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即个体或群体对潜在威胁的主观感知与判断，深刻影响着人们对风险管理措施的接受度和响应度。然而，由于心理、社会文化、教育背景、个人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即使面对同一风险，不同人对风险的感知也会截然不同。作为安保风险管理（Security Risk Management）领域的专家，理解“风险感知”这一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代安保管理是风险管理的分支，是以风险为导向、以情报为基础，而通过理解公司管理层和员工们是如何感知风险的，可以帮助我们制定更有效的风险沟通策略，从而提高沟通风险的效率和效果。
是什么塑造了人们对风险的感知？
首先，我们应该理解大众对风险的感知是如何形成的。风险感知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其中涉及了心理和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因素，这里仅作浅谈。根据心理学家Slovic（1987）的研究，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不仅取决于风险的统计概率，还受到风险的可控性、了解程度、恐惧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此外，社会文化背景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不同社会文化中对事物的偏见，也导致了对风险感知的显著不同。举例来说，在高度重视集体和权威的文化中，人们可能更倾向于信任政府的风险管理决策，而在强调个体主义的文化中，则可能对官方信息持怀疑态度。Kasperson等人（1988）提出的 “风险社会放大框架”也揭示了风险事件与公众的心理、社会组织和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动，能够加剧或减弱人们对这些事件的风险感知。
此外，媒体如何报道风险事件，不仅能够改变公众对该风险的关注程度，还可能影响到公众的行为反应。例如在报道航空事故时，媒体可能会过度强调事故的影响，或者使用可以引发人们强烈情绪反应的、夸张的新闻标题，最终引发公众的恐慌。比如最近类似于《载229人航班空中急坠6000英尺，死伤惨重！机舱内惊悚画面曝光......》、《超恐怖！1死70伤，新加坡航空229人客机狂坠6000英尺，1/4是澳人，机舱到处是血，天花板被顶破》这种标题，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没有专业知识的大众如果看到此类标题，被引起的恐惧情绪可能会影响他们倾向于避免乘坐航空器出行。
有什么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公众对风险的感知？
理解人们如何感知风险的方法有很多种，这里仅以其中最常见的方法，即Slovic（1987）的心理测量范式（Psychometric Paradigm）来举例。由于是学术研究，本文还是仅作浅谈。心理测量范式利用心理测量和多变量技术来衡量和解释外行人（公众）对风险的感知，由心理测量范式得出的“认知地图”包括两个因素：对风险的恐惧程度以对风险的未知程度，分别代表了X轴（Dread）和Y轴（Unknown）构成了四象限的地图（见图1），反映了外行人如何感知风险。 X轴从左到右越来越高，Y轴从下到上越来越高，由此反映了风险事件在大众心中的严重程度。具体来说，大众会感知处于第一象限的风险为严重的风险，而第三象限的风险为较轻的风险。例如，公众可能将核反应堆事故认知为恐惧且未知的风险，从而高估核事故发生的概率。又比如，虽然客观数据表明现代民航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但仍有大众因航空事故惨烈的后果和未知的特性，而倾向于避免乘坐飞机出行。
你在企业内的受众是如何感知风险的？
在企业环境中，管理层与员工的支持是任何项目成功实施的必要条件，也是影响安保风险管理效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安保风险管理专家在实施风险管理时，将遇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巨大阻力。然而作为非专业人士，管理层与员工通常缺乏风险管理的基本知识，且大多都依赖于个人经验。比如，尽管专家证实了某些风险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但人们往往对此类风险反应过度。
最典型的例子是恐怖主义袭击风险（轻武器/各类炸弹袭击/复杂攻击等）。以此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专家与大众之间的风险感知差异。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恐怖袭击是一种高影响、却极低可能性的风险，但由于其生动且可惧的形象和媒体的广泛传播，公众往往将其视为高风险。套用心理测量范式，这揭示了人们如何根据风险的特性形成自己的风险感知，也解释了为何公众对恐怖主义风险的反应远超于统计数据所示的实际威胁程度。例如，基地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发动了恐怖袭击，这一事件产生了大量生动且富有情感的影像资料，最终在公众中引发了广泛的恐惧情绪，后续导致大众更倾向于高估恐怖袭击发生的可能性。
