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文明——神农氏、夏后氏之江汉源
第十六章 古夏王国神农天子之都城（距今4800年到4300年时期）——夏城石家河
一、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1
石家河文化主要分布区在湖北、豫西南和湖南北部一带，最北扩展到了黄河南岸的郑洛地区。
石家河文化是承袭屈家岭文化发展和演变而来的。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到夏朝统治的前期。
石家河文化的主要遗址有湖北勋县的青龙泉遗址和大寺遗址，湖北房县的七里河遗址，湖北天门市的石家河遗址，湖北当阳的季家湖遗址，湖北松滋的桂花树遗址，湖北均县乱石滩和花果园遗址，湖北孝感的碧公台和涨水庙遗址，湖北枝江的关庙山遗址，湖北江陵县的蔡家台和张泉山遗址，湖北蕲春的易家山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址遍布湖北全境，延续时间较长，集中出现的时间在距今4400年。
二、石家河的统一城邦国家形态
查石家河古城的考古资料表明：石家河古城南北、东西各有一千多米、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高达120万平方米，是我国发现的同时代古城中面积最大的城。
石家河古城遗址群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由三房湾、谭家岭等数十处遗址构成。城的中心部分是谭家岭遗址，是居住区。
石家河聚落分布有着明显的层次等级，由中心聚落、一般聚落和聚落群体组成。
中心聚落是石家河古城，是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古城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来换算，城内约有3万～5万人口。按照10比1的供养关系，那么周边从事农业的人口就要达到30万～50万。
在石家河城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聚落群体。这个群体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是一个势力相当大的统一城邦国家。这个统一城邦国家不仅直接统治该聚落群体中的各个聚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半径约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包括对荆门马家垸（城）聚落、石首走马岭（城）聚落的控制。
石家河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有河流环绕，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很自然就形成了以原始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石家河还有酿酒、家畜饲养和野鱼捕捞作为农业的补充。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手工业获得了很快的发展。石家河的冶铜业已经出现。石家河自身的生产能力很强大，再加上广阔而富足的江汉平原做后盾，这个半径100公里的统一城邦国家，人口规模达到30万到50万是可能的。
石家河的祭祀和宗教礼仪已经十分完备了。前期的祭祀场所在邓家湾。后期的祭祀场所在印信台。印信台是当时最大的祭祀场所。
在石家河的祭祀场地上挖有多处祭祀坑，坑中埋着一种巨形陶祖。陶祖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这是石家河已经是父系氏族时代的最有力的证据。
石家河已经是阶级国家了，而且是多城组成的统一国家而不是城邦了。也就是说，石家河结束了两湖地区邦国林立的状态，石家河就是当时的“中国”。
石家河比三星堆更早，与良渚城市群同时。不过，三星堆文明和良渚文明，都可以看做是石家河文明的附属文明，这可以从石家河的玉器风格得到证明。包括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都是石家河文化的附属文化。传说中神农氏为天子，是天下共主，从石家河文化对全国的影响可以得到证明。
总之，石家河文化的创造族群是由古夷人和古夏人在江汉地区融合而成的华夏族群。主体族群，就是神农氏族群。石家河是华夏族群的统治中心，是此时期的“中国”。
石家，就是夏，所以石家河古城，就是夏城。
距今5000年前，古夏王国发生了帝君女娲与王君神农的分离，神农南移，以寰城叶家庙为都城，在这个期间神农从形式上统一了湖北湖南，湖南的西王母集团臣服于神农氏，但独立存在。
距今4900年神农携从西王母集团归顺而来的蚩尤氏北上，恢复对古夏王国北部疆域的统治。
