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通缉令里，的确是有画像的。
南宋末，福州秀才林附祖在无锡的路上，被几个蒙古兵捉拿，硬说他是文相公。
林附祖说，我他妈真不是文天祥。
蒙古人拿出文天祥的画像说，你俩长一样，你就是。
云：“你门（们）年四十，头戴笠，身着袍，脚穿黑靴，文书上载了你门，如何不是？”
大概是老林和文天祥体态和脸型差不多，而且打扮一样，所以就被拿到京口去了。
林附祖到了京口，还是说我他妈真不是文天祥，蒙古人就说，那你证明给我看。
大概文天祥的确是名人，因此有人认识，辨验之下，发现抓到的这个还真不是南宋的丞相。
于是就把林附祖给放了，林附祖颠儿颠儿跑到南剑（福建南平等地），去都督府找到了真文天祥，把这事儿说了。
文天祥听后，为林附祖事件赋诗一首：
画影图形正捕风，书生薄命入置中。
胡儿一似冬烘眼，错认颜标作鲁公。
冬烘，俗称眼瘸。
02
怎么就认错了呢？
主要是蒙古人在搜集文天祥的主要特征时，那些人说的不明显，总结得不好，或者是人家总结得好，画师不给力。
因此说，乱世里抓人，成功率并不高。
然而太平时期保甲制度下的抓人，成功率就很高了。
平民中跑路的重要犯人，也是有画像的。
在元曲、明清小说中，有无数关于“画影图形”的描写。
明代《六十种曲赠书记》里，将捉拿嫌犯的情况说得很明白了：
“老奴走到街坊上，只见喧喧嚷嚷，捱捱挤挤，都在那里看什么榜文。老奴也在人丛中一看，原来把官人与老奴画影图形，各处张挂。又要十家一牌，五家一保，逐日捱查。不举首者，一体同罪。我们怎生走得脱身？”
一甲一社，相互熟识，每到夜间，村社街巷一律有栅封死，除非有疾病生产等事，皆进出不得。
这种情况下，有外来人进村进社，社员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外来的了，警惕就会提高。
二十年前的农村依然存在着这种情况，大家对不认识的人的警惕很高。
如果这时候有通缉令，再和通缉令上描述的一对比，还有得逃吗？
03
通缉令上的画像确实很抽象，但它的主要作用是给百姓们一个大概的形象特征。
古代的通缉令上通常会注明逃犯的特殊标记，如疤痕、痦子等，这样百姓们更容易记住。
而且一旦上了通缉令，犯人就无法使用路引。
“路引”是一种由当地衙门签发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证。
没有“路引”，就意味着没有合法身份，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外来人。
即便没有通缉令，当地人也会迅速报告官府。
就算没人举报你，你也住不了店。
因为需要住店的大多不是商人就官员
因此掌柜会书写“店簿”
来登记住店人的信息和来历
如果拿不出有效的证明就无法入住店铺
甚至有可能被认作黑户直接举报扭送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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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人说，我不住店，住在亲戚朋友家可以吧。
这招官府早就想到了。
于是有了连坐制度。
据史料记载
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连坐制度就已经出现
《尚书·甘誓》：“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颁布《告奸连坐令》
将百姓编以“什”“伍”为单位相互监督
并规定“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
连坐制以“户”作为基本单位将个人和群体关联若有问题要相互纠举揭发。
否则就会连带坐罪。
即便父母兄弟愿意铤而走险打掩护周围的邻居乡亲们也不会让犯人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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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通缉令上附带的悬赏，也会为追捕逃犯提供不少线索。
《续资治通鉴》中记载：
“诏天下有能告杀人者赏钱五万。”
这么一大笔钱，是个人都会心动。
只要有类似的人出现，百姓们都会立即上报官府。
官府不问青红皂白，先将疑似逃犯捉起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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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广泛发布通缉令和提供悬赏金外，官府还会组织专门的追捕队伍，对逃犯的藏身之地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此外，官府还会利用地方势力，如乡绅和治安人员，协助追捕。
这种多管齐下的策略，大大提高了逃犯的抓捕率。
逃犯在古代社会中，不仅面临外部的追捕压力，还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们不得不时刻提防周围的每一个人，无法安心生活。
逃跑本身已经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加上连坐制度的威慑，逃犯的心理压力更是达到了极限。
这种心理压力，使得许多逃犯最终选择自首，以求得一丝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