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医疗企业高管赴菲律宾洽谈出海业务被绑架并最终不幸遭撕票的案件引发巨大讨论，甚至也一定程度微妙地影响了两国关系。其中一名遇害人还和笔者曾共同供职于某知名跨国医疗企业，令人不甚唏嘘。
结合笔者曾经亲历的两起涉外绑架案，笔者觉得还是有必要对于中资企业出海寻找商业机会，如何避免抑或是更加妥善地处理好此类事件提供一些建议。
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件。
第一个问题：遇害人是如何成为目标的？
一方面， 近期包括医疗行业在内的一些中资企业在国内市场承受巨大压力（公司在面对持续亏损和业绩下滑的压力下），更加迫切地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市场。随着RCEP协议的实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市场准入条件、贸易壁垒、税收负担、原材料成本及劳动力费用均呈现相对较低态势，这种环境虽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机遇，却也可能促使商务人士在追求利益时采取更为激进的策略，从而忽视潜在的安全风险。
在探索海外新兴市场的过程中，公司往往派遣中高层管理者先行考察，制定市场策略后，再由基层员工跟进执行。由于高层管理者在商业拓展中的决定性角色及对其行程的过高期望值，他们更容易成为安全风险的目标。国内企业在面对主动寻求合作的海外伙伴时，往往缺乏一套标准化的流程来严格审核对方的身份背景及资质认证，更多依赖于初期的沟通谈判和过往经验作为判断依据。这种非系统化的验证方式无形中削弱了商务人员在海外活动中的安全保障，使其处于更加脆弱的地位。
鉴于东南亚地区各国在法律框架、医疗体系及市场环境上的显著差异，且这些领域常伴随着复杂的人脉关系网，国内企业在进入这些市场时，迫切需要熟悉本地情况的顾问团队提供支持，有时甚至需要依赖本地代理来代为申请和办理相关业务。这一过程中，商务人员不得不与本地代理人及合作伙-即所谓的“关键联系人”-频繁接触，这无疑增加了与陌生人交流及暴露于潜在危险环境的机会。
另一方面，从目前披露的各种消息来看，作案人是专业的绑架作案团伙。杜特尔特任上放任网络博彩业的急剧发展，小马科斯上台后进行以查抄为名的利益再平衡，让网络博彩业团伙（类似缅北电信诈骗团伙，一部分是有案底的中国人）转行去绑架赚赎金的快钱：一开始绑架当地华人富商，后面转向特别急于出海赴菲拓展业务而在本地有没有根基的中国人。诈骗方式也从早期的短视频和小广告，变成主动出击以商务洽谈和代理的名义参与各种主流的展会和学会交流，以专业的话术和空壳公司骗取遇害人的信任。这些专业团伙中主谋往往是当地网络博彩业的中国人或者华人（当地华人或台湾人）。笔者之前在菲律宾办理过的知识产权调查案件也有相同发现，他们对于中国企业高管出海的急切心理抓得非常准，而且会准备全套非常专业的邀请函或者洽谈资料，自诩有菲政府关系，可以帮忙拿政策优惠和补贴。而实施绑架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弱病残孕等可以减轻甚至免于刑事责任的群体，而且菲律宾没有死刑，所以最高刑就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总体的违法成本很低。
这次菲绑架事件如果用惯常行为理论(Routine Activity Theory)来分析，犯罪行为的发生需要三个要素全部具备:可能的犯罪者;合适的犯罪客体;以及有能力的监管者的缺失。当上述三个要素在一定时空内汇集，则相应的犯罪机会就会产生。[1] 所以经验和教训就是必须对潜在的生意伙伴进行深入全面的背景调查，并和其他各方本地伙伴进行交叉和比对，以排除诈骗和绑架的风险。另外在高风险国家和区域聘请便衣的随从保卫人员（也需谨慎，排除共同作案的可能性）。
图示为此次绑架事件的邀请函
第二个问题：这一次是菲律宾，下一次会发生在哪里？
