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中，我和Tom撑着呼呼作响的大黑伞，一起赶到最近的墨西哥餐馆吃玉米煎饼。
Tom是悉尼孤独症成人俱乐部的主席。认识他四年，我们一共见了四次。其中有一次是他来悉尼的医院看我，还有一次是我帮他搬家到新买的公寓。
这次我们一起参加了孤独症友好的澳洲博物馆晚间活动。有“无声迪斯科”耳机，我们戴上它，随着音乐自由穿梭在恐龙骨架和动物标本间。
Tom大口咬着玉米煎饼，里面的馅料撒了大半。我于是越发小心地慢慢咬我的饼，边吃边听他讲事情。
我们略微说了些关于我双相情感障碍的事，也说到了我的伴侣Jarrah。
“虽然你不是公民，但我们还是能把你照顾得很好。”
照顾这个词，Jarrah也常用。
我突然觉得异常安心，好像整个雨夜也跟着温暖起来。
第二天和另一好友畅聊世界大小话题，连面前的菜都快忘了吃。天气预报说会下雨，我们却有幸在阳光灿烂的午后绕着各种建筑瞎晃悠。
Jarrah在两点半赶到悉尼，听我和好友唱歌大笑到快四点。
接着在韩餐馆，我见了第三位朋友。她帮我打包炸鸡，带我去吃芒果雪花冰。她说自己喜欢看中国爱情剧。
“虽然懒懒的，但是听着这些剧就好像自己在学中文。”
接着她对我竖了个大拇指，用中文说，“牛。”
认识她可能有三年了，见面却不多。凉夜里，我和她告别。平平常常，没有不舍，仿佛明天还会再见似的。
第三日属于我和Jarrah。我们背着鼓鼓的包，看了画展，买下了陶瓷袋熊，喝了来自台湾的奶茶。
“我们得多拍一些我俩的照片。”他对我使眼色。
我明白他的意思，这有益于之后申请配偶签证。
但我总是忘记拍。三天见了三位朋友，短时间内增添了太多让人惊艳、失语和喜悦的回忆。我只能以虔敬的态度全身心去体验它们，才算好好珍惜。
上了离开悉尼的大巴，在我落座之前，Jarrah抬头和我说，
“比起一个人，我更喜欢和你一起坐大巴。”
冬令时了，天黑得早。
我带着我的第四位好友一起回家，胸腔内满满的，都是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