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与火之下: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艺术

文摘   2024-12-14 07:03   北京  

撰文/金麦吉





亚美利加


1492年8月3日,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的赞助下,经过两个月的航行,他们意外地叩开了通向另一片大陆的大门。1497年,后来者亚美利哥·维斯普奇也踏上了这片土地,并开始意识到他们发现的这片大陆并不是亚洲。凭借这一点,“亚美利加”成为这片大陆的名称,美洲正式进入欧洲人的视野。

1518年至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率领约550人、16匹马,拉开殖民征服美洲大陆的血腥序幕。1521年,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陷落,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建立了殖民地,并起名“新西班牙”。1522年,科尔特斯被任命为新西班牙总督。

1524年,另外一位西班牙殖民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开启了征服南美洲的阶段。1531年,皮萨罗率领180名士兵、27匹马,分乘三艘船从驻地巴拿马出发入侵印加帝国。西班牙人利用印加王储的内讧,俘虏并杀死印加王阿塔瓦尔帕,劫掠了首都库斯科城。1535年,印加帝国被彻底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以利马为首都的秘鲁。



寻着财富的气息而来的西班牙人在这里发现了黄金、白银,以及可供奴役驱使的印第安人。1521年至1544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美洲殖民地运回黄金2900公斤,白银30700公斤;1545年至1560年,数量更为庞大,平均每年运回的黄金多达5500公斤,白银超24万公斤。到了16世纪末,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开采的贵金属量已经在世界贵金属的开采总量中占到83%的比例。

依靠掳掠印第安人为其挖矿淘金来获得高额收益的西班牙早期殖民者,像对待牲畜一样任意鞭笞印第安人,在波托西银矿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约有800万印第安人因为劳动条件恶劣、劳动强度过大而丧生。


王室代理人


西班牙以天主教立国,西班牙君主的最高权威,是建立在宗教领袖这一基础之上的。随着美洲殖民地在西班牙帝国扩张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西班牙王室通过天主教文化的输出将原先分散的权力收回,教会成为王室在殖民地的代理人:“一手高举鞭子,一手紧握十字架,为印第安人套上基督教的辔头和缰绳。我们要把奴隶变为忠诚的基督教徒,你们就将因此得到很好的工人。”大量的传教士被派往美洲殖民地,不仅建立了各级教会机构,教堂也在当地宗教建筑的废墟上拔地而起。

比如在墨西哥城的前身、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其城市中心原本是“大铁奥卡里”,即“大神庙”,1563年至1565年间,在原来位于中心的神庙的基础上,西班牙人建起了大教堂。



事实上,早在1504年,西班牙人就在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美洲殖民地上建造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圣多明各大教堂,采用了在欧洲已逐渐趋于衰落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为主体,但在其立柱和墙面装饰的线条细节上能看到文艺复兴风格的影响。

16世纪中叶之后,则呈现建筑主体全面转向文艺复兴风格、雕刻细节凸显当地印第安文化特点的面貌。除此之外,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教堂或其他建筑采用了莫德哈尔风格的装饰手法。莫德哈尔是一种诞生于12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杂糅了东西方传统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建筑风格的建筑艺术样式。阿拉伯人通过公元8世纪对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将东方的装饰艺术带到了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而西班牙人又将其带到了美洲大陆,开启了另一段文化交融的历程。


不朽的工程


到了17世纪,风靡欧洲的巴洛克风格也传到了美洲。1605年开始修建的基多耶稣会教堂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这座教堂的修建历时160年,采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拉丁十字形布局,中央部分有一个大型拱顶覆盖。宽敞的中堂和两个侧堂交叉而立,两个侧堂内共设有6个小教堂,每个小教堂的中央也均有高耸的圆形屋顶覆盖。支撑拱顶的是巴洛克风格建筑中特有的装饰性螺旋状柱身。教堂内部覆以金箔,还带有几何型的莫德哈尔风格装饰,被精确计算过高度的上层窗户将光线引入其中,营造出一种华美富丽的气质。