其实这次发生的事件在2014年9月有过惊人的相似，外交部还连续发布赴菲旅游安全提醒。公民海外在绑架案件中人质权益的受损程度与涉事国家政府处置能力息息相关。[2] 我们投资的一些主要目的国恰恰就是政府处置能力极为薄弱的国家。随着“一带一路“投资的深入以及中资出海的扩张需求，中资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往往涉及规模宏大、价值不菲的项目，吸引了大量人员参与，并在当地社会引起广泛关注。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些企业在安防方面普遍存在短板，包括安全意识淡薄、安保措施执行不力以及整体安保体系构建不健全等。这些问题使得企业员工可能成为绑匪觊觎的目标。更为严峻的是，中资企业的商务拓展人员常常缺乏必要的安全防范意识与有效的预防措施，他们频繁地进出那些已被识别为绑架风险极高的区域，不经意间展示出财富，甚至与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海外关系频繁交往，这些行为无疑进一步增加了他们遭受绑架的风险。因此，加强中资企业的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提升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能力，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中资企业一定要对潜在的投资地有全面的安全评估。传统资源类投资目的地非洲高危地区尼日利亚、喀麦隆、苏丹、刚果（金）等依旧高危[3]，新兴的东南亚投资地如菲律宾的大马尼拉区、奎松、达沃、克拉克自由港以及大家普遍认为安全的宿务， 东马来西亚的沙巴地区，需要特别谨慎小心。另外车企投资的热土-墨西哥（不管是墨西哥城还是坎昆），哥伦比亚的南部地区、秘鲁的利马、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如果这些地区今后发生针对中资的绑架事件，我也毫不意外，因为这些地方是传统的绑架高风险区域，只是撞上了一些没有安全和风险意识的中国企业和商务人员而已。中资企业出海安全和风险意识如何有效地提高，入脑入心，风险管理真正成为战略布局的核心要素，可能真的需要吃一堑长一智。
第三个问题：就是此次绑架的解救谈判过程中，哪些措施是做的不够好或是可以改进的？
绑架谈判的准备工作都是从分析绑匪的诉求以及启动相应的情报线索搜集工作开始的。要确认是基于刑事犯罪的绑架勒索还是基于政治原因的劫持人质，是要钱还是有政治利益的诉求，并及时排除虚拟绑架案（诈取赎金而伪造绑架）。
绝大部分的跨国企业大多购买了针对公司高管的团险（corporate K&R）以及针对创始人和实控人家族的险种（Family K&R）购买有绑赎险。绑赎险是一种补偿机制的保单，被保险人需要支付赎金后才可以进行赔付。以世界上最大的绑赎险提供商Hiscox为例，赔付范围一般包括绑架谈判和援救中产生的一切费用以及善后的相关费用和额外费用（当然也需要根据合同实际约定）。绑赎险会给谈判和解救的处理团队以及被绑架人家属强大的心理和谈判尺度的信心支撑。更重要的是，保险公司会启动自己强大的合作伙伴网络，比如专业的谈判专家和情报分析团队。这些资源具有广泛的信息资源网络，一些区域性的伙伴甚至在当地团伙和军警内部有内线和外部线人。
对抗需要情报先行，特别是对绑匪的了解程度以及潜在的对话管道（双方都信任的第三方）对后续的谈判战略设定和有效性至关重要。一般情况下谈判专家是由保险公司及其合作伙伴聘请的谈判专家（懂绑匪语言，可以有效沟通，负责绑匪和家属），配合一名情报分析人员（负责分析和技术）和一位外部协调员（负责协调军警、被绑人受雇企业及其他）组成谈判小组。在处理绑架案件的过程中，首要策略应是利用第三方中介，如专业机构或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第三方个人，与绑匪建立直接沟通渠道，此举旨在为受害方构筑法律与责任的安全屏障，并在必要时通过赎金交换安全解救人质。重要的是，为避免潜在的信息泄露风险，初期阶段通常不立即介入军警或政府力量。仅当自主协商努力宣告失败，且局势要求采取武力手段时，才会考虑引入军警及政府部门的协助。此类事件往往复杂多变，其影响远超单纯的绑架行为，可能触发绑匪采取极端措施或引发连锁法律责任问题。从这次的绑架案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和绑匪的初期谈判似乎没有引入这样的专业团队和绑赎险兜底，所以被绑匪牵着鼻子走，赎金的谈判和支付也是节奏混乱的。
解救的谈判一般先看外围信息是否能识别绑匪团伙的性质、惯用手法和诉求、是否有中间人可以牵线等情报开始，并核实绑架事件的真实性。技术侦察角度看是否可以追踪到被绑架人的目前方位作为参考。下面一步最重要的核实被绑架人目前的生存和健康状态（是死是活是否受伤）以及心理状况。如果是非即时通讯，就要迅速核实录像的时效性。
