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缸第893期
文/孙宇凡/脾气不好
编辑/董雨昕
这两天，最让人心痛又愤怒的事情，莫过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女性博士实名举报她的导师王贵元对其长期强制猥亵。
这两天，最大快人心的事情，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火速证实了该事件，撤销了王贵元教授的资格，并开除党籍。现在，海淀公安分局也已经介入。相信除了师德问题，法律问题也会很快水落石出。
如果你听了这位博士生曝光的长达近1个小时的录音，相信你会和我一样的愤怒。以下均来自该女生的录音文字。我把“他”改为“王贵元”，坏人的名字要记住。
*录音要点截图
这一幕幕，让我们彻底看清了这位老教授的恶行：
导师？只是想对你不轨的男性！
论文？什么学术，只是利诱手段！
毕业？别谈学术贡献，不听我的话就是没有学术贡献，就不让你毕业！
拒绝？那就让你干杂活，直到你流泪哀求！
如果你听了这段录音，你会和我一样感到恶心、愤怒，甚至恐惧！
请保持我们的愤怒。这很重要，因为女性主义的觉醒，学会防御、否定、动员与改变，往往是从愤怒开始。正如我看到朋友圈中许多转发与评论，大家都在表达愤怒、支持这位女生，并揭示高校体制中教授如何利用权力，对女性学生进行物化和性化。
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愤怒的意义是什么？愤怒和我们内心朴素的女性主义关怀有什么关系？
要愤怒，不要正能量
许多人一开始可能会这样想：导师是神圣的，教授是道德的，尤其是名校的导师和教授。但是，王贵元教授却试图强制猥亵学生，这让我们感到极大的不适。
我们能不能愤怒？我们应不应该愤怒？
每次遇到问题，也总有人说：学界大多数人是好的，导师也是好的，制度环境更是好的，要多看看光明面，不要轻易否定和批判。
确实，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被要求写下正能量的文字，展现正能量的态度。正能量的政治就是要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和你的经历是匹配的。即使有不匹配，也要学会忽视自己的不适，从大局着想，甚至学会“丧事喜办”和“多难兴邦”。
因此，我们被教育不能有负面态度的愤怒。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女性主义理论教授克莱尔·海明斯（Clare Hemmings）指出，愤怒作为负面情绪，是因为我们对现状感到“情感失调”——这个世界的现实和我们的经历并不一样，这让我们感到不公，从而引发了我们纠正这种不公现状的愿望。
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权力与统治就是暴力、法律和制度等形式，但正如女性主义理论家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在《情感的文化政治》一书中所说，权力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我们的情感中。通过情感进行压迫，是权力最常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手段。要知道，消极情绪（如愤怒）常常被认为是对现状有所威胁的信号，而积极情绪（如喜悦）更可能扮演与压迫权力的同谋角色。
因此，如果女性主义者追求的是“反压迫”，那么负面情绪中的愤怒正是最直接的反对手段。
有愤怒，才有正义
我们确实愤怒。但是，作为中国人、中国学生，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要愤怒，那太极端了，不理性了。”愤怒，被认为是我们最不该有的情感，而正能量才是我们的专属情感。
可以想象，这位人大女生长期遭受导师的强制猥亵，但她身边的朋友或长辈是怎么看的呢？她有没有和亲人或朋友倾诉过或求助过？有没有向负责学生事务的行政部门求助过？她能求助吗？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中国式父母/领导”：
“你瞎想什么，导师是关心你。”
“先毕业再说，反正就这几年的事。”
“你看你又偏激了，哪有你说得那么夸张。”
从某个角度说，父母的“本能”，当然会照顾和考虑孩子！但是，当孩子终于有勇气第一次说出时、当孩子想要退学、想要休息、想要放弃时，经常得到这样的扫兴与打压。那么，在事态严重后，她们也许已经觉得父母不再是倾诉与求助的对象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太习惯于将“愤怒=不理性、服从=理性”二分法了？我们觉得理性是一种正当的评价，而愤怒只是疯狂，无法做出评价。但理性的背后是服从，愤怒则蕴含了评价。
芝加哥大学政治理论大师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指出，我们不应该维持“客观/疯狂、无情/有情”的错误二分法，而是要反思我们的任何一种情感：愤怒、喜悦、恐惧，其实都带有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性”。真正的问题，是梳理清楚我们愤怒背后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被允许愤怒又意味着我们在回避什么样的评价？
*芝大教授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其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家Patricia Williams早在1990年代就提出过女性主义的愤怒概念。但是，当她对女性被压迫经历表达愤怒时，她居然被称为“疯狂的法学教授”。当她反思时，她明白了：因为你在愤怒的时候，说明你在讨论一些禁忌话题，抵达了“理性的禁区”。什么是理性的禁区？理性就是当权者、压迫者觉得合理的和服从的范围，而你愤怒的时候，就已经让当权者不舒服了，让他们觉得你不守规矩了。
当别人让我们分清，我们的愤怒是不是疯狂的时候，我们应该反问他们：你们所谓的理性态度是不是服从？
成功的代价，不应是放弃愤怒