美洲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在欧洲建筑设计师和当地印第安能工巧匠的协作下,显示出独特的创造力和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在安第斯高原地区,其文化融合的特点最为明显。如秘鲁南部阿雷基帕的耶稣会教堂,在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建造时间为1590年至1698年的教堂的浮雕中,既有象征欧洲文化的葡萄藤,也有象征古老印第安文化的太阳神、月亮神等装饰细节。

在哥伦比亚通哈城,1628年完工的圣多明各教堂内,罗萨里亚小教堂的祭坛上,装饰着身穿奇布查服饰的太阳神形象。在完工于1794年的普诺大教堂正立面浮雕装饰中,刻有演奏印第安乐器的人物形象。


中国姑娘


从1565年起,塞维尔(西班牙)——阿卡普尔科(墨西哥)——马尼拉(菲律宾)——闽粤口岸(中国)这条海上航线上的马尼拉大帆船定期地横跨太平洋,把中国的生丝和青花瓷带到了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墨西哥和秘鲁。在这场贸易中,西班牙商人用印第安和黑人奴隶在美洲安第斯山脉中的各个银矿所挖掘的大量白银来换取中国瓷器。

随着中国的瓷器行销全球,16世纪以来,陶瓷业相对落后的欧洲各国竞相兴起仿造之风。根据学者研究,西班牙塔拉维拉德拉雷纳的制陶业在一些款式和装饰艺术上直接吸收了明代青花瓷的艺术特点和造型。16世纪末,传教士把塔拉维拉陶瓷制造技术引入墨西哥。位于今墨西哥中东部的普埃布拉,具有丰富的高岭土矿藏,这里的陶瓷匠人接受了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新技术。从17世纪上半叶仅有四十几位陶工到1793年已有近50家制瓷工厂,普埃布拉俨然成为美洲大陆的制瓷业中心,其产品被称为普埃布拉的塔拉维拉陶瓷。



在普埃布拉,还流传着关于一位“中国姑娘”的美好传说。说的是当地有一位教名为卡特莉娜·德圣胡安的中国姑娘设计了一种裙装,其绿色、白色和红色的配色最终成为墨西哥国旗的颜色。虽然据考古学家考证,这位9岁时在马尼拉被贩卖为奴并于1619年来到美洲大陆的女孩并不一定是中国人,而她于1688年去世,更不可能跟墨西哥国旗的设计扯上关系。但可以确定的是,笃信天主教的她,经常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做刺绣活计赚钱来为别的奴隶赎身,因而深受当地民众的爱戴,她的故事流传至今并仍被后人津津乐道。

虽然“中国姑娘”故事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只是美好的传说,但“中国风”的传入甚至华人奴隶的到来确实在美洲大陆留下了一道特殊的风景。其实,当地的印第安人在工艺制造方面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及精湛的技艺,但沉浸在那个时代“中国热”中的美洲殖民者,对中国工匠制造的扇子、灯笼等工艺品以及家具、瓷砖等家居装潢更为青睐。


超越桎梏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574年,西班牙人已占领美洲大陆近1/3的土地,建立起200多个城镇和移民区,移民总数达至15万。但是当地的印第安人则由最初的2500多万,降至16世纪中叶的950万左右。加勒比海诸岛曾居住着100多万印第安人,后来竟完全绝迹了。在原本人口稠密的墨西哥中部地区,1519年以前约有1100万左右的居民,到了1540年就降至640万左右,到了17世纪初,就仅余下150万人了。

为此西班牙国王数次下令禁止继续将印第安人变为奴隶,但是为了弥补日益减少的劳动力,殖民者们开始向美洲输入更多的黑奴。1523年,4000名黑奴被输送至美洲,而到了1546年,输入所有西班牙殖民地的黑奴超过了10万人。1570年,仅墨西哥一地的黑奴,就达到2万人,之后仍稳步增长。而在秘鲁的利马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是黑奴,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四分之一的居民是黑奴。



