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泰尔梅兹古城遗址考察，王建新（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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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新寻找大月氏的过程，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部发展史，更是中国在中亚考古领域获得话语权的过程。它既是历史，也是现代，更是一个鲜活的人生故事。
两千多年前，张骞一路西行，历经13年，终于找到月氏王国，虽未能说服其与大汉结成联盟，但开辟了流传千年的丝绸之路。
启蒙之路
王建新第一次对历史产生兴趣，是在十五六岁。那是1968年，他进入西安市第三十一中，就在西安市自来水公司后面。
逐步蜕变
选择考古，既有偶然，也有必然。
王建新复员那年，刚好是恢复高考第一年，他得以有机会进入大学继续学习。报志愿时，他填了两个：一西北大学考古学，二北京大学考古学。如此排位的原因很简单，离家近。
不过，这时的王建新还很懵懂，对于未来没有太多规划。直到1983年夏，他从西北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并得到机会去北大进修，成为最后一届有此机会的教师。在北大，王建新不断吸收着新的知识，“能听的课我都听，我又不要成绩，就是听课。”
对于很多学科来说，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王建新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考古学内部形成了一个补课（的风潮），把过去丢的东西要捡回来”“很多上学时候不能讲的，这个时候就可以讲了”。
在北大的这一年，他正好赶上这个转折期，因此受益良多。他跟着考古大家俞伟超，俞伟超经常用哲学性的思维来讲述考古学，王建新对于这门学科的理解产生了很大变化。
那年，他在北大校园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突然一下子觉得“要重新来过了，很多东西不一样了”。
后一学期，他跟着严文明去山东考古发掘。严文明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体系的创建者，他告诉王建新：“发掘遗址的时候你不能只盯着这个遗址，一定要关注这个区域和它周边相关时间空间的情况，要按一个大空间的概念去考量。”
这句话对王建新的影响延续至今，也成为他在丝路考古中的重要准则。
1986年，为了学习日本的高等教育经验，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选10个人去日本学习高等教育管理，王建新在选拔中脱颖而出，比下去了许多日语专业的人。
他回忆道，他是第一个面试的，提前准备的3个相关议题几乎成为整场面试接下来的母题，因此得到了主考官的认可。
那时，中国的考古学深受日本影响。
自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历史学界开始与中国频繁开展进修、访问活动，其研究成果也迅速进入中国。而到了王建新上学时，考古学生的第一外语也成了日语。王建新后来意识到，相比英语，日语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在当时，掌握日语帮他获得了前往日本进修的机会。
挑大梁
1986年的国庆，王建新和选拔出来的同学一行10人到日本，其他9人被留在大阪外国语大学继续学习半年日语。他孤身前往奈良教育大学，整个学校只有3个中国留学生，又是不同学科，他像被丢在只有一人的孤岛。
指导教师来自横滨，语速极快，非常考验日语听说水平。半年以后，同学再相见，他居然成了日语水平最高的那个。隔年，他参加在日外国留学生辩论比赛，甚至拿到了金奖。
与此同时，他开始和日本考古学界深入交流，参加会议、调研遗址，甚至写了一篇研究日本天皇陵墓的文
章，在日本考古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他的辅导老师担心王建新不务正业，毕竟他的主业应该是高等教育管理。但之后，他给老师超额交了三篇论文，老师说“你该干啥干啥去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已经掀起了一股丝绸之路热。1979年，NHK联合央视拍摄了一部丝绸之路纪录片，片子播出后在日本影响空前，掀起了一阵旅游热潮，之后每年有将近500万日本人前往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旅游。1988年3月，日本还举办了一场丝路博览会。
“可以说丝绸之路研究热是从日本开始的”，王建新这样描述那时的情形。但王建新真正开始关注丝绸之路考古，是在1991年。
图注：2001年甘肃马鬃山地区调查时与当地牧民合影（左4为王建新）
那年初夏，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应邀来西北大学做讲座，王建新作为陪同翻译。在前期沟通和讲座的过程中，樋口隆康反复提出了一个问题：“月氏人的故乡在中国，那么中国境内月氏考古的文化遗存在哪里？”王建新答不上来，之后开始关注这个领域，时不时地收集些资料。
此外，自日本归来后，有一件事让王建新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也就是王建新在北大时的老师，号召开辟了一块“新考古学”在中国的试验田——河南渑池班村遗址。
当时，小浪底水库项目已经决定上马，水库建成后这片遗址将被彻底淹没，因此他们放开了手脚，成立了新中国以来的第一支“多学科综合考古研究”队。其中有几年时间，王建新被任命为现场负责人，所有人在他的协调下开展考古工作。
不久后，经过锤炼的王建新成为西北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此时，他的前辈、老师们大多已经退休，学科建设的重任就自然交到了新一辈人的肩上。清华的李学勤先生知道王建新上任，让学生捎来一句话，“西北大学搞考古，就一定要搞丝绸之路考古。”
寻找大月氏
西安玉祥门外，有一尊名叫“张骞出使西域”的雕塑，远远望去，张骞手持旄节骑在马上，高大且威严。
西汉时期，汉朝使节张骞正是从此出发前往西域，寻找游牧民族——大月氏，以求联合对抗北方强大的匈奴骑兵。
然而，在寻找大月氏的路途中，张骞被匈奴俘虏，被迫留居十余年后，趁机逃亡，辗转库车、疏勒等地，翻过葱岭，经由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最终到达月氏国。但此时，西迁后的大月氏已安于和平的生活，不愿意再与大汉联手抗击匈奴，张骞只好返回。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张骞的足迹已被风沙掩埋，但由他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却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纽带。
