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分析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
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归根结底，总是时代的产儿，总是和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联系着的。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评价历史人物，不是苛求于古人，就是把古人现代化。因此，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出现，评价其历史地位，首先就要具体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例如，评价秦始皇，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看到的似乎仅仅是“好大喜功”、“暴虐无道”。可是，只要我们面对历史事实，具体分析时代的要求，就会看到，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代替分封制、政治经济统一代替诸侯战乱纷争的历史要求，为秦始皇提供了施展雄才大略的历史舞台，为他一系列“好大喜功”的作为提供了历史根据，历史肯定了他顺应历史发展所迈出的步伐。同时，也正是对当时历史条件的分析，使我们有可能揭示秦始皇在顺应历史发展的活动中，为什么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手段，其中秦始皇的个人特点占了怎样的成分。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切合历史实际地评价秦始皇的历史地位。评价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是这样，评价农民起义领袖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说，不要“拔高”或“贬低”农民起义领袖。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关键也在于对农民起义领袖所处的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这样说，不是反对对农民阶级的阶级特点作理论分析。理论分析是重要的，例如“平均主义”、“皇权主义”等问题都值得从理论上探讨。但是，要具体评价农民起义领袖，还必须使理论分析和历史实际统一起来，否则，理论不过是僵死的教条。例如评价陈胜、吴广，要科学估计他们的历史贡献，就必须对秦朝末年的社会危机以及由这种社会危机所决定的当时的历史任务进行具体分析，看一看历史要求什么，陈胜、吴广做了什么，从而对他们的历史作用进行评价。至于陈胜、吴广的历史局限性、阶级局限性，也只有从当时的时代水平，才能给予正确说明。陈胜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这句话要作出中肯的评价，就必须联系当时农民阶级的实际水平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实际状况。只讲这是对反动的“天命派”和“血统论”的有力批判，表达了革命农民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蔑视和夺取政权的胜利信心，不讲其历史的局限，认识的局限，显然不够适当。反过来，只是强调这句话也表达了信天命的思想、皇权主义的思想，完全抹杀它的阶级实质和革命内容，显然也不够正确。所以，要想既不拔高又不贬低陈胜的历史地位，科学说明陈胜提出的这一口号的价值，还是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忠实反映历史所赋予陈胜的实际的思想水平。这就如同列宁指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忘记这些道理。
具体评价历史人物的功与过
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曾为历史的进步立过功劳，但是，也曾经不可避免地犯过错误。功劳有大小，错误也有大小，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因此，评价历史人物的功与过，是评价历史人物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历史人物的功与过，主要是就对历史发展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而言的。但是，这只是一条根本原则，一旦接触历史实际，我们就会看到，众多的历史人物是从不同方面、以不同形式作用于历史发展的，衡量他们起什么作用，有什么功过，还必须具体分析。
考察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功与过，就是一件比较复杂的工作。剥削阶级中的杰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顺应历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但是，由于他们阶级地位所决定，又都有压迫奴役本民族或异民族劳动人民的一面。只讲一面，功过不分，失之片面。如果一言以蔽之，天下乌鸦一般黑，那更武断。正确的方法是，分析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找出社会发展的趋向，分析历史人物的言行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客观作用，并以此去判断他究竟是功绩占主流，还是过失占主流。功大于过，基本肯定；过大于功，基本否定。例如近代史上的林则徐，目睹外国侵略者的贪婪野心，力主严禁鸦片，以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时，在虎门海滩，销毁外商鸦片二万余箱，大大鼓舞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热情。就任两广总督后，在沿海一带严加戒备，抗敌决心未尝一日动摇，其爱国精神受到中国人民的赞扬和尊敬。林则徐又是近代史上破除闭关守旧思想，“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所著《四洲志》，影响深远。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当太平天国起义行将爆发时，他力主镇压，并亲自在云贵镇压过回汉人民的反抗斗争，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有一段时间，我们把这一页历史看作是林则徐的全部历史，将他基本否定。这对不对呢？显然不对。在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林则徐一生的活动，就功绩的卓著，影响的广大而言，是在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方面；镇压农民起义的过失，就其作用和影响而言，实际远低于前者。所以，我们把林则徐作为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予以基本肯定。许多帝王将相，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熙光绪等人，其历史功过都要具体分析、具体评价。