印第安人、非洲人、西班牙人,以及他们的混血后裔们,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残酷的“种姓”制度。但是音乐和舞蹈却超越了桎梏,最终在殖民地独立之后成为拉丁美洲多彩文化中最为亮眼的色彩。

在美洲大陆的古老文明中,音乐因为与宗教仪式紧密相连而获得高度的发展。玛雅文明与阿兹特克文明中都有着种类繁多、制作精巧的乐器。而原本在祭祀仪式上表演的舞蹈,因其极高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即使在当地原始信仰被殖民者破坏后,也仍然保留了下来,成为当地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元素。



而西班牙因其具有近千种民间舞蹈而被称为欧洲大陆的“舞蹈之乡”。西班牙殖民者不仅带来了欧洲的乐师,出于传教的需要还建立了音乐学校。有研究者指出,墨西哥的科里多舞曲是从伊比利亚半岛的罗曼塞和安达卢西亚的科里多歌谣演变而来;瓦潘戈舞曲也是在安达卢西亚音乐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哈拉贝舞曲则来自于塞吉迪亚、方丹戈、萨帕特阿多和霍塔舞曲。

19世纪,在阿根廷的码头所在的博卡区,居住着底层移民、水手和劳工。码头上的男人们为了消遣,跳起了家乡的舞步,这便是日后阿根廷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探戈舞的雏形,探戈是西班牙文“Tango”的谐音,其词源是拉丁文的“tactum”,意思是“触摸”。这种舞蹈的许多元素最初出现在16世纪的古巴,“这种来源于欧洲的古巴对舞,在墨西哥均被命名为哈瓦那舞蹈,西班牙人又称之为美洲舞蹈”。



而非洲黑人则为探戈等美洲的舞蹈和音乐带来了强烈的节奏感和律动性以及最重要的,表演的戏剧性。非洲舞蹈特别强调粗犷的身体律动和炽热的情感表达,具体表现在跺脚、扭臂、身体剧烈摇摆、上下蹦跳等动作上。甚至在非洲南部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流行着一种“跺脚舞”,与探戈舞以快速强烈的腿部动作来表达情感的特点非常相似。


被诅咒的金币


通过政治联姻和殖民扩张,到查理五世统治时期(1516年-1556年),迅速崛起并雄踞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已不再是一个偏于欧洲西陲的贫弱国家,而是一个拥有更多的欧洲领土和面积广阔的殖民地的庞大帝国。但与此同时,美洲金银的流入导致西班牙国内物价飞涨,两极分化严重。

不少国民因为无力承担飞涨的物价而沦为贫民,另一方面,许多手握大量财富的商人和殖民者,因为崇尚奢靡之风,只消费高档的或进口的奢侈品。这种消费取向使得西班牙国内的工匠纷纷放弃或者减少普通商品的生产而转向了奢侈品的生产,这不仅与资本主义大众化的生产方式背道而驰,也为西班牙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在美洲殖民地攫取大量财富的西班牙人,就像手握被诅咒的金币,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1700年,随着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统治的终结,西班牙作为世界霸主的历史结束了。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被法国拿破仑的军队所占领,国家濒临绝境。与之相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尤其是手工业、商业、农业在殖民统治的夹缝中开始顽强地发展起来。随着资本经济的发展,因严苛的“种姓”制度而受到歧视的土生白人克里奥尔人奋起反抗,打响了独立的第一枪。

玻利瓦尔、圣马丁等人组织的“联合解放军”和“安第斯山军”纵横驰骋,从奥里诺科河流域到太平洋沿岸,从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到秘鲁的安第斯山区,独立战争洗礼了整个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随着圣马丁“整个美洲就是我的家”这句响亮口号的传扬,拉丁美洲成为一个具有共同体意识的整体。这是残酷的殖民统治留下的遗产,就像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艺术一样,留给我们一个迤逦的背影,耐人寻味。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2.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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