》收录刘锦棠存世奏折文稿900余件。[134]李芳、任龙首次对海内孤本《刘锦棠疏稿》进行了整理，[135]考证出《疏稿》实为清末新疆巡抚衙门存档的底稿，并将《疏稿》内未曾刊布的24件折片整理发表。[136]孟祥菊释读了陕甘总督谭钟麟致刘锦棠的三封未刊信函，对建省初年刘锦棠筹集欠饷、裁撤军队的史实细节进行了研究。[137]万新华释读了吴大澂致刘锦棠的二通信札，涉及刘锦棠迎养祖母、进军新疆之前在甘肃备战的情况。[138]在传记整理方面，著名学者王锺翰点校的《清史列传》中有刘锦棠的传记。[139]王启明对《清史稿·刘锦棠传》的标点错误亦有考证。[140]近年来，与刘锦棠关系密切的左宗棠、继任巡抚陶模等人的奏稿也相继整理出版。[141]
此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汉译汇编》和《甘肃省档案馆藏清末新疆档案》等大量清代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142]以及上谕档和硃批中的新疆资料的整理出版，[143]在史料查找和运用上极大便利了刘锦棠研究。
1877年，刘锦棠率军在葱岭东麓的明约路彻底击败阿古柏侵略军，刘锦棠在此竖碑一块，记载参战将领及战役经过。喀什明约路纪功碑成为国家统一的历史见证。柳用能详细地记述了碑刻全文及历史背景。[144]
新旧史料的发掘整理，为多维度研究刘锦棠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清末，湘军人才辈出，璨若星河，出任总督巡抚者比比皆是，刘锦棠的历史功绩在其中难以凸显。尽管如此，有关刘锦棠的学术研究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首先，对刘锦棠历史评价和综合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且成果丰富。学术界将刘锦棠的研究从左宗棠研究中分离出来，独立刻画了他在收复新疆、新疆建省及治疆中的举措和作用，突破了以往仅将其视为湘军集团一员的研究范式。对刘锦棠的评价，也从一分为二，过渡到从维护国家统一的角度而全面肯定的阶段。这种变化折射出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规律的把握日渐深化。
其次，相关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持续深入。已有成果呈现出对刘锦棠收复新疆、建省及治疆举措的研究日渐深入的趋势，能够将这些事件置于特定的形势下审视，评价也更为客观。尤其在刘锦棠建省方案对比、裁军节饷、巡抚与将军矛盾、治疆措施等方面，研究成果更为突出，也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再次，近年来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从边疆走向全国，从军政活动领域逐渐扩展到刘锦棠思想、性格、交友以及与湖湘文化关系上，出现了新的研究热点和趋势，塑造的人物形象也逐渐丰满。主要表现在：如刘锦棠的教育思想。湖南湘乡市著名的东山书院（东山学校），就是由刘锦棠首发倡议并带头捐款修建的，是清末湘乡规模最大、最具改革思想的学校，是毛泽东、陈赓等人的母校。陈准分析了包括刘锦棠等人在内的湘军人物身上的湘潭文化特质，认为刘锦棠不但在收复新疆和治理新疆中功勋卓著，而且还高度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他捐资创建湘乡城江村小学，带头捐资倡建东山书院。[145]彭建成、彭嘉璇通过对东山书院遗留碑刻资料的梳理，认为以刘锦棠为核心的湘军将领在建造东山书院中起到了核心和灵魂作用。[146]填补了刘锦棠研究领域中的空白。又如刘锦棠的人才观。他将历代将帅人才分为四类。[147]张金荣等尝试着从人才培养、评价、选拔、任用四方面总结了刘锦棠人才伦理思想。[148]张银萍分析了成长环境对刘锦棠性格形成的影响，总结了刘锦棠在军事、政治和为人处世中的性格特点，肯定了东山学院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所新式学堂在引进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作用。[149]
通过已有成果梳理，我们也应看到刘锦棠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其一，应加大对刘锦棠全方位综合研究。经眼已有的学术成果，专门研究刘锦棠的专著，即便加上学位论文和已出版的总共不超过10部，而且3部专著都出版于2000年初，20年来没有新的研究专著问世。[150]相比同时代稍后领导台湾建省的巡抚刘铭传，其研究专著就多达30余部，且硕博论文尚未计算在内。刘锦棠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首推边疆行省制度改革的历史人物，对中国近代边疆的形成乃至民族国家的建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显然目前的研究现状与他的历史地位是极不相吻合的。
其二，应拓宽思路多维度研究刘锦棠。目前，学术界已有的相关成果绝大多数主要围绕着收复新疆、新疆建省和治理新疆等具体举措上展开，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梳理上，对清末纷繁复杂的历史史实背后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提炼仍旧薄弱。有突破性成果的研究，诸如刘锦棠收复新疆时的后勤保障、化勇为兵举措、刘锦棠思想文化及与湖湘文化关系、刘锦棠治疆举措的形成及得失借鉴等等，这类研究成果还较少。特别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刘锦棠义学教育举措往往只看到效果不佳的一面，或仅认识到启蒙教育意义，忽视了义学在与经堂教育争夺教育主导地位中所具有的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其三，继续挖掘整理相关文献。除了奏稿，刘锦棠并无诗文集、书信集传世，许多史料文献分散在各处。如刘锦棠曾为湘军名将罗长祜撰写过长达万字的行状；曾与李鸿章在书信中讨论过新疆建省方案；[151]曾向清廷保荐过谭嗣同；[152]曾与谭钟麟、吴大澂、张曜、董福祥、恽毓鼎[153]等人有过交往。这些历史人物的文献中有不少刘锦棠相关史料，有待系统搜集整理和解读，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位封疆大吏的全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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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部）
编校：王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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