距今4800年神农氏再一次南归入石家河。在距今4800年到距今4300年，是古夏王国帝君神农氏的都城。这个时期湖北湖南在实质上统一于石家河，湖南的西王母集团成为了石家河神农集团的附庸。
距今4300年后，石家河古城的留守者是夏后氏禹。
三、石家河承载力
1、农业
农业生产工具一般为磨制石器，器体较小而精致。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镰、石刀、石棒、石钻、研磨器等。居民们用石斧砍伐荆棘，用石锄开荒整地，用石镰收割谷穗，用石棒和研磨器反复碾磨谷物，以脱掉谷壳和磨碎谷粒。
粮食有了剩余的，用来酿酒、饲养家畜。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羊、鸡等。饲养家畜的增多，为居民们提供了更多的肉食来源。
捕鱼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捕鱼的工具主要有石镞、石矛、骨镞、骨鱼镖等。
2、制陶业
制陶普遍使用了轮制技术，有专门的制陶作坊，而且有些作坊专门生产一种产品。如陶塑人、红陶杯、小动物等。这种专业化的生产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生产的陶器越来越精致，留下了众多的陶塑作品。在原始艺术中，还没有哪种艺术作品能超越石家河的陶塑艺术价值。
3、煮盐业
西南部的三房湾遗址发现大量的红陶杯，达数十万件之多。红陶杯质地粗糙，明显不是日常使用的陶器。这种质地粗糙的红陶杯，也不可能是为了与别的地方进行交换而专业化大规模生产的，交换的商品肯定要做得很精细。这种粗糙的红陶杯也与当时流行的黑陶极不相配，不可能是用于宗教用途。我认为，这种粗糙的红陶杯，可能是用于煮盐的。在石家河，煮盐业应该是存在的。
4、制玉业和冶铜业
石家河发掘出了许多雕工细腻、造型别致的人面形、龙形环、凤形环和蝉形精美玉器，说明石家河的制玉业的存在。
石家河出土过孔雀石等品位较高的铜矿石，出土过残铜片，说明石家河的冶铜业也是存在的。
考古可以说明，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就有了冶铜手工业，到晚期更加发展。在石家河文化晚期，产生了专业化的制玉手工业，其制玉技术极为完善。制作过程主要有开料、制坯成形、雕琢纹饰、钻孔、抛光等工序。玉器的艺术风格，吸纳了山东龙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的因素，改造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并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制玉技术的提升，预示着新工具的出现，这个新工具，就是青铜工具了。
四、石家河的商业贸易
从古籍记载和传说来看，神农之时就已经设市交易。《易.系辞》云：“神农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说神农为了解决大家的交换需要，设立了集市，让大家相互交换，从而出现了中国早期社会的商品交易。在石家河考古中，远古交易的证据也是可以看到的。
石家河有大量工匠存在，这是石家河能够从事大规模商品生产的人力和技术基础。有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交换和贸易就会随之兴旺发达起来。
石家河不出产玉和铜，但却发掘出了许多雕工细腻、造型别致的人面形、龙形环、凤形环和蝉形精美玉器，还出土过孔雀石等品位较高的铜矿石，出土过残铜片，那么玉的原材料和冶铜业的原材料必须从其他地方来，大量的原材料的来源，靠朝贡只能解决一部分，主要部分只能靠贸易解决。
石家河生产出的陶器除自用外，还与外面的各个聚落进行交换。交换的范围，包括今湖北省的各地以及河南省的很多地方。石家河生产的一些精美的玉器还交换到了钟祥的六合、荆州市郊的枣林岗等地。
在石家河城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聚落群体。石家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半径约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包括对荆门马家垸（城）聚落、石首走马岭（城）聚落的控制。这是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基础。加上石家河对更远地区的影响，商业贸易的广度会更大。
商业贸易，在石家河城邦国家，是兴旺发达的，不仅有国内城与城之间的贸易，还有与他国的国际贸易。
五、 石家河陶器刻符可能是祭祀文，陶器上的符号是被祭祀的神灵的名字或位置的文字，用于祭祀时区别诸神
中国的文字，到商朝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已是成熟的文字了，中国文字产生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年以前。
