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文明——神农氏、夏后氏之江汉源
第二十七章 三星堆文明早期是石家河的附属文明，后期是夏王族失去中原政权南归后重新建立的文明分支
关于四川的人类历史，可以追溯到资阳人。资阳人是晚期智人。距今35000年历史。资阳人头骨化石是中国发现的唯一早期真人类型，是旧石器晚期的真人类化石，是南方人类的代表，是古人类发掘中唯一的女性。但是这不代表四川的文明史或国家史就可以追溯到资阳人。其实，在我的《人类起源于中国》系列中，资阳人是一个很坚强的考古证例。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所谓的西海，就是四川古湖。在四川成湖的时代，山丘都是西海之陼。这也是我最早认定四川古湖的证据之一。华胥是弇兹演变，而华胥生男为伏羲、生女为女娲，但这并不证明女娲伏羲就在四川。
彭头山文化。距今约8300年到9000年。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位于现在湖南省北部。彭头山文化没有到四川。
城背溪文化。前6500至前5000年。分布于鄂西山地和江汉平原交界地带，多位于长江及其支流青江两侧的一、二级阶地上。城背溪文化没有入四川。
大溪文化。前4400年至前3300年。因重庆巫山大溪遗址而命名。分布范围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大溪文化也止步于川东，不及川西。
屈家岭文化。前3300至前2600年。是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以江汉平原为中心，西至三峡，东到武汉，北达豫南，南抵湘西北常德一带。屈家岭文化也止步于三峡，没有入川西。
1、屈家岭文化的蛋壳彩陶、彩陶纺轮和陶塑红陶小动物，是全国考古文化中所独有。特别是蛋壳彩陶，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的技术源头。屈家岭文化出现高温黑釉陶，这是中国高温黑釉技术最早应用于陶器制作的实证。
2、关于铜的冶炼与使用是屈家岭的文明特色之一。青铜铸造工艺，应该是屈家岭文化居民的原创。
屈家岭文化的高温黑釉技术的应用，就是屈家岭文化时期，中国古人已经掌握青铜冶炼技术的考古证据。高温黑釉陶所需的温度，达到1200°以上，这个温度就是冶铜要达到的温度。
铜矿有多种，大体分为氧化铜（孔雀石绿是这类铜矿中价值最高的）和硫化铜（各种含硫的铜矿）。
纯铜的熔点是1083.4°，不过这个熔点温度并不代表原矿冶铜温度，而是铜铸所需温度。
将氧化铜与木炭在窑内加热，在密封条件下，温度在达到710°时，窑内一氧化碳最为稳定，此时可以较为稳定地而连续地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从而冶炼出铜。而彩陶的烧制温度在800至1200°，所以对于氧化铜矿的冶炼技术，中国先人们在掌握了彩陶制作技术时就已经顺便掌握了氧化铜矿冶炼铜技术。
硫化铜矿石冶炼铜，温度需要达到1200°以上。在高温陶制作技术被掌握后，硫化铜矿石冶铜技术也同样会被掌握。因为高温陶需要在1200°到1215°烧制8个小时制作。屈家岭文化居民已经掌握了高温黑釉陶的制作技术，所以屈家岭文化居民就掌握了冶炼硫化铜矿石技术。在史前，彩陶文化区的居民，普遍都掌握氧化铜矿石冶炼铜技术，这在考古上具有充足的考古证据；而屈家岭文化居民，进一步升级了铜矿石冶铜技术。青铜铸造工艺，舍屈家岭文化居民，还能指望谁去发明？
3、屈家岭文化建筑技术有大进步。屈家岭文化出现大型分间房屋建筑。大者长14米，宽5米，面积达70平方米。房屋呈长方形，里面分隔成多间。有的呈内外套间式。有的各分间都有门通户外。为了隔潮，地面用红烧土或黄砂铺地，表面再涂白灰面或细泥，并用火加以烧烤。