一个人的历史功过，不仅可以从不同方面表现出来，而且可以从不同时期表现出来。在评价农民起义领袖时，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农民起义领袖在作为遭受苦难的农民群众中一员发动起义时，在驰骋疆场与封建官吏豪绅厮杀时，表现出作为革命领袖的英雄气概，顺应历史的需要，立下大功。可是，一旦“功成名到”，错误接踵而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无一人例外。陈胜称王后，杀掉了昔日的佣耕伙伴；黄巢入长安，金装肩舆，形同封建帝王；李自成占西安后，也要搞个“衣锦归故乡”；入居天京的洪秀全，更连草莽结盟的兄弟，也“罕识其面”了。伟大与渺小，进步与倒退……混合于一人身上，其历史功过如何评说？只讲功劳，一味颂扬，把农民领袖描绘得比无产阶级领袖还高明、还伟大，行不行？只讲过失，有意贬低，甚至连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也一笔抹杀，这又行不行？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根据历史为农民起义规定的冲击封建旧王朝、调整封建生产关系中最反动部分等主要任务，去衡量农民起义领袖的功过。有利于完成历史任务的，是功；阻碍完成历史任务的，是过。前期有功要讲够，后期有过要讲清，不溢美，不苛求，不以偏盖全，如实反映农民起义领袖在历史上的全貌。
在具体分析历史人物功过时，还有一个如何评价某些前后期作用截然相反的工人运动中的历史人物的问题。这些在工人运动中曾经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历史人物，往往由于不能顺应历史急剧变化的要求，到后来犯了严重的带根本性的错误，因而遭到严峻的批判。但后期的被基本否定，照理不等于他一生被全盘否定，不等于一笔抹杀。可是，在我们的历史人物评价中，确曾出现过这种简单化的倾向。例如评价陈独秀。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都曾立过功劳；后来，他犯了严重错误，受到了党纪处分。以往评价陈独秀，只能讲他后期的错误，抹杀或回避前期的功劳，结果连当时的史实也讲不清楚。这不是一种科学方法。前后期的功过不同，应该分别评价，只写过，不符合历史人物的实际，是不科学的。众所周知，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因而为大家所信服。普列汉诺夫前期有功，但后期堕落为孟什维克，背叛了无产阶级。列宁尊重这个事实，批判他的背叛，毫不含糊；但讲到他的功绩，尤其是他在理论上的贡献，也相当充分。没有人能指责列宁“为叛徒树碑立传”，因为，非如此不能正确说明普列汉诺夫的历史，也不能正确说明俄国革命的历史。当然，陈独秀不同于普列汉诺夫，但列宁运用唯物史观评价这类人物的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
历史人物的功与过，情况相当复杂。功几分，过几分，都要具体分析。一个人，虽然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点一滴，但他也和历史长河一样，是一个过程。所谓功过，即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并在这个过程中对整个历史运动发挥作用，所以，历史地具体地反映历史人物的发展变化过程，在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时是绝对必要的。
注意处理几种关系
全面的观点就是辩证的观点，就是要求从矛盾诸方面的联系中把握事物。评价历史人物，也有一些经常遇到的对立统一关系值得注意：
第一、关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人是怀有一定动机投入历史活动的，评价历史人物必然涉及正确分析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关系的问题。十分明显，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活动时，不能只考虑历史人物的动机，也不能只看活动的效果而丝毫不顾及动机。通常总是说，我们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辩证统一论者。可是，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如何把握这种辩证统一呢？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看到的，似乎都是动机与效果相矛盾的现象。“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或者说，“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样看来，这些动机的作用岂不是等于零，或者至少是和效果统一不起来吗？不是。我们在观察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时，首先不应忘记，个人动机总是从属于阶级的、民族的这一更为广大、更为深刻的动机的。个人的宣言，即使是真诚的宣言，也并不一定是个人的真正动机，真正的动机植根于阶级的、民族的利益之中。而客观效果，实际就是一个阶级、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作用的体现。这样看，并不排斥个人的动机及其效果在历史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这样看，才能正确说明历史人物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关系而不是另外一种关系，为什么有一些动机付诸实现了，并发生了积极效果，而另一些动机却不能实现，或者发生了消极效果。