在北方的大地湾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10多种刻划符号，有类似水波纹状的，有类似植物生长的，还有以直线和曲径相交的形纹等。在半坡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刻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30个，由于这些文字符号刻划在陶钵口沿上，如“Ⅰ”、“Ⅱ”、“ⅴ”、“↙”、“Ο”、“∏”、“△”、“〗”、“〥”等，有些符号与西方现在使用的数字符号惊人的一致，所以说西方文明来源自中国西部是有道理的。
大地湾的这些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朱彩符号，在年代上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发现的刻划符号1000年以上，又与仰韶文化时期种类逐渐增多的刻划符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些刻划符号与半坡的完全一致。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是很有道理的。
在贾湖文化遗址，单个的骨刻文字，就已经出现在甲骨上了。贾湖遗址共发现契刻符号十七例，分别刻在甲、骨、石、陶器上，其中龟甲上刻符9例，骨器上刻符5例，陶器上刻符3例，其特点均是契刻而成。
专家研究，刻符结构为“横”“点”“竖”“撇”“捺”“竖勾”“横折”等笔画，书写特点也是先横后竖，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里后外，与汉字基本结构相一致。有些契刻符号的形状与4000年后的商代甲骨文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形似眼目的“目”，光芒四射的太阳纹等。
大汶口的陶器上的图文，就已经是文字了。在龙山文化时期，骨刻文在制作上与殷商甲骨文类似，其文字布局和结构有规律可循，有些偏旁多次出现。兽甲骨上刻着行列整齐的图案符号，明显处于图画向象形文字的过渡阶段。殷商甲骨文就不说了。
在中国南方，彭头山陶器上，也发现了最早的文字“x”及其它刻符。
高庙遗址出土的距今7000—7500年的一些陶片上发现有“火”、“⊙”、“井”、“圭”、“▽”等符号，其中“⊙”与甲骨文的“日”字一模一样。这些符号比甘肃大地湾遗址的文字符号往前推了上千年。
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在陶器上都发现了刻符。
综合史前文字符号的信息，可以发现，中国史前文字符号实际上有两个系统，即符号系统和图画系统。符号系统是简单符号，图画系统是直描的图文。符号系统和图画系统之间在起始阶段有交叉，但主体分明。东部地区以图画文为主，如大汶口陶文。西部地区以符号文为主，如大地湾、半坡、两湖地区。当然，图画文系统中也有部分符号文，如贾湖骨刻。符号文系统中也有部分图画文。书写方式，在陶器上有用笔一类的工具画写，也有用刀一样的工具刻。在甲骨上，是刀一样的工具刻。写与刻，也是后来文字书写的两种方式。
图画文+部分符号文经过抽象化和简化后，发展成了现在的中国汉字。而符号文则演变成了后来的拼音字母文字，拼音字母文字在中国已经看不到了。所以说拼音字母文字系统发源于中国是有道理的，因为最早的符号文来自中国。
贾湖骨刻文到大汶口陶文再到龙山文化骨刻文，一脉相承。在龙山文化骨刻文之后，就是殷商甲骨文，由甲骨文到西周金文和以后的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脉络就是很清楚的了。所以在豫东鲁西，即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水流域，图画文到象形文字的发展是脉络承接的。
石家河刻符2
石家河文化的刻划符号最早发现于1987年，此后随着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的进行中，陆续有新的符号发现。这些符号的年代均为石家河文化早期。
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以象形符号为主。石家河象形符号文大多以简练的笔划勾勒出某一事物的外部形态，.一件陶器上只有一个符号，而且绝大多数为单体符号，少数几个为合体符号。基本笔划为弧线和直线，间或用少数未戳穿的圆形小戳孔。石家河陶器符号的笔画，少到二划，多到十余划，主要是用某种材料制成的锐器在大口尊、缸的坯体上刻划而成。刻符的沟槽较深，有些残片往往沿沟槽断裂，沟槽内的颜色与器表一致，笔道深粗均匀，线条自然流畅，呈现书写的状态。有些符号因刻划较深，坯体烧干后槽口张裂，其现存宽度往往大于刻时的宽度。高领罐等泥质灰陶小件陶器则是在陶器烧成后或是使用过程中刻划而成，笔道浅细，刻划处的颜色比器表要浅。石家河陶器上的刻符，显然是有明确的用意和意思所指的。