屈家岭文化也发现宫殿式建筑。这个宫殿式建筑就是F38，面积510平方米，其中70多个磉墩的使用，说明这个宫殿式建筑是土木结构。磉墩是木屋架中木柱子的奠基石。
4、屈家岭文化上承大溪文化和油子岭文化，下接石家河文化。屈家岭遗址是一处以黑陶为主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不同于仰韶文化，也与洞庭湖以南的几何印纹陶差别极大。它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龙山文化。
5、屈家岭文化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多单人仰身直肢葬。关键是有拔掉上侧门齿的现象。在安徽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上，出土了红烧土排房建筑。排房多则6间一排，少则两间相连。大汶口文化墓葬，一般是仰身直肢葬。大汶口居民有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牙的习俗。这种联系，可以说明屈家岭文化部分居民与大汶口文化居民之间确有关联。
为什么说是部分居民与大汶口文化居民之间有关联呢？因为在屈家岭文化高级墓葬里，发现两件不同的石戉，一件是“风”字形穿石戉，一件是朱绘卷云纹石戉。伏羲风姓，我认定的伏羲女娲是在大洪水期间出现的，它的原始位置在鲁西南凫山。伏羲女娲的兄妹婚姻是大洪水时期的应急婚姻。凫山处于大汶口文化范围，大汶口一期文化就是太昊文化，所以女娲后来就与太昊氏族建立了婚姻关系，以太昊为伏羲（夫婿）。大洪水结束后，女娲与太昊伏羲氏经淮阳逐步西迁到豫西，女娲与太昊伏羲氏的婚姻联盟也发生变异，其他氏族也与女娲氏建立了婚姻关系，所以就有十五氏承袭伏羲称号的说法。到豫西，女娲氏跟神农氏建立婚姻关系，开创了豫西庙底沟文化。以庙底沟文化为标志，处于中心位置的古夏王朝得以形成。
在古夏王朝向南扩张的时候，部分太昊伏羲氏居民进入屈家岭文化区域生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华阳国志.蜀志》也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经夏商周”。尊重实际，“蜀”也是从东向西迁移的。人皇太昊伏羲一部，在屈家岭文化区域建立蜀国，也是非常可能的。昌意，才是与蜀山氏建立婚姻的人，因为轩辕黄帝设东西大监监于万国，西大监就是西少昊金天氏昌意。轩辕黄帝的支庶，被轩辕黄帝封到蜀地为侯伯。鲧和禹，都是“伯”，鲧是有崇伯，禹氏夏伯。所以我认为被轩辕黄帝封到蜀地为侯伯的，是夏后氏。夏后氏禹轩辕黄帝的关系，很可能就是经过轩辕黄帝血统改造后的夏后氏。
6、在屈家岭遗址，新发现熊家岭水坝遗址。新发现的水坝遗址实际就是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水利系统，这个系统由水坝、蓄水区、灌溉区、溢洪道组成。水坝坐落于青木档河流上，土筑而成。现存坝顶高约2米，宽13米，底宽27米，长180米。早期坝的年代在距今5100年至4900年，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
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前2600年至前2000年），石家河文化有可能对川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我才有三星堆早期是石家河的附属文明的想法。当然在三星堆一期也没有出土跟石家河一样的玉人头像，但是宝墩古城（建造年代在前2550年，废弃年代在前2300年）的出现，呼应了石家河文化。特别是宝墩古城废弃年代，跟后石家河文化开始的年代一致，也是我关于鲧禹勤王石家河、鲧北伐大夏建立石峁古城之说的基础。