我们发现，在这位女生的举报录音中，这位王贵元教授以“发表论文”等方面进行利诱，甚至说自己拥有一些宝贵资料能够帮她发展。利诱，就是交换。交换你的身体，交换你的自由，意味着已经把你“物品”来对待了。
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女性主义文化理论家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研究过女性的这方面主题。在她们看来，在现在讲求成功、讲求优绩主义，讲求“只要我成功就行，什么都能交换”的竞争氛围下，年轻女性常常容易被陷入“物化”的境地。一旦物化，你就得放弃愤怒。物，怎么会有情感呢？
*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教授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
简单地讲，你要成为“人上人”，就是要放弃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比如愤怒，进而加入这个体制。就算那句流行语的可悲描述一样：“打不过，就加入。”
在McRobbie教授看来，更可怕的在于：不是每位女性都能成功呀！就像不是每位女性都会像这位人大女生，有勇气站出来，有勇气收集证据，更能得到学校和官方的及时处理。那么“无名无声”女生呢？McRobbie教授认为，为配合这套优绩主义的物化女性文化，那些无名无声者有可能走向另外两条道路：
要么是中国人说的“身心灵”：这两年，尤其是读博群体和职场群体中产生了“身心灵热”或者“心理咨询热”等浪潮。这些以自我关怀为导向的疗法，教你减压、冥想、放松，但又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找到放弃愤怒的渠道，进一步强迫了这个制度对我们的压迫。
要么是陷入自我憎恨甚至自我毁灭：我们知道，很多博士生患有抑郁症。我们常常以为抑郁就是面对像王贵元一样的父权制权力压迫时，自己变得意志消沉，不再愤怒。其实远不止如此。很多抑郁的人，可能是有愤怒，但愤怒是转向内在：对自己愤恨、让自己毁灭。所以，McRobbie教授发现，那些在现在竞争与优绩文化下的所谓“失败者”或“局外人”，甚至会选择自我伤害的道路。
愤怒，是为了免于压迫的自由
早在1980年代，黑人女性主义诗人Audre Lorde就写过开创性的文章《愤怒的用途》。在她看来，我们要追求“聚焦的愤怒”。简单地讲，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大大小小、或强或弱、或明或暗的愤怒。这次举报王永元教授强制猥亵事件，是极为罕见的：证据明确、事实清楚，所以大家非常容易找到愤怒的那个“点”。
但是，在这个事件中，这位王永元教授被处理了，这个人被开除了就完事了？我们的愤怒就可以平息了？就不用追究思考我们究竟为什么愤怒、愤怒的原因是什么了？
确实，这个事件是罕见的。因为我们生活中往往有很多无名的、离散的、偶发的“小”愤怒。我们常常不知道到底自己愤怒的是什么，讲不清也讲不明。又或者我们确实有很高强度的愤怒，于是可能陷入狂怒的发泄之中。
所以，诗人Lorde建议我们：要在愤怒中聚焦思考：究竟我们愤怒的对象是什么？到底为什么我们会愤怒呢？我们能不能找准“原因”？
就像在这起事件时，我们看到很多人开始讨论校园反性骚扰的机制，讨论如何建立对导师的权力机制。有时想想挺让人痛心的是：其实这位举报女生的一项重要诉求，就是更换导师！我们连自由更换导师的权利都没有！
有人要说了：“你们女性主义者一愤怒，就伸手要自由了？”那好吧！如果你问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女性主义追求的自由，那肯定会有一些人先替我们抢答：
· 有人调侃地抢答：“女性主义者总是只追求自由，什么都想要！”
· 也有人批评地抢答：“女性主义者只想要权利，不想要义务！”
但是，宾西法尼亚大学女性主义政治理论教授Nancy Hirschmann的观点，都能回应这种反驳：女性主义者要的自由，是“免于压迫的自由”！
愤怒，难道不正是来自我们被压迫的经历吗？
愤怒，难道不也是因为我们想要自由而得不到的压抑吗？
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什么是“免于压迫的自由”：如果“自由”意味着我们能够做出选择的能力，那么拥有这种能力不止意味着我们选择自己做什么，也意味着我们可以选择哪种制度——选择权力压迫少一些，选择一种物化女性、性化女性、工具化女性、商品化女性、沉默化女性都少一些的权力结构
文献来源：
Lorde, Audre. 1981. ‘The Uses of Anger’.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Patricia Williams. 1991. The Alchemy of Race and Righ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irschmann, Nancy J. 2003. The Subject of Liberty: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Freedo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hmed, Sara. 200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McRobbie, Angela. 2008. 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 SAGE.
Hemmings Clare. 2012. ‘ Affective Solidarity: Feminist Reflexivity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Feminist Theory 13 (2): 147–61.
努斯鲍姆，2022，《政治情感: 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努斯鲍姆，2023，《愤怒与宽恕：报复、慷慨与正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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