石家河刻符陶器3
再深入看，石家河有刻符的陶器的用途是什么呢？明显是祭祀用途。石家河有刻符文的陶器是用于祭祀的，是祭祀中的礼器。从一件陶器上只有一个刻符文字和有一些陶器上的文字是临时刻上去来看，可以肯定这些带文字的陶器是礼器的性质，这些陶器上的刻符也有特定意思的。所以这些刻符不是符号，而是文字，因为这些刻符有特定的形也有特定的义，也可能有固定的音，是音形义的统一体。
石家河刻符陶器4
那么这些文字的用途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些文字是用来区别被祭祀的神灵的，即这些单个的文字是被祭祀的神明的名字的记号。如此看来，这些文字无疑属于祭祀文。
如在肖家屋脊、邓家湾两个遗址上共发现符号约60余枚个体，其中肖家屋脊经过8次发掘，共出土符号约43个；邓家湾经过4次发掘，出土比较完整的符号约12个。石家河文化遗址群内已发掘的其它6处遗址却未见有符号。这种情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因就是肖家屋脊和邓家湾是石家河早期的祭祀场所，发现的陶器是祭祀中的礼器，所以有文字符号。其他的6处不是祭祀场所，发现的陶器可能是生活器，没有写上文字的必要，所以没有符号文字。
西北部的邓家湾发现许多塔形陶器，这些塔型陶器就是宗教用品。还有几处用大陶缸相套排列成弧形，其中有的陶缸上刻有刻划符号，估计与宗教活动有关。还包括猪、狗、牛、羊、鸡、猴、象、长尾鸟、龟、鱼等陶塑，还有成百件人抱鱼像，显然西北部的邓家湾是一处宗教活动中心。
遗址中的一个陶罐上面刻画着一个“头戴花翎帽，身着短裙，脚穿长筒靴，右手高举着大钺”的神奇人物，其服装与巫师的服装截然不同，从形态和服装看，这个陶罐上的神奇人物就是一位王者和统帅的形象，这也说明石家河时期的确存在最高的统治者——王者。从祭祀的角度看，就我的看法就是，这个陶罐是专门用来祭祀这个王者的礼器。
在城东的蓄树岭，有“许多按一定规律摆放的大型套接陶缸”，缸体上有三种刻画符号，分别体现农业、军事和祭祀活动主题，这三种刻符就是专门的祭祀文字。这与《左传》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十分契合。
石家河刻符陶器5
陶缸一个接一个首尾套相接在一起摆成弧形，这就是祭祀中的“缸垄”。在现在的湖北，埋葬亡人前就有“烧垄”的习俗。烧给亡灵的“垄”，是用竹笼或纸袋子装上烧纸、在竹笼或袋子写上亡者名字，把竹笼或袋子首尾相接摆成一条龙，然后烧掉，作为对亡者的祭奠。这个“烧垄”的习俗应该就来自石家河时期的“套缸”习俗。但是“套缸”的作用也应该更加原始，起到“桥”的作用，就是送亡灵上阴间的桥梁，也就是传说中的“奈何桥”。
石家河刻符陶器6
在文字方面，把石家河和龙山文化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上古东西文明的差异性。西部文字简略，东部文字发达。中国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到青、甘、陕、豫、晋南，是古夏人活动区，古夏人的文字主要用于祭祀，日常语言并不习惯于用文字记录，日常占卜多用“筹”，如蓍草、木棍、石子，后来西周的文王占卜也是用八卦和铜钱。而东部是古尸（夷）人活动区，在祭祀和占卜中都要用大量的文字和甲骨。在占卜中，东部使用文字甲骨进行烁烧，根据纹的走向判断凶吉。所以东部的文字使用量大，文字的创造量也大。西部文字的使用量小，文字的创造量也就小。
豫西、巴蜀以至于江汉，是古尸（夷）人和古夏人的交融区，在人种和文化上从属于古夏人。
中国西南，古老的文字如彝文、水书等，都是中国上古文字的活化石。我认为，彝文当是神农时代文字的活化石，水书当是夏代文字的活化石。现在中国东部发现的骨刻纹，前承贾湖甲骨文，后接殷墟甲骨文，当是黄帝时期的文字，不是所谓的东夷文字。
石家河刻符陶器7
古夏人文字少而且抽象简短符号化，最后演变成了字母文字。在古夏人的活动区，中亚、西亚到环地中海，抽象的符号文字最终演变成了字母文字。而在中国的豫东、鲁西南、江淮到环太湖流域，由图画文抽象化后形成了象形文字。
崛起于江汉地区的早期华夏族群，在文化上与古夏人相似，文字不发达，文字主要用于祭祀。神农和夏代文字的遗迹是彝族文字和水族文字，也就是说，我认为彝族文字是神农时期文字的活化石，水族文字是夏代文字的活化石，彝族和水族这两族的文字发展到今天，文字量也没有汉语大，文字形态也很原始，实际是上古汉语的遗迹。
“文明”二字的本意就是“以文别之”。“文”的本意是“纹”，“明”的本意是“区别”。远古的图案和符号都是“纹”，古人谓之“鸟兽虫迹”，用“纹”区别事物，划分人群，就是“文明”。我说过，文字是文明的发展成果，但没有文字并不意味就没有文明。古人用不同的图案纹身，目的是把人群区分开来，这个纹身也就是文明。
石家河刻符陶器8
石家河刻符陶器9