我为什么要说这么一段呢？当然是为下面的论述清开场子。
一、距今5000年前四川盆地是一个封闭性的古湖，四川盆地上的文明不会超过距今5000年
对于长江的形成，我在《气候变化和华夏早期族群的迁移和融合》一文及其他的多篇文章中，有详细的探讨。我的基本判断是，在距今5000年前，四川盆地是一个封闭性的古湖泊。
长江三峡的历史不会超过距今5000年，这与四川盆地的文明不会超过距今5000年是一致的。
三星堆文明是商代文明，三星堆一期可以追溯到距今4600年。原因就在于长江三峡在距今5000年以前没有形成，川水不能东去，只能囤聚在四川盆地，所以在末次冰川期，四川盆地就是一个古湖泊或沼泽地，常年的大部分时间被冰川覆盖。在末次冰川期结束后（距今1.3万年以后），这里是湖泊或沼泽，加之空气不能流动或较少可以流动，这里雾气笼罩，瘴气横生，人类难以进入成都平原。
看地图的时候，我总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就是与金沙江同向的几条河流都是向南流的，只有金沙江折转向东。我认为在距今18000年到13000年以前，金沙江也是经云南中部流向中南半岛入南海的，金沙江古称黑水。在距今18000年到13000年的时候，中国的末次冰期结束，中国的气温升高，导致中国西部冰川融化，在中国西部形成了急剧的冰融性洪水，引发了青藏高原东缘和四川及云南西部的大地震，在大地震的作用下，金沙江折而向东流入四川。金沙江的流入加巨了四川的水情，导致四川古湖水位高涨，四川西南部康定地区和周边的山区遭受水灾，洪水最盛的时候还影响到滇黔高原周边，冰融性洪水也对滇黔高原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这是人类获得智力以来最早的洪水记忆，也是地球气温再次转暖后（距今1.3万年以后）古人类离开泛滇黔地区北迁和东迁的原因之一。四川古湖就可能是传说中的西海。
四川盆地一带冬季由于受青藏高原阻挡作用影响较大，风速较小，空气湿度较大，加上地形的影响，易出现云雾天气；夏季由于处于青藏高原“背风坡”，若西南暖湿气流偏南流，东南季风西进势力减弱，就易出现干旱。
在青藏高原热（冷）力泵的作用下，夏天，空气易热、空气上升，产生气流上的拉升作用。冷天，空气易冷、空气下压，产生气流上的压力作用。同样的道理，白天空气上升产生拉升力，晚上空气下压产生下压力。从一年看，青藏高原夏天的时间短，冷天的时间长，所以下压力占绝对地位。从一天来看，青藏高原上的空气受热的时间较短，冷空气的时间较长，产生的空气下压力也占绝对位置。在这种长期的空气下压力的影响下，四川盆地的空气对流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对四川盆地极为不利。如极易形成雾气和瘴气，所以四川盆地中心区域不适宜于古人类生存。四川境内的资阳人（距今35000年），不是在四川盆地发现的，而是在四川的山区发现的，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在不少人鼓噪四川文明有多么早的时候，我持否定态度。其地理环境决定了四川盆地不是中国文明的始发地。
大约在距今5000年到4500年的时候，三峡水道逐渐贯通，但三峡还是很狭小。川水开始向东进入云梦古泽（洞庭湖）。四川盆地水量减少，成都平原显露出来，成都平原上的宝墩文化开始出现。宝墩文化是蜀地文化的源头。而宝墩文化的主要源头来自岷江上游地区的营盘山文化（距今5500年到6000年）。当然，在成都平原显露出来后，成都平原四周的山地里的原居民都会有人出山进入成都平原，蜀地文明就是在这种多成分的融合下逐渐形成的，到三星堆时期达到盛期。
同样的道理，处于江汉平原和鄂西的文明程度较高的原居民，会有人口向成都平原迁移。所以从文化上讲，蜀地文明的文化源头在江汉地区。
距今4500年的时候，最早的蜀文明——宝墩文化，在城都平原上出现，可以作为三峡在距今5000年到4500年逐渐打开形成水道的证明。到距今4200年到4000年之间湖北的石家河文化走向衰落并最终消失，可以证明这个时候三峡才形成了宽阔的水道，导致四川古湖消失，威胁到了江汉地区文明的存在。
