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写好诗?写诗三种境界,你在第几层?最后一重至关重要

文化   文化   2024-08-05 07:05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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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好诗,写诗三境界不可或缺

文/六不和尚


想要写好诗,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何要写诗。

 

名不正则言不顺。诗从诞生之日起,就有明确的功能。《尚书·尧典》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即诗歌具有表达内心思想感情的作用。


《毛诗序》中也有“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说法,即诗要表达人的志向、志趣和性情。故而,《文心雕龙》中记载:“诗者,持也,持人之性情”。

 

因此,想要写好诗,首先要有性情,有志趣,有思想,有感情。若没有,则必然写不出好诗。

 

孔子在论述为何要研读诗经时,曾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朱熹给“兴观群怨”是这样注解的:兴,指感发志意;观,指考见得失;群,指和而不流;怨,指怨而不怒。并且朱熹指出,对于人伦之道,诗无不备。

 

孔子此言明确指出诗的功能,并且指出诗对于人伦道德、个人修养均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此虽针对《诗经》而言,但后来数千年,中国诗人之诗作命意,也都在此范围之内。

 

因此,我们写诗,要先问问自己于“兴观群怨”是否有关联,若无,则诗可不必写。

 

再约而言之,写诗一定要注意其功能性,即为何事而写诗,写诗给谁看,要表达什么内容,都有明确的目标。若失去此目标,诗必然是妄作。

 

《瀛奎律髓》的作者方回在编纂唐宋律诗时,将律诗分为49门类。比如“登览、朝省、怀古、宦情、风怀、宴集”等等。方回此意甚明,即律诗之门类可以细分,但每一门类既有其各自的技巧,也有各自的法度。法度既明,诗就好写;技巧丰富,诗自动人。

但是,现在的写诗人却忽略了诗的目的性。既不明确为何写诗,自然多是拼凑和妄作了。君不见,多少人以诗为心情日记而写成流水账?多少人心中无诗意,每逢节日却偏要写诗凑数?多少人不去观察生活,而要对着一张图冥想编造?

 

简言之,写诗要有明确的对象。要么写给自己,要写出自己的志趣、思考和感慨;要么赠友,要写出真挚的友情;要么干谒,要表达出渴望提携的愿望;要么悼亡,要写出沉痛的思念。等等,诸如此类,没有明确对象,诗自然没有方向,没有方向,自然茫然乱写,笔下无魂了。

 

王和尚常说:诗可以看成一种“应用文”,去关键点在“应用”二字。诗甚至有社交和政治功能,如果忽略了诗的应用性和功能性,那么写诗是为了什么呢?此言值得所有写诗人思考。

 

因此,为何写不出好诗,王和尚以为应注意以下三点。

 

其一,对内,要独抒性灵。

 

清朝袁枚主张写诗要“独抒性灵,不拘俗套”。他说: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有性情而后诗真。即写诗要写出自己独特的思考和感悟,不扭捏,不伪饰,要能活泼泼从心底流出。因此,袁宏道曾说:“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此亦为王和尚所谓之“志趣”。

 

诗是人内心之真切感发,但并未感发即为诗。诗亦须锻炼和技巧,虽然袁枚主张“诗宜朴不宜巧”,但他同时说:“诗必须有大巧之朴”。而王和尚以为,写诗人心中要有志趣、志意和志向,即诗要能表达出诗人内心的情趣,酝酿胸中的诗意,和徘徊难抑的志向。

 

若无志趣,诗无神采;若无志意,诗无风韵;若无志向,诗则无实质。志向未必是要吞吐宇宙,摇荡乾坤之宏阔伟志,而是要有所寄托,有所阐发。如此,诗才质实,才能不浮飘,不干枯。

 

但如今,多数写诗人,心中既无志趣,笔下也无寄托,只是空洞洞叙述罢了,把诗当成流水账,当成随写随扔的“心情日记”,如此,诗怎能耐读?

 

所谓诗意,无非内心的志趣罢了。比如,苏轼之《东坡》诗“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其句并复杂内容,然却有诗意,为何,有诗趣尔。诗中自有独享孤独,洒脱安详之意,如此诗意,怎能不令人神往?

 

因此,写给自己的诗,要发掘自己的志趣,写出诗意的美感和醇厚,自然可成好诗。

 

其二、对外,要兴会神到

 

宋代严羽曾有言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而清人王士禛则阐之为“神韵”,他认为,写诗要追求“兴会神到”,要注重有感而发,追求含蓄、蕴藉的境界。然而“兴会”必然来自于广博深厚的生活阅历和刻苦认真的思考锤炼。故而钱钟书认为,写诗要注重气韵,气者,生气;韵者远出,即韵是弦外之音,味外之旨。

 

因此,诗在感发兴起之余,要有诗外之韵味,诗不仅要有内在文辞格律之实,也要有飘逸悠远的余响余韵。词为何引人入胜,关键即在于其含蓄隽永,让人品味不尽,言在此而意在彼,具有清远高妙的弦外音,意外意。

 

今人写诗则多不然。心中既无性灵,笔下也无远韵,寡淡如水,清澈见底,读之索然无味,如此写诗怎能有涵泳不尽之美?诗可以朴质,但不可寡淡;诗可以干脆利落,但不可拙硬平直;诗亦可以奋发呼号,但不可叫嚣粗疏。

 

如何才能做到含蓄蕴藉?王和尚以为,无非比兴而已。外物激荡于内心,即为兴,如李太白之“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即为思妇感兴之始;内意托比于外物,即为比;如李太白之“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即比为思妇内心之贞洁,非外物所能动。

 

写诗不可纵笔直抒,亦不可直白无隐,如此则无婉转含蓄之美。所谓“神到”,即诗之韵外之致。而要“神到”,诗中要有气,即生气、气脉、浩气乃至神气了。

 

比如姜白石之《湖上寓居杂咏》有诗曰“布衣何用揖王公,归向芦根濯软红。自觉此心无一事,小鱼跳出绿萍中。”此诗气韵俱佳,为何?其气在于兀傲绝俗之恬淡之气,而其韵则落在“小鱼跳出绿萍中”,言有尽而意无穷,让人悠然神往,也让人琢磨不定。

 

其三、对诗,要雅正高格


孔子所谓“观、群、怨”,主要指诗之政治功能,要修己正己,和而不流;要观察社会,考见得失;以达到讽谏怨刺,表达思想的境界。


而清人沈德潜则阐之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可见,诗之一道,至重至伟,有助文教。此即沈归愚之格调说。

 

诗人也需要开眼看世界,仅仅独抒性灵,追求气韵生动是不够的,而要能阐发理想,表达思想,此亦可称为诗之格调境界。


王静安亦认为“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然则何为境界格调?王和尚认为,一言以蔽之,思想。唐诗之所以以“气象”为盛,此无他,格调高致,境界雄浑是也,亦可为其思想之开阔、昂扬、自信,则其诗自然雄浑高远了。


故明人王世贞认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

 

今人之诗则不然,其作既无思想,更无境界,自然难称格调了。诗人须根治现实,又必须高出世俗,如此才能脱去凡庸,高华矜贵。思想源自何处,须博学明辨;境界来自何处,须超出尘俗,俯视万物,如此则纤毫毕现,胸中洒洒,其诗自然有超逸之致了。

 

若以沈归愚之“诗教”论之,此意更明。教者,教化是也,即所谓之“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诗有助于教化人心,明伦道德。如此,诗焉可不有思想境界,焉可不雅正高华?

 

因此,诗内可以明心见性,外可以有助家邦。但这一切必须以诗自身为基础,故而诗最后要落之于“思想和境界”。

 

诗道如此,可不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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