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24年11月6日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秉持“美国优先”的原则，着重于推动美国经济的增长和制造业的复兴，奉行更极端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
特朗普的经济策略主要依赖于对外加征关税、对内减税、驱逐非法移民、放松监管、加强传统能源生产等。
“特朗普主义”已经对美国与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预计这种影响将会持续。对中国而言，特朗普再次当选预示着未来四年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不太可能缓和，中美关系可能增加更多竞争和对抗，进而加剧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
若特朗普落实政策主张，短期内美国经济或保持强劲增长，通胀回落概率进一步下降、股市有望高位运行、美元指数有望继续保持强劲，但通胀制约下降息空间有限，高利率会对经济增长和上市公司业绩施压。
其一，特朗普主张将现行的21%公司税率降至15%，同时取消消费税和社会保障付款税，并撤销电动汽车的税收优惠等政策。这些措施可能会提高财政赤字，并刺激国内需求，从而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其二，美国计划对全球商品征收10%至20%的关税，特别是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这可能会导致美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增加贸易成本，进而推高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其三，美国将终止边境开放政策，计划启动大规模移民驱逐行动、在边境部署军队和建更多边境墙，这可能会扩大农业、建筑和低端服务业等行业的劳动力短缺，从而推高工资以及加剧美国通胀压力。
特朗普政府下调企业所得税率的政策，加大财政刺激力度，有助于经济增长与企业盈利，从而有望推升股市。美国股市有望继续维持高位运行，特别是化石能源、加密货币、制造业、人工智能等板块可能受益。而扩大财政赤字和加关税等政策均指向高通胀，导致美债收益率有上升风险，长期利率有望继续在4%左右盘整，利空债券。
特朗普的政策倾向于刺激通胀，并可能在短期内促进美国经济快速增长，这可能减少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降息的预期，进而支撑美元汇率。然而，从长期来看，减税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一次性的，而且特朗普对美联储决策的后续干预可能会压低短期利率。这种低利率与高通胀的组合可能会减少美元的吸引力。此外，特朗普支持减少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并支持加密货币，这可能会推动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价格进一步上涨。
对中国出口形成拖累
特朗普主张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贸易保护主义和科技限制措施，对中国出口、资本流动以及科技发展等方面将会产生多维度的影响。
首先，在出口方面，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对中国的出口形成拖累。特朗普此前主张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60%（当前为19%）的关税，并对特定行业（新能源等）征收最高100%的额外关税，对从墨西哥进口的中国汽车征收200%关税，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目前，一些研究机构和专家对特朗普可能实施的对华加征高关税政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和估算。从估算结果来看，若这些高关税政策落地，将对中国的出口、经济增长以及中美贸易关系等方面产生重大负向冲击。出口方面，预计美国自华进口大幅减少，中国出口总额下滑。经济增长面临下降压力，幅度0.25%至2.5%，中美贸易可能降5个-10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估算结果未考虑转口贸易等情形，实际影响可能与估算有所差异。
回顾此前，2018年-2019年美先后公布四轮301关税清单，清单实施后，美自华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高达19.3%，是2017年加征关税前（3.1%）的6.2倍，中国商品在美市场份额由2017年的22%下滑至2023年的14%。特朗普提出的新一轮加征关税税率高达60%，远高于上轮上限25%，对中国出口的冲击可能明显扩大。此外，高关税政策落地，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预计下降34%左右。美国占中国出口的比重约为14%，也就意味着对中国整体的出口影响约为4.8%。
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因出口量关税提升而下降进而承受更大压力。一是出口走弱导致从业人员收入、企业利润和税收下滑，从而拖累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相关影响还可能外溢到非出口行业。二是贸易壁垒增加情况下，中国供应链向海外的转移可能加速，负面冲击国内就业。若美对中国企业在第三国设厂生产的出口产品也征收高额关税，可能引发更大面积的中国企业困难和失业增加。
特朗普的执政对中国资本流动的长期和短期趋势均有影响。其一，长期投资方面，特朗普倡导的保护主义政策可能触发全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迫使外资重新评估在华投资计划，对中国的外资引进造成负面冲击。此外，特朗普可能对中国在美“广泛资产”的所有权制定新的限制措施，阻止美公司在中国投资。
其二，短期投资方面，中国证券资本流入将减少。美国或将禁止美养老金投资中国资本市场，并要求未遵守美监管规定的中概股退市，还可能禁止其国内资金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投资中国A股市场，这些潜在限制措施会对中国证券市场资本流入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高科技发展将面临更大限制，陷入更为艰难的发展困境。特朗普极有可能持续推动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脱钩断链”，或者强化现有制裁措施并扩大制裁范围，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打压力度。预计美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半导体、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封锁，或将制裁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先进制造业、生物医疗技术等领域。
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压缩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利于A股市场的平稳运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曾引发A股快速下跌，上证指数全年下跌24.6%。特朗普经济政策将对大类资产带来一定影响，主要表现为“美元偏强、黄金中性、利率上行”等。因此，特朗普执政影响A股市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措施可能影响中国制造企业出口与盈利。贸易政策通过影响中国商品的出口规模及利润，进而影响相关的出口行业及产业链。第二，可能影响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和空间。国内货币政策空间或也会考量外部环境变化，美国利率保持在高位可能压缩中国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
细分行业而言，特朗普执政可能压制中国出口，中国或加大内需政策力度平衡外需减弱，利好消费、基建等内需板块。同时，特朗普可能延续强硬对华贸易政策，加剧中美贸易摩擦，给中国出口企业施压，也可能强化A股自主可控技术预期，刺激半导体、稀土永磁、军工、农业等贸易摩擦概念股的活跃。
