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陕西考古成果交流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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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有光汇报了清涧瓦窑沟墓地的发掘情况。本年度清理了4座大墓。墓葬平面均呈“甲”字形，口大底小，收分较大，是迄今已发现的商代晚期殷墟之外规模最大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出土有铜、金、玉、骨、蚌、贝、象牙和漆等器物220件。墓葬内发现了丰富的车马遗存，及特殊的墓室填土葬车、墓道葬马的埋葬习俗。出土马车的形制、尺寸与殷墟马车基本相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辕车实物，对其打包提取后开展了实验室考古工作，发现车轴之上用以承托车舆的“四”字形桄架，复原了车辆的基本结构。瓦窑沟墓地在墓葬形制、葬俗方面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高等级用器方面则深受中原殷墟文化影响。反映了商代晚期黄土丘陵地区已经具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且与中原殷墟文化联系密切，为探讨黄土地区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中国车马制度的起源与发展等课题提供了珍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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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李晓健汇报了旬邑西头遗址的发掘收获。本年度的工作分布在三个发掘点，总发掘面积约1200平方米。在高俭发掘点，考古勘探发现南城门及其附属建筑，南门内发现纵横道路遗迹，为聚落结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揭露了城址中部先周及西周遗存，明晰了城内遗存的历时性变化，对区域文化编年序列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该地点先周墓葬随葬高领袋足鬲、使用腰坑殉狗、使用壁龛等葬俗现象，对泾河中游先周时期葬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上庙发掘点，清理的两座商周时期墓葬中发现了特殊的埋葬方式，如二层台内殉人，角坑、壁龛、腰坑和“头箱”结构并存。本年度工作深化了对西头遗址聚落演变与功能布局认识，为下一步考古工作的深入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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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闫永强汇报了周原遗址2024年的工作收获。本年度采取了“大范围追踪性钻探”与“重点部位针对性发掘”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发现并确认了周原存在“三重城垣”。勘探表明，小城坐落于遗址北部，占地175万平方米；宫城位于小城北部中心位置，面积为50万平方米；大城是在小城的东、南方向扩建而成，总面积达到520万平方米。根据地层关系判断，小城与宫城均建于西周早期，并一直使用至西周晚期；大城则是在西周晚期建造，在西周晚期被废弃。大城东门位于大城东墙南三分之一处，结构复杂，包括城台、外瓮城、南北门道、门塾、内瓮城以及门内道路和建筑群等部分。宫城南门位于宫城南墙稍偏东的位置，由门道、两条夹墙、两处城门地基与石砌排水道等构成。宫城南壕内出土了大量西周甲骨文，总计卜甲、卜骨残片206片，经初步辨识，共有180字。这些甲骨文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以及数字卦等多个方面，历史价值重大。

“三重城垣”为周原作为西周都邑提供了关键证据。这不仅是周原遗址考古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更是中国先秦筑城史上的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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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彦峰介绍了富平长春遗址的发掘收获与认识。结合近两年的工作，2024年已初步廓清遗址面貌，遗址由一处大型公共墓地和居址区两部分构成，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墓地位于北部地势较高处，探明墓葬总数达3000座，按规模大小可分为四类。其中，带墓道的I类墓和不带墓道的II类墓集中分布在墓地最北部，是整个墓地地势最高处。根据墓地遗迹的打破关系及出土遗物等可以判断大型墓地的时代集中在西周晚期，人群以姬姓周人为主体。居址区发现了大量灰坑、陶窑、墓葬，另有大型沟渠、铸铜遗存。居址规模较大，有内部功能分区，年代从西周中期延续至晚期。从大的流域视角来看，长春遗址位于石川河流域出北山口的位置，填补了关中东部石川河流域渭北台塬区域西周大型遗址发现的空白，是西周王畿地区通向陕北和山西的重要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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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朋飞讲述了铜川丁家沟遗址的考古收获。遗址位于铜川市耀州区正阳街道丁沟村和儒柳村所在的台塬上，2024年对该遗址进行了系统性调查和发掘，初步廓清了遗址的聚落规模和延续时代。调查显示，遗址南北长约1100、东西宽约700米，面积达60万平方米。铜器窖藏点大致位于遗址西南，在遗址东侧近河谷一带屡有西周墓葬发现。本次发掘工作位于遗址的北部，清理了西周墓葬65座、灰坑195座和窑址1座，出土了包括铜、陶、骨、石及蚌贝类遗物约300余件。墓葬均为小型竖穴土圹墓，方向为东西向，相互间打破关系较少。依葬具情况，分为一椁一棺和单棺两类。葬式皆为仰身直肢，部分带有腰坑。随葬品多为陶器，组合常见鬲、罐、盂等器类。灰坑可见近圆形锅底状、圆形袋状、方形平底状和不规则状，以近圆形锅底状和不规则状两类居多。