【黄饮冰2016年8月7日星期日于孝感。本文原标题：华夏江汉形成说之六：南方陶器文明的发展和神农的统一。2018年8月30日星期四修改，本文是其中的《三、石家河陶器刻符可能是祭祀文——被祭祀的神灵的名字的符号，陶器上的文字是祭祀时区别诸神的需要》修改后单独发表，此次并入本文。】
六、从“石家河”的发音看：“石家”即“夏”音的转化
夏的发音，可能经历了由sa——sha——xia的变化。夏的观念在进入江汉地区时，读音发生了变化，由sa音转化成了sha音，如现在的语言中，“大厦”中的“厦”就读做sha，可能就是对夏的发音转换的记录。
石家河的“石家”可能是由夏（sha）慢读转化而来的。所以我认为“石家”就是古江汉地区的夏（sha）音的分化，“石家”速读就是sha，慢读就是shijia。基于此，我认为石家河就是夏家河，即夏后氏居住之河。这种推理也与我的石家河晚期是夏后氏之都的推测是一致的。
当然，如果以大洪山为坐标的话，石家河处于大洪山的余脉的南面，根据“山南水北为阳”的古俗，石家河在大禹统治期间，可能叫做“阳城”。“夏河”的名称，带有纪念性质，也就是说，在大禹迁移到中原后，后续进入石家河的新居民，把石家河叫做“夏河”，是对夏后氏曾经在此居住过的纪念。所以对于石家河来讲，在大禹时期，可能叫做阳城；在三苗进入时，可能叫做夏河；再后来，就演变成了石家河了。
七、石家河的晚期可能是夏后氏之都城
在历史记载中，只有“帝授禹玄圭”，其他人所接受的“瑞”（《史记》语为“五瑞”）没有明确说是“圭”的。这透出来的信息就是在帝尧的时代，圭是大禹独有的，表明帝尧只授予大禹新建国家的权力，其他的封国可能是固有的。帝尧是继承颛顼、帝喾、帝挚而来的。在颛顼帝时期中国发生过大的动荡，到帝尧时期基本稳定，呈现“协和万邦”的祥和局面，所以帝尧时期封国基本没有变动。虞舜继承帝尧帝位时是没有封国的，《史记》说虞舜“之中国即天子位”，这也证实了的确只有大禹因为治水的功绩获得了建立封国的赏赐。同时也说明，对于帝尧族群来说，大禹可能是外来的加盟者，史书上也有大禹是西夷人的记载。四川和江汉是一个文化系列，大禹起自西川、迁移到石家河也并不奇怪。石家河后期已经不具备中心位置了，这个时期的大禹也不具备天子之权。
历史也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在大禹登帝位后，曾经召集天下的诸侯国君在涂山开会，当时执玉帛参会的诸侯国君达万人。这里的“玉帛”可能就是“玉璋”。
从这样分析，大禹的权力来源，与石家河有紧密的联系。帝尧用“圭”封大禹，是尊重石家河的历史和风俗习惯，这与中国的封建制度要参考被封人的血统、出身和出生地有关。
石家河可能在某个时期是大禹所在的族群——夏后氏的领地，亦或是夏后氏的都城。这个观点我还要进一步考察和研究。
八、石家河古城的消失
石家河尽管兴旺发达了一阵，然而在1000多年后，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石家河古城与三星堆古城一样的命运，突然被废弃，直到西周时期，才有人居住，才筑有小小的土城堡。石家河这座史前巨城，就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情况，在研究夏朝的时候，必须很郑重地对待。因为距今4000年以后，文明中心的确从江汉转移到了中原。所以夏朝的起源地在江汉，但夏朝的确是中原王朝。在距今4200年到4000年之间，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明、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明，都一致地出现逐渐消落的状态，而且在距今4000年不见踪影，原因在于这些文明北入中原了，这才是夏朝以及商朝形成的基础。
炎帝和黄帝是北方历史，伏羲女娲是中原历史，神农夏后氏是南方历史，这样的历史观，恐怕才是正确的。五帝是以黄帝为根，黄帝又是承接神农的，而夏朝又是承接尧舜的，南北集团在中原进行了多次的权力转换，也是符合逻辑的。
从文明的角度讲，夏朝是江汉文明的继续，商朝是良渚文明的继续，可能才是历史的真实。但文明有时和人种不完全一致，因为文明可以被其他的人种继承，如我就认为殷商是南下的玄鸟氏人，在黄河下游生活几百年后，与中国东部族群同化了，而中国东部的文化起点在良渚文化，在我的研究中，良渚人的主体来自两湖地区的谷农部（华尼尸人之胡尼尸的一部）。在整个文化和人种上，都与两湖地区建立了联系。
黄饮冰2016年8月10日星期三于孝感。华夏江汉形成说之八：两湖地区的远古城邦与华夏早期都城追踪。2018年8月30日星期四修改，把其中的《三、石家河是统一城邦国家的统治中心——距今4600年到4300年时期的华夏都城》和《六、石家河古城的消失》单独成为发表。本文《五、 石家河陶器刻符可能是祭祀文，陶器上的符号是被祭祀的神灵的名字或位置的文字，用于祭祀时区别诸神》以前单独发表。本文《七、石家河的晚期可能是夏后氏之都城》引用自黄饮冰著《石家河的玉文化和石家河的“中国”地位》一文之六；本文《六、从“石家河”的发音看：“石家”即“夏”音的转化》引用自黄饮冰著《 距今4300年，黄帝系的西少昊曾经流亡到石家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