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开辟新航路”,是指15世纪末期开始的欧洲人进行的一系列探险性航海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们开辟了从欧洲通往非洲、亚洲、美洲以及进行环球航行的航线。他们的这一系列活动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地理大发现”或“发现新大陆”,意即强调欧洲人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以往不为人知的美洲大陆。其实,最早发现美洲的并非欧洲人。

     根据考古学、人类学和地质学提供的材料,早在四五万年前,就有属于蒙古人种的族群沿着白令地峡的陆桥陆陆续续从亚洲进人美洲,由北向南逐渐扩散到整个美洲大陆并且定居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有属于大洋洲人种的族群航海到达南美并与他们融合,因此后来美洲各地的居民在肤色、头型、语言和文化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这些美洲大陆最早的居民被称为“印第安人”(Indian)。这个称谓其实出自误会,因为欧洲人15世纪末期到达美洲时,误以为所到之处是印度(India),因此便称呼当地居民为“印度人”( Indi- an)。以后以讹传讹,至今在西班牙语和英语里二者仍是一个词。而且,即使是欧洲人到达美洲的时间,也并非晚至15世纪末期。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很早就开始向西航行,最迟在10世纪已经到过美洲。那么为什么15世纪末期的这一系列探险航海事件受到如此重视并被赋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呢?原因就在于,这些事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并且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15世纪末期欧洲人热衷于航海探险和开辟新航路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欧洲内部的迫切需求。这些需求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和不断加强,但是在“旧大陆”的格局之内无法得到满足,只能通过向外扩张加以解决。

      中世纪晚期欧洲人口不断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也日益扩大。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一时难以实现,只能通过扩大耕地面积的办法来提高粮食产量。但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受自然条件限制，到一定时候就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途径就是空间扩张。中世纪后期西欧的一系列扩张运动,例如十字军东征、德意志向东部移民等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开辟海上新航路是欧洲扩张运动的一个新阶段。

       “欧洲人迫切需求的不仅是土地,还有贵金属和来自东方的贵重商品。随着王权的提高和国家机器的强化,维持官廷,军队和官僚机构的费用大增,欧洲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亟需增加政府收入。于是重商主义在欧洲盛行。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封建经济走向衰落,贵族地主的收入日趋减少，他们亟需为自己开辟新的财源。

       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商人们对商业利润的追逐更是不择手段,他们急迫地要求扩大商业活动的范围,要求打破意大利商人和阿拉伯商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直接到产地去寻找欧洲人需要的商品。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为商业活动所必须的货币越来越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当时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充当货币的主要是黄金白银,而欧洲本身对这些贵金属的供给能力十分有限。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为满足王室、贵族以及日益富裕的商人们对来自东方的丝绸、茶叶、香料、珠宝、染料等等贵重商品越来越大的需要量，欧洲与东方的贸易不断扩大,这也造成金银大量外流，贵金属的匮乏更加严重。

      15世纪“寻金热”弥漫欧洲,各国君主、贵族地主、高级僧侣和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都渴望到东方取金银财富。《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富庶、繁华景象的描述进一步引起欧洲人对东方的热切向往。15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并控制了亚、非、欧三大洲间的交通要路,使欧洲同东方的贸易受阻,于是开辟大西洋新航路成为欧洲人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开辟新航路的技术条件也已具备。由于造船技术提高,欧洲人已能建造适于远洋航行的大型的多桅快速帆船。

      中国人发明的罗盘针经阿拉伯人传人欧洲,并普遍应用于航海，为欧洲人深入以往未知的海域提供了条件。地理知识的增进，使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相信地圆说是正确的,相信一直向西航行最后仍能回到欧洲。王权和商业资本的支持,为远洋航行提供了政治的和经济的保证。