我要说明的是，这里包含一个假说——四川古湖说，这个假说很早我就提出了。如果三峡发生大地震导致三峡堵塞，我相信就可以看到四川古湖的真面目了。这不是开玩笑。三峡地区的地理构造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三峡水库很可能会诱发三峡大地震，山崩地裂之后，三峡很可能消失了。所以我也很早就认为三峡大坝不该建设。
四川古湖说，在考古上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发现于三峡与江汉交界处的城背溪文化、以及以后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都没有进入四川，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四川盆地是一个古湖泊，两湖原居民把四川古湖当做了西海。
二、国家文明最早兴盛于两湖，得益于四川盆地的庇护
国家文明起源于两湖，得益于两湖的地理位置和半盆地的地理构造，使两湖在末次冰期后，最早摆脱了冷空气的控制，为原始稻作农业的兴起奠定了气候基础。
两湖文明的兴盛，也得益于四川盆地的保护。末次冰期后，随着气温升高，西部冰川融化，导致西部冰融性洪水很厉害，对西部产生了很大的危害。如在中原，洪水从西部直下关中再直下河南平地是没有阻挡的，经常对中原地区产生洪水危害。而此时又没有形成入海口，洪水入不了海，在西来的冰融性洪水和本地雨水性洪水共同作用下，早期中原地区洪水泛滥且成沼泽。在末次冰期后中原地区不能很快形成农业文明，如大地湾发现黍种是在距今7800年，即中原和渭水流域的农业文明始于距今7800年。
在两湖这里，末次冰期后，人口从武陵山(昆仑山)下来，就到了湖北、湖南。西部的冰融性洪水被四川盆地拦截。湖北、湖南只有雨水，水情有涨有落，有利于稻作农业发展。但是距今4600年后，在川水冲刷和地震等的共同作用下，三峡逐渐被打开了，四川盆地的武陵屏障作用就逐渐消失了，川水下来，湖北、湖南就呈被淹的态势，文明就移到鄂西、湘西、湘南和湘东高地区。到距今4200年到4000年，三峡完全形成了宽阔的水道，四川古湖消失，两湖古湖形成（即《山海经》所谓的“南海”），文明移到中原。因为此时中原黄河下海口形成了，洪水也退了，沼泽逐渐淤积，平原露出来了，有利于农业族群在中原定居。
三、早期的成都文明是两湖文明的附属文明
成都文明本身是迁入性文明，开始于距今4600年到4500年的宝墩文化，原因就在于在此之前，三峡水道还没有打开，川水不能下流，四川盆地实际就是一个大湖泊，长江上游的冰融性洪水和雨水性洪水被四川盆地滞留，囤积于四川盆地，这对长江中游下游的文明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在进入冰后期后，古城文明的兴起地就在两湖平原上，从两湖平原延伸到江淮之间和环太湖流域，并北系中原，最后在神农时期形成中国上古文明大统一的局面。
成都文明与湘汉文明是共命运的。大约到距今4600年与4500年之间，川水囤积导致四川周边地震频发，在三峡形成了狭窄的水道，川水开始下泄，成都平原逐渐显露出来，文明开始迁入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在距今4500年左右出现在城都平原上。而宝墩文化的主要源头来自岷江上游地区的营盘山文化（距今5500年到6000年）。当然，在成都平原显露出来后，成都平原四周的山地里的原居民就会有人出山进入成都平原，巴蜀文明就是在这种多成分的融合下逐渐形成的，到三星堆时期达到盛期。这个迁入的人口主要来自由湘汉迁入川东、川北山区的的居民。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就是，在距今4000年江汉平原上的石家河文明于江汉地区消失的时候，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一期文明也同时消失了。如果两地没有关联的话，三星堆一期文明就应该继续发展下去，不会与石家河文明一起消失，可见两地的文明是共命运的。