我们坚持唯物史观，不能以个人的主观动机去解释历史，相反，倒要从历史去解释这种主观动机；我们不能从历史人物的预期效果去评价客观效果，相反，倒要从客观效果去评价预期效果。例如，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他怀着追求黄金的热望，横渡大西洋，“发现”了新大陆。新大陆的“发现”，就其客观效果来说，远远超出了哥伦布的主观动机，因为这一历史活动促进了原始积累的进行，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哥伦布根本未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那么，在这里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就不能统一了吗？当然不是。略加研究当时的历史即可看出，追求黄金，探索新航路，是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的动机，它反映了资本主义谋求自身发展的要求，也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点。哥伦布正是在这个阶级驱使下，那样思索、那样活动的，所以才会有那样的客观效果。这一动机不是个人的凭空瞎想、效果亦非偶然，它体现着时代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哥伦布的历史地位才应得到适当的肯定。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是复杂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身上所表现的动机与效果的联系形式，更是多式多样的。将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辩证统一起来，有助于说明在各种动机推动下所创造的丰富生动的历史内容。
第二、关于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杰出历史人物的活动，一般都会发生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从局部观察和从全局观察，意义并不一定相同，这里也有一个正确分析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一般地说，由于历史是在互相联系中发展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运动过程，因而评价历史人物活动的作用，全局重于局部，长远利益重于眼前利益。例如，秦汉时代，一些封建帝王都曾经经略边疆，这一活动，在当时不仅使汉族人民付出极大代价，尤其是使当地的少数民族蒙受重大牺牲，从局部看，从眼前利益看，似乎是完全不足取的。可是，从中华民族的全局去看，从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这一长远利益去看，这一活动又应该给予适当的肯定，承认它对祖国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当然，重视从全局、从长远利益看问题，并不等于抹杀局部作用，也不是说眼前利益可以置之不顾。如果这样，那就是把历史人物活动的内容和作用简单化，就是用“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观点，或者用孩童的“好人坏人”概念，代替辩证法。如果运用这种方法去评价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活动，就会滑到为这类人物活动辩护的客观主义立场上去。局部不能代替全局，眼前利益不能代替长远利益。但是，局部毕竟和全局联系着，眼前利益毕竟和长远利益联系着，讲不清局部，就讲不清全局，讲不清眼前利益，就讲不清长远利益。例如，评价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活动，如果不承认他们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只强调他们带给亚、非、美人民的灾难，显然是不科学的，不符合历史运动规律，是一种只看局部不看全局的偏向。可是，如果只讲他们的活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完全不谈他们带给亚、非、美人民的灾难，不是同样不科学吗？这种只讲全局不顾局部的偏向，不仅掩盖了殖民主义者用“血与火”在局部写下的历史实际，而且也因此讲不清整个资本主义全局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以怎样的形式发展变化的，到头来，还是讲不清早期殖民主义者的历史作用。正确分析历史人物活动的局部意义和全局意义，把局部作用和全局作用有机统一起来，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就能得到比较准确的反映。
第三、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多么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可能认识客观规律，顺应客观规律，但决不能改变客观规律。当然，唯物史观又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注意评价历史人物主观能动性发挥程度的差别。列宁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没有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也就谈不上历史的客观规律。客观规律制约着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又存在于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之中。历史并不是客观规律的抽象发展，而是到处表现人们主观能动性的有血有肉的过程。所以，承认客观规律是对的，把客观规律绝对化、偶像化，乃至把人的主观能动性降低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是不对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观点，而是宿命论。正如列宁批评过的，这不过是把历史人物看成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室里牵出来的傀儡。”