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南开大学是我国著名的985大学。

很多人也还记得，

2000年以前，民间对中国最好名牌大学排名有“北清开复”的简称。

有些人，也知道南开大学的创始校长是张伯苓先生。

最近几年，却总有一些人靠“贬低”南开大学来吸引眼球赚流量。

什么“曾与清北其名如今退步最大”，什么“可怜的南开，经费这么少”，甚至有人认为南开大学当年与北大、清华一起南迁合并组建西南联大是“纯属偶然占了便宜”，最离谱的是，竟然还有一些毛头小子对周ZL是南开大学校友的身份有所怀疑？

今天，我不提南开大学自成立以来为国家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我也不说南开大学为社会各界输送的太多杰出人才，我今天只是通过两件事让大家明白我们不应该贬低、戏谑南开大学，作为中国人，我们谁也不应该嘲讽南开大学。

第一件事，也是让张伯苓老校长“最痛心”的一件事，是“凝聚一生心血”所创办的南开大学被日寇炮火攻击加连日轰炸而一夜之间化为焦土。

南开大学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一所被日寇毁掠并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也是侵略者在中外记者会上公开宣布要彻底炸毁的教育机构。

南开大学因何被日寇轰炸罹难？

严修与张伯苓，图片来自网络。

1.南开大学两个创办者严修、张伯苓矢志“教育救国”的决心，让帝国主义胆寒。

“南开校父”严修为晚晴进士出身，后接连任贵州学政、直隶学务处督办、学部左侍郎等职，因时局动荡乃请辞不再“复仕”后，在天津捐钱、捐地、捐书，相继兴办私立敬业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南开大学、南开小学、南开女中等南开系列学校，

倾其（家族）所有来办学，究竟为了什么？

他说“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

“南开”的爱国传统，还来自于另一位创办者，那就是曾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在北洋水师残存的“通济”舰见习海军驾驶官的张伯苓。

北洋水师时的张伯苓，图片来自网络。

满清政府在中日甲午黄海海战战败，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有“听允日本军队暂占守山东省威海卫”一款，后来英国又强租（不给都不行）九龙与威海卫，而满清朝廷还必须得派大员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头一天，威海炮台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满清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

英军在黄岛炮台举行租占威海卫升旗仪式，英军一片欢呼。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自己的国土，却任由帝国列强“强占”？在威海卫亲历两天之内“国帜三易”之耻，张伯苓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南开大学开办之初，便确立了“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进一步提出：“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1934年颁布的“允公允能”校训则强调，致力培养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

1935年9月17日，甲午黄海海战41周年纪念日这天，

张伯苓在南开大学提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这样的发问，当年不知能有几个大学校长敢说？

这样的发问，如今不知又有几位大学校长会说？

南开大学两个创办者的出身、成长经历以及矢志“教育救国”的决心，足以让帝国主义侵略者胆寒。

2.南开校长“搜集日本侵华罪证”，南开师生积极支持抗战，让日本侵略者畏惧。

1916年，张伯苓在沈阳作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开场就誓言“中国不亡吾辈在！”对时局感到前途渺茫的张学良听后，“志气为之大振”，从此立志救国。

192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赴东北考察，深感“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回津后组建满蒙研究会（翌年改名为东北研究会），开展东北三省实地调查，搜集日本侵华罪证。

从1927年到1929年，张伯苓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东北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在《南开双周》上开辟“东北研究”专栏，还出版了“日本问题专号”，发表了如《东北金融之现在及其将来》《东北现在的交通》《东北社会情形及教育设施之概况》《日本对中国之侵略政策》《日本之中国研究与中国之日本研究》《日本新旧思想之变迁》《中日俄与东三省》等一大批学术研究成果。调研成果还构成了著名的《东北地理教本》(1931年秋刊行，2015年重印出版)。这本长达六百多页的教本，以翔实数据揭露了日本侵吞东北的罪恶行径，警告国人“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又召集全体学生慷慨陈词：“中国之前途较日本有为，吾不应畏日人”、“望国人万事求己，切忌倚人为助。”他要求南开学生把此次国耻“铭诸心坎，以为一生言行之本，抱永志不忘、至死不腐之志”。师生们随后组织了以张伯苓为主席的国难急救会，以实际行动支持长城抗战，慰劳前方将士。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大学还接收了大批东北大学流亡学生，予以尽心培养。

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张伯苓任裁判长，南开学子在全场观众和日本领事面前打出“毋忘国耻” 1934年华北运动会上，张伯苓任裁判长，南开学子亮出“毋忘国耻”“收复失地”等旗语，致日本代表离席而去，更是成为激励国人的爱国壮举。

南开校长、师生如此爱国，侵略者不能不畏惧！

3.南开学生积极投身抗日爱国运动，用知识“救国”，让侵略者害怕。

1919年南开大学开办之际，正是五四运动方兴未艾之时。首批入学的周恩来、马骏等南开学子，积极投身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在此后的纪念五七国耻、声援五卅运动、声讨三一八惨案等爱国行动中，都活跃着大量南开学生的身影。