此后，中国古代文献《史书》《汉书》中对大月氏的历史分别进行了记载，但遗憾的是，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并未真正找到大月氏的历史踪迹。
走马上任的王建新将西北大学学科建设的锚点落在了大月氏。追寻大月氏，补上中国对大月氏考古的空白，成为他接下来20多年的目标。
图注：
2015年，王建新教授指导中乌年青队员发掘工作1999年，中国考古学年年会的闭幕式快结束时，王建新站起来提议，“中国考古学是时候走出国门了”。他给出了两点理由：第一，大国考古学不能只拘泥于国内；第二，中华文明探源不能不关注周边国家。
开启没有前人经验的事业，注定艰难，但也意义非凡。
他带着团队向西出发，从陕西、甘肃一直到新疆境内的天山地区。在东天山南麓的考古论证，他们突破了游牧民族没有固定住所的既定认知，初步确认了古代月氏人的故乡不在河西走廊，而在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
因此，进入中亚地区寻找月氏遗址，是完善证据链条的必然选择。
王建新进一步解释，月氏西迁中亚后成为了当地的统治者，但月氏人生性不好战，对贵霜实行着比较宽松的统治，深度影响了当地的农牧关系，这是颠覆国内外学术界已有认识的成果。
2016年，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拜松城外的拉巴特遗址，当地居民修房子取土的过程中，发现地下存在文物与墓葬，考古队当时判断这应该就是月氏时代的遗址，在经过三次挖掘之后，143座小型墓葬得以重见天日。
王建新说道：“基于时代特征、空间分布、墓葬习俗等特点，这都和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月氏西迁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内容相符，所以我们将此处确定为古代月氏的文化遗存。”
自此，月氏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
西域行者
通过对中国古籍文献的钻研与后期的实地挖掘，王建新考古团队还先后确认了康居文化的特征和分布范围，以及月氏西迁中亚后文化的特征和分布范围，又进一步厘清了古代月氏和贵霜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贵霜王朝是月氏人建立的，贵霜人也是月氏人的分支。但通过我们的考古结论，发现贵霜人与月氏人是两种不同的人群。”
王建新认为，早期贵霜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到公元1世纪初，这100多年间，月氏人曾短暂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但因为其统治较为宽松，贵霜人崛起，替代了月氏人的统治，而后才渐渐形成贵霜帝国。
历史中透露出民族性格，相比于传统游牧民族的好战，月氏人更加爱好和平。大月氏最初生活在东天山一带，是东西南北的交汇之地。他们的思想更加开放，除了游牧，还从事商业活动。
但这样的考古结果还尚存争议。
王建新指出：“目前，我们的种种考古结论和证据，已经逐步被国际考古界所了解，但要达成全世界的共识，还需要更加系统性的证据链条，这也是接下来的一个工作方向。”
图注：
2017年，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遗址发掘现场，王建新教授向当地官员介绍工地情况进步不止体现在对历史的溯源 ，在中国考古队的引导下，乌兹别克斯坦出现了历史上首次工业生产为考古事业让道的案例。
2019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某个砖厂，工人在取土的过程中，挖出一堆文物，当地民众告诉考古队人员，他们立刻前往此处，认定这是早期贵霜的一个重要遗址。中乌两国考古学家一起站在推土机前，让推土机停了下来。随后，立即向当地政府反映，直到最后把电话打到总理办公室。接电话的人说，按照惯例，三天后才能答复。但最终，在考古队的极力劝说下，第二天，州政府派人前来协调——推土机停止推土。不久，砖厂撤出遗址区。
“这是中乌两国考古工作者合作从推土机铲子下，抢回来的一个重要遗址！”
在历史中回望
王建新寻找大月氏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部发展史。
在王建新进入中亚之前，中亚考古的话语权长期被法国等西方国家所垄断，作为大月氏故乡的中国却说不上话。如今，随着在中亚考古的逐渐深入，中国的成果也在逐渐显现，各种联合考古队应运而生，中乌合作、中塔合作等双边合作自不必说。
而在更加深入中西亚的阿富汗，王建新一行也跟法国人探讨，“中法+”的可能性。法国人在中亚考古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王建新说，“我们想抛开它，是不可能的。”
异国考古，难度陡增。王建新带领团队在中亚见招拆招，一些开创性的“方法论”对当地考古事业的颇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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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工作照与西方探险家掠夺式考古不一样的是，中国考古队将坚持守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思维带到了中亚。王建新举例说：“一方面，我们把中国的回填方法推广到中亚，避免了挖掘后满目疮痍的景象；另一方面，由我们倡导在考古挖掘的当地建立起文化遗产的保护场所、文博馆。比如，在发掘撒扎干大型墓葬时，考古队采用了文物保护监控大棚，并安装了中国的环境检测和监控系统。”
在国外开展考古研究，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多语言的环境，考古团队一方面鼓励年轻的教师和学生学习各种语言。另一方面组织国内外学生与老师开展海量编译工作，将国外的考古研究成果翻译为中文，以快速精准地吸收外国文献以及前人的考古经验。
王建新谈道，为突破语言障碍，他们另辟蹊径，在中亚当地直接招收、培养当地的学生，让他们深度参与到现场实地的考察中，经过多年实践，这一举措确实颇具价值。帮助他们联系总理办公室，抢救遗址的当地人，就是这样一位留学生。
可以说，这一个个重磅考古发现，是王建新团队数十年的努力成果，也是团队内部所有人鲜活的人生故事，更是中国在中亚考古领域争取话语权的过程。
王建新屡屡在公开场合表示，丝绸之路考古不能只有西方视角，还必须要有东方视角。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西安档案馆官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