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在评论俾斯麦所谓“吾人不能创造历史，而应该等候它们自行造成”这一观点时，讲过一段很有道理的话，他说：“没有一个伟大人物能够强迫社会去接受已经不适合于这种生产力状况的关系，或者接受还不适合于这种状况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不能创造历史，所以他在这种场合移动自己的表针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他既不能把时间加速，也不能使时间倒退。……然而我如果知道社会关系因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化而朝着什么方向变更，我也就会知道社会心理将朝着什么方向变更，因此我就有可能影响这个心理了。影响社会心理，也就是影响历史事变。可见，在相当意义上说，我毕竟能够创造历史，因此我也就不必等候历史去‘自行造成’。”普列汉诺夫正确地说明了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时，应该揭示历史人物在时代的舞台上，是怎样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曾对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第四、具体分析，区别对待。通常谈历史人物评价，多指对政治活动家的评价。但是，我们应该评价的历史人物的范围，绝不仅仅限于政治活动家。在人类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不论出自哪个领域，都有一个评价问题。只是由于活动领域不同，评价标准不能一刀切，需要注意区别对待。
例如评价思想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等历史人物，就不能像评论政治家那样，主要考察政治活动。因为对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来说，政治活动在其一生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像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孔子，是当时显赫的学者，弟子遍天下，但他的政治活动却不成功，影响也不大；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袭官太史令，虽出入朝廷，但政治上除了遭遇不幸，未见什么功绩；至于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乃至曹雪芹等众多的文学艺术家，虽其中个别人有“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回忆，但大都终生不得志，仕途无进取，心血全部倾注于形象思维之中。因此，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就主要应该考查他们的思想成就、文学艺术成就。否则就不能得出公平评价。例如有人在评价苏东坡时，以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为理由，列入“儒家”、“保守派”，而极尽鞭挞。其实，苏东坡在历史上的声名在于诗词，影响广大久远亦在于诗词，抓住他的政治活动做文章，否定他作为杰出诗人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不公道的，虚无主义的。另外，评价这类历史人物，还要注意他们的阶级立场、世界观与其思想成就、艺术成绩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例如，黑格尔哲学成就极高，但政治上保守温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艺术成就伟大，但也并非站在先进的无产阶级立场上。这种例子并不罕见。我们在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时，既要科学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又要注意不因其阶级局限而低估他们为人类历史增添精神财富的巨大贡献。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对于自然科学家的历史评价问题。自然科学家不仅应在自然科学史上享有地位，而且应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享有地位。过去，我们较多评述他们在自然科学史上的贡献，可是，这种贡献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历史作用，却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直接相联系，自然科学成果的运用，带来生产力的飞跃和发展，并相应迟早地带来整个社会关系的变化，其意义不可低估。当然，自然科学上的突破，基础在于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生产经验的积累，但也与科学家的辛勤探索分不开，应该给予充分肯定。而且，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对于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对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就曾令人信服地解释过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关系，高度评价了三大发现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创立的推动作用。恩格斯的科学论述，实际为我们评价自然科学家的历史贡献提供了一种方法——唯物史观的方法，对于我们克服将自然科学家的贡献作为某种历史附带因素一提而过是大有帮助的。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阶级出身、政治倾向，显然更是只应作为评价其历史地位的一方面的参考。
评价历史人物，是史家的一项庄严的职责。许多为历史的进步作出卓越贡献而惨遭诬陷的志士仁人，常常感慨地发问：“青史凭谁定是非？”今天，当史笔握在我们手中的时候，一字一句，可要对历史负责、对历史人物负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