丁家沟遗址位于沮河、漆水河、石川河交汇处，地势险要，地理位置突出。遗址从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晚期，对于研究该地区的聚落结构、文化分布，及其与王幾地区的政治格局等方面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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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张程介绍了凤县梁鹿坪遗址的工作收获。梁鹿坪遗址位于宝鸡凤县凤州镇梁鹿坪村南，为推进蜀道考古及“申遗”工作，8-12月，对梁鹿坪遗址、凤州古城及其周边区域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勘探面积18563.34平方米，发现竖穴土坑墓、洞室墓102座，时代包括先周、战国、秦汉及宋金时期。在梁鹿坪遗址发现的先周墓葬，有可能将故道开辟利用时代前推至商周之际，为研究故道沿线早期聚落及城市分布提供了新线索。战国晚期墓葬出土的源自巴蜀地区的铜鍪、铜盘，说明梁鹿坪遗址及凤州区域在秦汉时期已经成为秦岭南麓嘉陵江谷地一处重要的交通节点，为秦汉时期蜀道中故道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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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昆桦汇报了兴平魏家村遗址的考古收获。遗址位于咸阳市兴平市西城街道魏家村西南侧，6-10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龙山文化遗存共发现灰坑17座，灶坑2处。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纹饰有绳纹、篮纹、附加堆纹等。器型有深腹罐、双耳罐、单耳罐、喇叭口罐、陶鼎、刻槽盆等。该遗址具有典型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特征。商周文化遗存共发现灰坑57座，窑址2座，井2口，沟2条。出土铜器、陶器、石器、骨器等。铜器有铜鼎、铜觯。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流，纹饰主要为绳纹，器类有陶鬲、陶罐、陶盆、陶甑等，该遗址的商周文化遗存中有大量花边口沿陶器残片，其时代上限可能到商代。还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陶鬲和青铜器，青铜鼎铭文中有关于武王的内容，推测遗址时代应为商代至西周中期。魏家村遗址是在兴平地区首次发掘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也是兴平首次正式发掘的商周文化遗址，填补了该地区龙山文化及商周文化遗存的空白。

点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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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同杨阳汇报了宝鸡魏家崖遗址的工作情况。魏家崖遗址位于千（汧）河与渭河交汇处的东夹角，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以春秋秦文化为主。城址平面呈西北—东南向长方（条）形，面积约30万平方米。墓葬在城内、外均有分布，西周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小墓，死者为头北足南仰身直肢葬式，陶器组合为单鬲、单罐或1鬲1罐，年代绝大多数为西周早期。铜器墓6座，包括五鼎墓4座，三鼎墓2座，年代均属春秋早期，大型墓多为直肢，或带壁龛，龛内殉人，小型秦墓葬式多为屈肢。在城内东部发现一座车马坑，内埋三乘车马，马东车西。在城内发现一处夯土建筑基址，东西约50米、南北约20米，被车马坑打破。在城灰坑中出土槽形板瓦，应当为高等级建筑所用。城内一座灰坑中发现大量石块、陶器、骨料、骨器，应当为手工业废料坑。根据遗址位置、面积、年代，城址、建筑基址、高等级秦贵族墓、大型车马坑、围沟，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遗存，可以确认魏家崖遗址就是秦都邑“汧渭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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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杨武站汇报了宝鸡六营遗址的发掘情况。六营遗址位于宝鸡市凤翔区秦雍城遗址保护范围外围东侧。清理了大量战国时期道路、房址、水井、墓葬等各类遗迹，出土陶质、石质、金属质文物3000余件。其中竖穴土圹墓147座、偏洞室墓60座，直线洞室墓23座。竖穴土圹墓以东西向为主，葬具多为一棺一椁，葬式皆为屈肢葬，头向西，为典型的秦人葬式，随葬陶器组合为鼎、簋、鬲、盆、豆等。根据墓葬形制、墓主葬式及随葬品特征判断，该遗址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六营遗址是东周时期秦雍城郊外的大型平民聚落遗址，此次发掘基本厘清了遗址的功能分区，居址区和墓葬区以道路为界，功能分区明确。既为探究秦文化平民居址形态、生产、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也丰富了雍城地区中小型秦墓的分布、葬制及演变特点，又为研究秦雍城城市功能变迁、手工业发展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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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卢一介绍了宝鸡下站遗址本年度的工作收获。下站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磻溪镇下站村，2024年的重点位于遗址东北部，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揭露祭祀坑8座、清理动物个体四百余。祭祀坑均为长条形，其中6座与此前发掘所见的窄长条形祭祀坑形制相同。首次发现了平行排列的南北向宽长条形祭祀坑。各型祭祀坑在尺寸及埋藏物上均有明显不同。南北向宽长条形祭祀坑宽0.7-1.2、最大深度2.6、长60.25米，坑内主要埋藏牺牲为马，马无固定头向及姿势，摆放较乱。