特朗普执政可能对中国债券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其一，中国债市利率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一方面，逆全球化政策如限制高科技企业、加征关税，影响市场情绪和预期，阻碍中国经济基本面修复预期，使中长债利率下行。另一方面，倒逼中国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迫使中国债市利率下行。在特朗普经济政策和美联储降息背景下，央行可能实施更加宽松货币政策，以对冲外部冲击、稳定经济预期，促使债券利率回落。
其二，特朗普经济政策通过国际市场加大中国债市波动。一方面，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并波及中国。若其使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会加剧债市投资者恐慌情绪，造成债市剧烈波动。另一方面，提升中国部分行业风险敞口。如外贸企业可能面临更大市场与汇率风险，影响企业盈利和信用状况，对信用债定价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其三，短期需关注中国财政端发力对信用债“挤出”的影响。为对冲特朗普贸易政策的负面影响，短期内中国大概率将进一步刺激内需，持续大规模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将直接吸引大量市场资金，导致信用债市场资金供给相对减少，推高信用债融资成本。
短期来看，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能会使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特朗普正式执政前，由于不确定性较高，美元在避险情绪推动下可能会阶段性走强，给人民币汇率带来贬值压力。若特朗普执政后继续出台对华加征关税等限制性措施，也可能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阶段性贬值。
但从长期来看，人民币的汇率变动主要由中美两国的经济基础状况所决定，不太可能持续性地承受贬值的压力。一方面，从外部来讲，未来一段时间，美国货币政策总体上处于降息阶段。另一方面，从内部来讲，随着一揽子宏观政策逐步落地，中国经济将平稳复苏，出口产业具有韧性，且中国相关政策工具箱内调节人民币波动的工具较多，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的区间内基本稳定，人民币不会出现持续大幅贬值。
特朗普倾向于打击新能源，偏好化石能源，对石油市场的影响主要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通过增加国内的石油供应来实现能源价格的降低。这可能包括加快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步伐，以及放宽对联邦土地上油气开采的限制。二是通过减少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来降低能源价格。特朗普政府提及的重回“孤立主义”、控制对外援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有利于降低能源价格。三是对于石油需求存在不确定性影响。特朗普政府可能一方面削弱新能源政策力度，缓解绿色转型对美国化石能源需求的压力，且其通过实施减税政策提振美国经济增速；但另一方面，其对外施加的高关税政策可能对其他经济体的需求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黄金市场具有不确定性。第一，去全球化对美元的削弱、压低美国实际利率和关税政策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有利于提升黄金的相对价值。第二，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如果重新执政将结束俄乌冲突、巴以冲突，这一定程度上将降低黄金的避险价值。
对中国政策的六点建议
鉴于特朗普对华政策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应对之策：
第一，经济政策“以我为主”，实施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更为积极的科技产业政策。一是建议增发特别国债，加大对重点行业（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和重点群体（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的财政支持力度，稳定居民收入预期，恢复市场信心。二是货币政策锚定通胀目标继续加力。公布央行关注的通胀指标和目标，以可置信的政策操作引导市场长期通胀预期锚定在合理水平。例如，货币政策锚定2%的通货膨胀率，并且承诺不达此目标宽松政策会继续加码，将会真正起到提振市场预期的作用，从而有力推动经济恢复向好。三是加快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力度，集中力量攻关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尤其是强化基础研发，加大中央财政投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关键零部件自给率，减少对外依赖。
第二，通过扩大内需、推动出口多元化以及加快“出海”等举措来应对关税带来的挑战。一是积极扩大内需、发展国内市场、降低对外依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公共消费，以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激发消费潜力。二是加大力度拓展出口多元化发展空间。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尤其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中亚等地区的贸易联系，扩大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贸易朋友圈，开拓国际市场并扩大出口份额，进一步加速出口区域布局调整，提高出口的综合竞争力。三是加快国内制造业企业的“出海”步伐。积极鼓励和扶持国内企业“出海”，通过财税政策扶持、简化出海流程、加强企业境外保障等措施，积极支持出海企业做大做强。
第三，持续扩大开放程度，进一步优化国际营商环境。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营商环境制度体系，出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政策，大力拓展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持续优化开放合作环境，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为外资创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从而增加外商直接投资。
第四，大力推进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坚持依靠改革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加快完善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强动力。
第五，既要容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适度阶段性贬值，又要防止过度调整及避免持续贬值预期。特朗普重新上台后，随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上升，都将在增大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带来贬值压力。此时，应该容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适度贬值，这既有利于促进中国出口增长，也有利于为国内的货币政策放松打开空间。不过，为了防止在本币贬值、国内资产价格下跌与短期资本外流之间形成负反馈循环，中国央行应避免形成持续的贬值预期，并防止汇率超调的发生。
第六，提升外交沟通协调力，拓宽国际合作空间。一是加强与美国的外交沟通与协调，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二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三是继续加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作，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加强与欧洲、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维护全球贸易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