夏末商初出现的三星堆文明的青铜人物造型与石家河时期玉器人物的造型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在石家河玉人头像上，“鼓目”的造型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我认为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型是对石家河玉器人物造型技术的承袭和夸张性发展。三星堆文明的文化源头还是在石家河这里。
三星堆太阳树的起源地也在两湖地区。我的基本理论的立足点之一就是认为华的本意是火，华的原始音是ha（哈）。原始的华（哈）图腾是火树图腾。在湖南的彭头山到高庙时期，是华（哈）尼人与胡尼人融合时期，在这个融合过程中，华（哈）音与胡音融合形成了华（hua）,因为胡人的口音多wu音，如胡、屋、舞、五、乌等我认为是胡音。
当然啰，在华由ha演变成hua的时候，华ha的内涵就从火演变成了太阳。胡人的基本图腾是太阳+鸟，这个鸟是大雁，大雁古称鹄或鸿鹄。在图腾上，火树和太阳的结合，就在两湖地区形成了太阳树的概念，即太阳栖息在太阳树上，桑木和若木，就是太阳树，建木就是通天梯。
太阳树在四川的三星堆文化遗址，有大量的表现。所以三星堆文明也是古华人文明的变体，其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彭头山和高庙。当然在三星堆，也有在东方竞争失败后西迁的帝俊族群的文化成分，“使四鸟”是帝俊族群的文化特色，三星堆的“四鸟金箔”，就是帝俊文化影响的结果。
至于“华”演变成“花”，也是“华”内涵的扩展而已。
四、三星堆文明是夏朝人失去中原政权南归后建设的文明，所以三星堆文明是夏朝文明在城都平原上的继续，三星堆就是蜀夏
很多人在把三星堆称作文明的时候，总是忘记了三星堆是没有文字的，这个事情在苏美尔文明上也一样。苏美尔文明的起源时间被认为是距今6000年，但此时苏美尔也是没有文字的。但在谈中国其他地区的文明史时，把文字这一条扣得很死，所以我对中国学界甚至世界学界很不理解。
为什么学界唯独对中国的三星堆如此客气呢？原因就是不少人从三星堆的独特性认定三星堆文明来自西亚，借此达到做实“中华文明西来说”的目的。为了达到做实“中华文明西来说”的目的，无限地把三星堆文明的时间拉长，故意模糊时间概念，故意将三星堆早期混淆成三星堆文明。
其实三星堆一期处于新石器时代，与湖北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明还要晚，比湖南的彭头山和高庙就更晚了。而且三星堆一期文明与石家河文明一起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消失了。这个现象说明石家河文明要迁移，三星堆一期文化就跟着要迁移，只能证明三星堆一期文化是石家河文化的附属文化。
三星堆文明再度兴旺，呈现给大家的就是青铜文明，时间是在商代晚期（距今大约3200年到3000年），与三星堆一期相隔了800年到1000年。
大家要注意的是，江汉地区的文明在消失了400多年后，到商代早期，江汉地区的文明才再度兴旺发达起来了，如湖北孝感的金神庙商代古城、武汉黄陂的盘龙城等，在夏末商初就已经出现在江汉地区了。但是江汉地区文明再度出现的时间比三星堆文明早。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早就给了解释，因为夏后氏失去了中原政权，夏桀之子獯粥带领一部分族群到北方草原地带，重新融合草原诸胡人，建立了匈奴。而夏桀本人或夏桀的继承人则回到了江汉，因为江汉是夏后氏的老巢（南巢）。我一向强调，夏末商初江汉地区出现的城池是夏城而不是商城。