      就是在上述背景条件下,欧洲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海上探险远航,并且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1487-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沿西非海岸向南航行,到达好望角。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1498年到达印度。1492年,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资助下率船队横渡大西洋,到达巴哈马群岛、古巴和海地,后又三次西行,到达南美大陆海岸。他被欧洲人推崇为美洲的“发现者”,美洲也被欧洲人称为“新大陆”。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受西班牙国王派遣，进行环球航行,首先横渡大西洋,再沿巴西海岸南下,绕美洲南端海峡进入太平洋,抵菲律宾时麦哲伦因与当地人冲突而死,其同伴经印度洋、好望角,于1522年回到西班牙。

      开辟新航路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国家的居民,以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为代表,纷纷到亚洲、非洲和美洲进行殖民掠夺。他们在那里或是强行霸占土地,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进行开发和经营;或是疯狂地开采贵金属,掠夺当地的各种资源;或是强迫土著居民进行不平等贸易;或是贩卖人口谋取暴利。通过这些野蛮的手段，他们获取了巨额财富。比如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开采金矿、银矿,攫取了数量惊人的贵金属;英国经营远东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仅贩运香料一项,利润率就达到30倍左右。这些财富运回欧洲以后,大部分作为资本被投人工商业特别是工业生产中,从而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同亚洲、非洲、美洲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商业联系。欧洲人前所未见的世界各地的商品,如烟草、蔗糖、棉布、咖啡、可可等在西欧市场大量上市;欧洲人食用肉类必不可少的香料,其进口量骤增30倍。与此同时,欧洲商品的海外市场也大为扩展。空前广大和活跃的市场对于成长中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刺激。 

      新航路的开辟引起欧洲的“价格革命”,大量贵金属的流入造成欧洲的金银储量成倍增长,引起金银贬值,物价上涨。西班牙的物价平均上涨4.5倍,英、法、德为.2-2.5倍。物价上涨使城乡的雇佣劳动者受到进一步剥夺,因为工资的增长幅度低于物价上涨。收取定额货币地租的封建主,因为定额期限相对固定,无法随物价上涨而调整,所以也蒙受巨大损失。而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从剥削廉价劳动力和高价出售商品中牟取暴利。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牧场的新贵族也从粮食价格上涨中获得了好处。这样,“价格革命”就使“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段则相应地上升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6页)。“价格革命”促使封建阶级进一步没落,而资产阶级迅速兴起,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新航路的开辟使得商路和贸易中心转移,致使欧洲各国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新航路开辟以后,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成为水上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传统的水上商路-地中海失去了垄断的地位。与此相应,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商业城市也逐渐衰落,而大西洋沿岸的城市,如里斯本、塞维尔、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等作为新的商业中心相继出现。英法等国的经济地位逐渐超过了意大利。

      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来说,新航路的开辟意味着灾难降临。自从冰河期结束、海水上涨淹没了白令地峡的陆桥,美洲就与其他大陆基本隔绝。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居住在美洲各地的印第安人之间也少有交往。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指出,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是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那些与世隔绝、缺乏外部刺激的民族,多半停滞不前”。而美洲印第安人就处在这种缺乏与外部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状态,因此造成他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展滞后,而且性格质朴，思想简单,不具备对各种传染病的免疫力。

      当欧洲人来到时,他们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武力使印第安人完全失去了自卫的能力,而他们的种种机诈欺骗、巧取豪夺和暴力压迫使印第安人的权益很快丧失殆尽,他们的野蛮杀戮和他们带来的传染病使印第安人的人口急剧减少。欧洲人殖民和“开发”美洲的历史,也是一部印第安人血泪斑斑的苦难史。

      近年以来,随着“全球史观”的出现;人们越来越重视开辟新航路对于世界整体化进程的影响。新航路的开辟使得海洋这个大陆之间的天然屏障被逾越,世界各地各个民族各种文明之间彼此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人们的世界地理知识愈加丰富,对各个太陆和海洋增加了了解;横跨太洋的贸易往来使世界市场初露端倪;互通有无的商品流通和日益频繁的人员交往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导致了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这一切使得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空前密切,推动了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历史逐渐融合成为统一的人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