在与绑匪谈判时，应坚持以下几项核心原则：
面对绑匪提出的不合理高价，务必要坚持谈判立场，不可轻易妥协。
应避免让情绪化的家属直接与绑匪对话，以防亲情因素干扰专业决策与事件处理的客观性。
努力营造缓和的谈判氛围，减少对抗，增进双方的理解与信任。
在支付赎金问题上需格外谨慎，以防雇主因轻易支付而成为未来绑架事件的新目标。
从谈判策略的角度来看，有效解救人质的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稳定绑匪情绪，掌控信息流通。要安抚绑匪的情绪，确保信息传递的一致性，避免因信息混淆引发误解。通过细致分析通话录音，洞悉绑匪的性格特征及需求，灵活调整谈判策略。保持冷静、低调，并向外界传递正常运营的假象，以降低绑匪的警觉性。积极倾听绑匪诉求，展现同理心，并明确表达希望通过非警方途径解决问题的意愿。
其次，巧妙降低绑匪期望，采用迂回战术。通过讨论非核心议题来拖延时间，消耗绑匪的耐心与精力，使其逐渐降低最初的高要求。把握时机，通常在绑架发生后的头几小时内最为关键，待绑匪情绪稍稳（约6小时后）再正式开启谈判。持续释放积极筹措赎金的信号，同时巧妙暗示资金筹备需要时间，并表明人质在公司内的价值并非无可替代，以此进一步削弱绑匪的过高期望。
再次，减少主动联系，持续施压。通过减少主动联系绑匪的频率，展现出对事件解决的从容态度，以此进一步降低绑匪的心理预期。在谈判过程中，坚持不懈地进行讨价还价，逐步消磨绑匪的意志，激发其尽快达成和解、释放人质的意愿。
和绑匪的谈判是一场拉锯战，是一段相互间的极限拉扯并试探人质价值和谈判方底牌的过程。要充分用好“拖字诀“和”缠字诀“，是”为了谈而谈“，绝不能让绑匪觉得钱来得很容易，从而不断提高要价，并对人质进行伤害而对谈判方极限施压。
针对网友们的评论，一定程度上我同意网友们的判断：绑匪很专业，踩点设局，如何激发人质恐惧，设定交易方式和流程（通过虚拟加密货币支付赎金），始终避免暴露等手法都非常专业，是专业的绑架团伙。但同时我不同意的是：一些人认为绑匪从始至终都没准备留人质性命的判断。人质是绑匪要价的筹码，也是谈判的信用，绑匪虐待人质（殴打且不给喝水）都是为了给家属压力。
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家属不应该直接和绑匪联系来进行谈判，家属也表现地过于急切（比如给美国使馆和美国驻菲领事援助机构打电话，不能排除绑匪有线人），太快答应绑匪的要求（一小时内准备500万人民币）导致绑匪改口要2500万。这些都和解救人质的谈判原则与技巧相悖。而且绑匪在虐待人质过程中，可能下手过重导致人质死亡或者是由于家属已经向菲警方中国官方报告此事，从而被绑匪知晓，导致绑匪撕票。获取赎金一直是绑匪的唯一诉求。没有掌握好人质被绑架后的黄金谈判时间和使用正确的方法与策略，导致人质死亡，满盘皆输，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挂一漏万，我们来梳理关键信息：
避免前往高风险国家和区域，提高警惕避免让自己成为绑架目标。中资企业需要提高出海商业拓展的风险管理意识，做好防范措施（比如购买绑赎险）。
遭遇绑架要及时导入正确的资源、使用正确的谈判策略和方法。
希望以上内容能给正在考虑出海拓展生意的中资企业高管提个醒。另外，尽管我个人认为在此类绑架案件中，外部的谈判协调在保障人质安危方面起决定性因素，但还是欢迎同行专家从企业差旅和员工自保方面能够进行进一步分享。
注释：
[1] L.Cohen and M.Feslon.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9.
[2] 牛家玮，近十年中国公民海外遭绑架形势及原因分析 [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5年5月
[3] 齐士峰 裴岩，基于2020-2022 公开报道的海外中国公民遭绑架事件看海外绑架的特征 [J].北京警察学报， 2022（04）：81-87
作者介绍：
刘清先生 Alan Liu，目前担任法国开云集团大中华，东南亚及大洋洲区域安全、危机管理与资产保护负责人；同时担任亚太运输资产保护协会（TAPA）中国区的首席代表；也是ASIS Shanghai Chapter的BOD成员。
拥有近十年执法机关调查经验，并在化工医药行业美资五百强有近十五年安全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工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