1935年日寇阴谋策划“华北自治”的“华北事变”后，日军大量入关，平津危急。包括南开学子在内的天津学界为响应北平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大游行。全体300多名南开大学学生还乘火车南下入京（南京）请愿，被阻沧州时，同学们在天寒地冻中忍饥挨饿但还坚持斗争，向车上旅客和车站附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连教育部前来劝阻的特派员亦被感动落泪。《大公报》为此发表短评指出：“南大的学风，在华北是一大特色，这些优秀青年的爱国纯情，可以使人敬佩……不知道要感动全国多少人！南大此次是单独行动……我们盼望诸君，常能给学界表示模范的精神与行为。”

（此处还能联想到一个小插曲：

“世界上第一个南大”中的“南大”到底是南开大学还是南京大学

此处《大公报》所说“南大”确实是指“南开大学”，因为在天津如果说“南开”的，包括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甚至还包括南开小学、南开女中。《大公报》是全国发行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实事大报之一，当然会把南开大学简称“南大”，而那个时代的“南大”确实也只有南开大学一所。从J、H二同志曾先后视察南开大学，从现任多次对南开的发展给予肯定，并对相关工作回信和勉励，更在百年校庆之际亲临南开视察，我做一个小小的判断，虽然南京大学同样为国家发展做出过诸多卓越贡献，尽管南京大学也为社会各界输送了无数杰出人才，但现任所说“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中的“南大”，应该指的是南开大学，而不是前身曾叫“ZY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国立南京大学”，因为1950年10月10日，各校前面的“公立私立”去除，真正的“南京大学”才诞生。）

张伯苓校长常说，“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

也就是说，我们不但知道要爱国，还应该知道如何“救国”。

现在，我们都知道南开化学学科、经济学科很厉害，当年，南开化学、南开经济学师生在“如何救国”方面表现就相当出色。

在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化工系的技术支持下，天津爱国实业家赵雁秋创办了利中制酸厂，打破了日企对华北市场的垄断，极大振奋了民族工商业者抵制日本经济侵略的士气。

1923年，南开大学开始正式设立经济学系，培养本科生，1935年开始培养经济学研究生，成为了中国近代最早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之一。南开经济学人在天津《大公报》创办《经济周刊》，研究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其中关于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研究，有力揭露了日本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论调，实质是“使中国完全地殖民地化，以供给其工业及军事所需的材料，并且推销其工业的生产品”。

南开师生爱国，又明白如何使用所学实业救国、精神文化救国，侵略者怎能不害怕？

所以，在持续用炮火对南开大学袭击后，日寇才会对南开大学以及南开中学等非军事目标连日疯狂轰炸，然后又派出骑兵百余名以及数量装满煤油的汽车到处纵火。致使美丽的校园一夜之间化为焦土，仪器设备被毁殆尽，珍贵图书典籍和成套外文期刊遭洗劫一空，就连重达13000余斤、钟面刻有《金刚经》的校钟亦被劫掠走。据1943年9月25日《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财产物资损失，按战前价值共计法币663万元。

要知道，南开大学当时可还是没有从国家拿过一分钱的私立大学呢！它所有的办学经费都来自于各位社会贤达人士的“捐赠”啊。

在实施对南开大学重点轰炸前，日军竟然还召开记者招待会，无耻地向中外记者公开宣布要炸毁南开大学，日军发言人说“南开学生抗日拥共，他们老是给我们制造麻烦。”

“南开大学是一个抗日基地。我们必须毁掉一切抗日的基地。”

“南开学生是反日的，南开大学是反日的基地”，这样的评价是对南开人多高的褒奖！南开校园被毁，南开图书、设备被抢被烧，但是“南开人”还在，“南开人”抗日救国的热情反而愈加高涨。

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张伯苓即在庐山国是谈话会上讲：“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

1937年7月31日，张伯岺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发表后悲壮地对蒋先生说：“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

南开大学被炸毁当日下午，张伯苓在南京向报界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南开被毁，举国震怒，举世声讨。如黄炎培在上海《大公报》正告日寇所言：“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

南开被毁，一生心血化为废墟，老校长当然最痛心。

抗战后，老校长却也知道了一件让他“最高兴”的事情。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1月，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召集人也是南开校友的唐际清在致辞中说：“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1947年3月，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杜建时也向他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当年，日寇之所以能盘踞东北几十年，之所以能在我中华大地狂暴肆虐八年，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汉奸太多了。

今日之所以做此文，就是想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动荡形势下，世人能像当年一样爱护类似南开这样的学校，南开大学也能再多坚持宣扬一下爱国主义传统，更多的中国大学让广大师生也能生发出对国家更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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