坑内局部有埋藏上下两层马的现象，有的马骨之上，还零星发现有长条状板灰痕迹。在发掘中，考古队注重多学科合作，对所有动物骨骼做了现场鉴定，采集样品进行C14测年、DNA、碳氮和锶同位素的检测，也运用多种新的技术手段记录遗迹信息，对整个遗址的环境、地形、发掘区和遗迹做了三维扫描和数字化。本年度考古发掘成果进一步丰富了下站遗址的文化内涵，完善了下站遗址从春秋早中期至西汉晚期，不同时期祭祀坑的年代序列，为研究秦汉雍五畤的形制和发展演变脉络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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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岳明介绍了泾阳小徐村战国秦墓的收获。墓地位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小徐村东。本次共发掘古代墓葬559座，其中以战国-秦墓为大宗，共计530座。共出土随葬器物1484件（组），对于其中现场难以保护的部分漆器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合作，采用整体提取的方式转移至实验室进行保护分析。结合以往的战国-秦代墓葬资料以及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初步判断，本次发掘的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晚期-西汉早期，墓主大多为普通百姓，少量的士大夫及贵族，另有少量的刑徒。此墓葬群应为秦咸阳城北郊一处有规划的大型墓葬区。本次发掘的陶文也是一大收获，出现了多处市、亭类陶文，为研究随葬器物的产地及其制作者提供了新的资料，也实证了当时社会商品流通情况，同时为研究秦咸阳城布局规划提供了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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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洪秀媛汇报了西安鄠邑西坡村南墓地的工作收获。墓地位于西安市鄠邑区城西，共发掘春秋战国时期墓葬259座、车马坑/马坑6座。出土铜簠、铜鼎、陶鼎、陶鬲、陶壶、陶豆等器物数百件。墓葬均为竖穴土圹墓，东西向；口底同大者居多。带二层台者共有24座，小墓均为生土二层台，稍大规模墓葬则为熟土二层台。墓室内有小龛者共49座，其中头龛10座、足龛1座、壁龛者38座；另外还有11座墓葬棺木之下见腰坑，腰坑内零星发现有兽骨。葬式以直肢葬为主；头向以西为主。葬具多为木棺，少量为一棺一椁。器物多出土于墓主头部顶端。少量出于身侧或足部附近，有龛、头箱的墓葬器物则基本出于龛/头箱内。

西坡村南墓地时代从春秋晚期延续至秦统一。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包含有秦、楚等不同文化因素与本地文化传统，充分反映出秦岭北麓、西安西南部鄠邑地区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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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柴怡汇报了空港新城西郭村秦汉墓地的考古工作情况。墓地位于空港新城西郭村。已发掘墓葬724座、围墓沟96条、道路2条、陶窑5座，出土各类随葬品4000余件。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圹、竖穴墓道洞室、斜坡墓道洞室墓三类，其中竖穴墓道土圹墓发现数量极少，规模较大，等级较高，墓主应为士级贵族。竖穴墓道洞室墓以土洞结构为主，少量砖室结构。墓道多与墓室等宽，墓室宽度仅能容一棺。墓主可能为拥有一定财产的富裕平民或普通平民。斜坡墓道洞室墓以土洞墓为主，少量砖室和空心砖室结构。墓室口部多设置1-2个长方形天井，其中单天井的方向一般与墓道垂直，双天井则呈T字形分布。墓主应为中下级官吏或者富裕地主。墓地中部和北部各有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道路，道路表面不见同时期墓葬打破、叠压，墓葬基本沿道路两侧有序分布。该墓地还发现有大量的围沟，墓葬2-4座为一组以围沟构筑为一个整体。西郭村秦汉墓地布局较为规范，打破关系较少，墓葬排列西早东晚、北早南晚，多组墓葬具备围沟的格局较为明显，是近年来发现的少见的布局完整、鲜见打破关系的围沟墓地，是研究西汉小型墓地布局、家族聚落形态的新发现。根据地理位置与既往发现，西郭村墓地两汉墓葬区域应为安陵邑居民的公共墓地来统一规划和使用。这对确定汉安陵陵邑西部范围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也对研究西汉帝陵陵邑布局结构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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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梁璟怡汇报了西安潘家庄秦汉墓地的发掘收获。墓地位于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街道潘家庄村，共清理秦汉时期墓葬464座，时代集中在秦统一至西汉早期，部分晚至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出土陶、铜、铁、石、骨等各质类文物5000余件（组）。墓葬主要分布在墓地南部、中部，以竖穴墓道土洞墓为主，另有少量竖穴土圹墓，墓道多向西或西略偏北，葬具多为木质单棺，少量为一椁一棺。直肢葬占绝大多数，头向多与墓道朝向一致。随葬铜器有鼎、鍪、盆、钫、剑、带钩、镜、半两钱等，陶器常见鼎、盒、蒜头壶、钫、缶、罐、釜、灶、璧等，缶肩部多刻划“杨”“赵”“杜氏”“郭氏”等姓氏陶文。整片墓地布局上呈现大区内族葬，不同宗族或人群划分不同区域埋葬的特点。各区域内墓葬遵循一定排列规律，形制、方向、随葬品组合基本一致。小区内以围沟为界，进行小家族聚葬，其内一般埋葬2-6座墓葬；核心家庭合葬墓则另择位置单独分布。潘家庄墓地是杜县东北部发现的又一处秦汉时期平民墓地，与以往发现相比时代略晚，但从墓葬形制、器物组合等看，具有较强的延续性。文化面貌较为多元，融合秦、三晋两周、楚及巴蜀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为研究杜县周边人群构成、人口重心的转移等增添了材料，亦对研究秦汉之际文化与社会的变迁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