三星堆文明出现于商代晚期的原因，正好说明三星堆文明是在商代晚期从江汉地区再迁移去的，这是商朝向南挤压的结果。所以三星堆文明是夏朝文明的一个分支，可以称之为蜀夏文明，而非古蜀文明。其实，跟三星堆青铜器类似的青铜器，在江西、湖北都有发现；而且，三星堆面具式青铜器的夸张造型，跟西南的傩戏面具的夸张造型也是一脉相承的。
三星堆与西亚的联系，致命硬伤在于，三星堆在晚商时期出现高度青铜文明的时候，依然没有大量的文字，现在发现的一些文字符号，也是中国本土的原创。如果是西亚人迁入了三星堆，西亚人不是变得愚蠢了吗？难道西亚人喝了孟婆汤忘记了自己的文字？这不是见鬼了吗？这只能证明三星堆文明不是来自西亚。关键是，西亚没有出土跟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型相近或相似的青铜人物造型。
那么三星堆有没有文字呢？我想是有的，因为三星堆族群只是夏朝族群的一支。但也可能是夏朝专门的青铜制造族群，其文化本身就比夏朝文化族群落后一些，所以文字较少。当然，发现文字，也局限于文字载体材料本身。
五、三星堆文明的根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石家河文化其实就是早期的夏朝文化
晚期的石家河文化就是早期的华夏文化。华夏族群最早是在江汉地区形成的，由处于中原的古夏人和处于两湖的古华人在江汉地区和豫西南地区融合而成。
古华人和古夏人均来自泛滇黔地区的华尼人（我也叫华尼人为古尼人）。不同的是，在距今1800到13000年，泛滇黔地区的华尼人随着气温的回升，一支沿青藏高原的东缘北迁到渭水流域上游，形成了中原地区的古夏人。一支出武陵山进入两湖地区，与原来就生活于两湖地区的古胡人融合，形成了太阳崇拜的稻作族群古华人（我以前叫古夷人）。四川古湖消失后，进入四川的实际就是新形成的华夏族群，当然也有未被融合的古夏人和古华人。
中华民族的根是统一的，这个根在泛滇黔地区。
三星堆之“鼓纵”造型，在中国史书上也可能是有记载的，如“蚕丛纵目”，这里的“纵目”是不是“鼓目”呢？
三星堆文化与西亚文明最大的不同——无体系文字，发现的符号契刻也是中国本土的，与西亚没有联系。而在三星堆时期，西亚的文字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三星堆人是西亚人，他们怎么会没有体系文字呢？而且西亚没有三星堆类型的青铜人物像出土，也是三星堆西亚说的最大硬伤。
从考古看，三星堆文化青铜器发达，处于中国青铜文明时期，但三星堆还处于刻划符号文字的阶段，这与比三星堆早1000多年的石家河文化是相同的。
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型的技术要素，在石家河玉器上可以找到来源。如眼部造型，斜线向上挑翘，眼如柳叶，这就是中国人崇拜的“丹凤眼”。这个眼睛造型就是石家河的。还有头上的帽饰，与石家河也惊人的相似。还有一点，石家河时期的眼睛，就已经有外突造型，这是三星堆鼓目的基础，在三星堆时期眼部造型逐渐被外伸所夸张化了。
石家河有不少的玉人头像，三星堆也习惯于用青铜表现人的头部，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就是对石家河玉人头像在文化传承上的继承，是玉图腾转化成青铜图腾的结果。也就是说，从文化上看，三星堆青铜器与石家河玉器表现的一个大的内容是相同的——人头，只是使用的器材不同——三星堆用青铜，石家河用玉。
那么这个人头造型的含义是什么呢？我认为人头造型就是人头崇拜，人头崇拜就是夏崇拜。原始的夏图腾是什么呢？我已经不断在说了，原始的夏图腾，就是半坡时代的“人面鱼纹图”，“人面鱼纹图”的核心构图就是“人头”。