安保风险管理专家依据客观数据、各类可行性情报来评估威胁对资产的影响及其可能性，结合薄弱性来计算风险值，并以此为基础制定风险缓解策略。然而对于企业管理层及员工而言，如前文所提及，恐怖袭击可能被视为一种恐惧且未知的风险，进而导致他们认为这一风险比专业人士所评估的结果要高得多，进而影响到风险缓解策略的制定与接受度。Loo和Brooks（2009）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非专业人士与专业人士的风险感知存在显著的差异，非专业人士往往对恐怖袭击的风险评估得更为严重。所以这意味着，人并不总是理性的，而负面情绪在外行人的风险感知中可能发挥着关键作用，从而影响风险评估的过程、风险缓解策略，以及最终方案的实施。
理解受众是如何感知风险的后，我们应该怎样提升风险沟通的有效性？
在风险管理的实践中，专家与利益相关方之间需要双向的沟通渠道，来传达不断变化的风险图景。为了提升风险沟通的效果，安保风险管理专家需要采用适合非专业受众的沟通方法。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注意语言风格：使用对受众而言简单明了的语言，避免使用过多的专业术语；
使用视觉影像：使用生动形象的视觉影像资料，来辅助说明风险的实际影响；
使用频率格式：在呈现风险数据时，应使用比抽象概率更易理解的频率格式。比如，不要说“1%的几率”，而应该说“这种问题在每100次中会发生一次”；
考虑受众的情绪反应：由于受众的情绪变化会显著影响他们对风险的感知，因此应谨慎考虑如何借由受众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来进一步增强对风险的沟通效果；
增强培训的拟真感：尽可能使用拟真的模拟情境来进行培训，以此来激发受众对潜在风险的真实情绪反应。通过给受众创造出更加生动、难忘的经验，来增强他们对风险的感知与理解；
考虑文化特性：有效的风险沟通也必须考虑到目标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例如，在东亚文化中，直接表达负面信息可能会遭到抵制，因此在这类文化中进行风险沟通时，采用间接或建议性的语言可能会更为有效。
结语
在安保风险管理的实践中，理解受众对风险的不同感知，对于设计有效的风险管理与沟通策略至关重要。通过使用合适的风险沟通策略，也能帮助安保风险管理专家在企业内部培养一种积极的安全文化，而这种文化将进一步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进而提升风险管理工作的整体有效性。
作者简介：
宁洋，长期从事海外安保与风险管理工作，足迹遍布中国、阿联酋、塞尔维亚、尼日利亚、哥伦比亚、刚果（金）等国家，持有CSMP®（Certified Security Management Professional）、CPP®（Certified Protection Professional）、PSP®（Physical Security Professional）、CBCI （Certificate of Business Continuity Institute）的专家资质，以及City & Guilds CPO、MIRA、FPOS、TCCC、BLS、ACLS等近距离保护与救护资格，是ASIS mentoring program的Mentor。目前为英国莱斯特大学犯罪学学院Security and Risk Management专业的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海外安保，也是伦敦国王学院（KCL）战争研究院Terrorism, Security and Society研究生专业offer的持有者。
参考文献：
Cho, H., Reimer T. and McComas, K.A. (2014) The SAGE Handbook of Risk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Kasperson, R.E.et al. (1988)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8(2), pp. 177-187.
Loo, Y.H. and Brooks, D.J. (2009) 'Terror attacks: Understanding social risk views between Singaporean lay and security practitioners', The 2nd Australian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Kings Hotel,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1-3 December. Perth: Edith Cowan University, pp. 33-40.
LI, K., GUO, Y. and YANG, S. (2017) 'Public risk perception of terror attacks',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2), pp. 358.
Slovic, P. (1987) 'Perception of risk',Science, 236(4799).
Wildavsky, A. and Dake, K. (1990) 'Theories of risk perception: Who fears what and why?',Daedalus, pp. 41-60.
Waring, A. (2013)Corporate risk and governance: An end to mismanagement, tunnel vision and quackery. Burlington, Vt: Gower.
Young, R. and Jordan, E. (2008) 'Top management support: Mantra or necess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6(7), pp. 713-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