石家河文化在江汉地区从距今4800年兴起，兴旺发达了几百年，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石家河古城突然被废弃，直到西周时期，才有人居住，才筑有小小的土城堡。石家河这座史前巨城，就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三星堆一期与石家河的命运一样，也在距今4000年彻底消失，在此后的800到1000多年后，到商代晚期，三星堆才开始有人居住。所以说三星堆一期居民是石家河人的附属族群，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消失？因为长江三峡彻底贯通形成了宽阔的水道，影响到了石家河的存在，也因为参与中原黄帝系与炎帝系的帝位之争，石家河人北上入中原。入中原就要有充足的力量去逐鹿中原，所以三星堆一期居民也随石家河居民北上入中原了。
六、夏后氏与夏朝
夏后氏的始发地在岷山，所以有“大禹生于汶川石纽”的历史记载。后来夏后氏进入到成都平原，可能是三星堆一期居民之一，夏后氏后来又进入到武陵山之崇山，大禹的父亲是有崇伯鲧，这个崇，据杜钢建教授考证是武陵山中的崇山，但是川西也有“崇”。
在神农氏于距今4300年离开石家河后，夏后氏禹奉命留守江汉地区，成为了石家河的新主人。但是夏后氏禹没有神农氏的控制力大，在与三苗的竞争中失败，一路败退到中原。前2145年帝尧即帝位，大洪水在中原地区大爆发。在前2085年和前2071年，帝尧先后命有崇伯鲧和司空禹治水。在前2029年，禹成为摄政。前1989年，摄政禹登帝位成帝禹。帝禹之子夏启于前1978年在中原建立夏王朝，所以夏朝的确是中原王朝。
大禹及大禹以前，所见于典籍的帝王名都应该视作氏号，承袭同一氏号所谓帝王级人物是多位而不能视作1人，不然在其在位的时间上就不好理解。
在距今4200年到4000年之间，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明、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明，都一致地出现逐渐消落的状态，而且在距今4000年不见踪影，原因在于这些文明北入中原了，这才是夏朝以及商朝形成的基础。
我一直认为，炎帝和黄帝是北方历史，伏羲女娲是中原历史，神农、蚩尤、夏后氏是南方历史，这样的历史观，我认为才是正确的。五帝是以轩辕黄帝为根，轩辕黄帝又是承接神农的，而夏朝又是承接尧舜禹的，南北集团在中原进行了多次的权力转换，也是符合逻辑的。
从文明的角度讲，夏朝是江汉文明的继续，商朝是良渚文明的继续，可能才是历史的真实。但文明有时和人种不完全一致，因为文明可以被其他的人种继承，如我就认为殷商是南下的玄鸟氏，玄鸟氏在黄河下游生活几百年后，与中国东部族群同化了，而中国东部的文化起点在良渚文化，在我的研究中，良渚人的主体来自两湖地区的华尼尸人谷农部（古华人的华尼胡部，以前就论述过，古华人就是古尸人，古尸人也就是古夷人。古华人分三部：华尼糯、华尼胡、互人）。在整个文化和人种上，都与两湖地区建立了联系。
大禹在中原的河洛地区（嵩山）建立夏国，做天子是在冀都（晋南）。但是建立夏后朝的应该是夏启，而不是大禹。夏启时代的统治中心也在晋南（夏邑），以后逐渐转移到河洛（斟鄩）、河内（原和西河）、河济（帝丘）、济南（老丘），到夏桀时期先居河洛（斟鄩），后迁河南（河南城），再归夏邑（安邑）。失去中原政权的夏桀或其继承人回到了“南巢”，这个南巢就是夏后氏的故地江汉地区或四川。所以在距今4000年左右江汉地区的城市都先后被废弃了，原因是主体居民到了中原，大约400多年后，在商代早期，江汉地区重新又有人筑城而居，这些居民，就是南归的夏后氏族群。
黄饮冰2016年10月31日星期一。本文原标题：华夏江汉形成说之十三：三星堆文明是夏朝人失去中原政权南归后重新建立的分支文明。2018年9月2日星期日再次编辑。2024年3月12日星期二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