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回做，来自习惯、来自学教教育、来自学者共同体、来自集体无意识。往回做的队伍浩浩荡荡，也就是说，做起来容易，但它有个最大的“软肋”，它脱离现在、脱离此刻正在发生着的事情。从往回做的学问出发，你推不出现在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无论后者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这个说法不对，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无所谓合理与否，因为它实际上是无从对照的。如果你去下意识地对照，你用什么办法对照呢？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与“曾经”对照，这就是我以上说的“往回做”和“容易”，但它不解决现实问题。
于是，往回做学问的学者，做学问是一回事，而其现实生活，是另外一件事，肯定是这样的。在课堂上和著作中的观点是一回事，而他在实际生活中具体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为什么“专家”在现在的公众眼中，几乎成为贬义词，认为专家不中用、无趣，甚至在误导。
往回做学问线性思维的共同点，在于下定义的习惯、给人和事物归类，用过去推出现在——在一座后现代建筑里，这样的学者在“往回做”学问，颇具有讽刺意义。一些20多岁的年轻学子在毕恭毕敬地听着，以“往回做学问”的学者为榜样，潜移默化，一代传一代，这就是这块土地上难以具有原创性的学理原因。
什么叫做“做学问往前做”呢？它和人真实的生活发生，是一致的，和“往回做”的线性思维方式不同，我这篇文章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就像我现在是否可能抬起胳膊，我可不敢保证，这与立场无关，它只是一个事实，而且是细节中的真实，也就是中断，你的好朋友故去了，你那天流泪了，但你不可能天天流泪，你今天大笑，或者你明天为了一件小事而愤怒，或者你明明知道为一件小事生气没有用，但你仍然生气了一整天，如果这些生活细节用不同颜色表示，你将它们画成一幅画，就是当代艺术作品，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画出了不连续性，这画真实。
往前做学问是困难的，因为你必须与曾经优秀的书籍和学者“作斗争”，这些曾经，当然是优秀的，但你去对照和重复，就没有意思了，要对照或者引用也可以，你得弄出一点思想花样出来，比如本雅明就曾经设想，能不能写成一本全部由引文组成的书，弄成“意象蒙太奇”，这其实就是中断，在大俗和大雅这两个镜头之间，毫无过渡，没有思想准备，直接关联起来，制造你回不过神来就已经进入异域之中的效果。你还没有想明白，事情就发生了，甚至已经发生完了。你看看，你看看，同样都是抄袭，有的人就能抄出艺术效果，但它首先是思想方式的革新。
就说“无”吧，古中国道家思想说了20多个世纪的“无”，还是没有与现代数学和逻辑学连接起来，你就用“明镜亦非台”的方式讨论“空”去吧，你不中用，肯定缺少了科学的维度，你本应该朝着语言的方向想——这是一种提问，是提问题的能力。
说我们没有思想创新之能力，有人就在词语创新上面打主意，做一些词语重组的功夫，比如“汉语哲学”，你就汉语哲学去吧，代代汉语哲学也出不来哥德尔。哥德尔的巨大成就并不在于他弄出来一种“德语逻辑学”，但他的“不完备定理”不仅关联到数学和逻辑学本身，也关联到语言本身。
换句话说，要转变“无”或者“空”的问题之提问方式，将其纳入理性直觉，从数学、逻辑、哲学、艺术多重维度，意识到清晰与模糊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清晰”不允许出现悖论，模糊允许出现悖论，允许从“说不通”的地方起步，拓展学科的边界，在逻辑与哲学交叉的领域会有惊喜的——所有这些，都是你世世代代“明镜台”都出不来的学问，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往前做学问，而“明镜台”是往回做学问。
那么，我不能光说不练，具体如何“往前做学问”或者思考问题呢？让我把“往前做学问”是如何发生的做如下描述，首先我将以上的黑体字连接起来，因为它们在以下用得上：不脱离现在正在发生的元素、无从对照、连接成思想画面、与曾经优秀的书籍和学者“作斗争”，清晰与模糊之间的依存关系，允许出现悖论或者悖谬、允许从“说不通”的地方起步，拓展学科的边界：
曾经的道德观告诉我们，一切幸福都来自岁月静好、不要贪心不足、有秩有序、消灭一切污泥浊水、以至于永久和平——但这些听起来的“好”绝对不是现在才听起来好的，它在2000多年前就被圣人智者想到了，甚至康德和马克思，但即使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也忽视了细节，而人实际上是生活在细节之中的。我们自以为“宏观”上的高兴就是幸福，比如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我在中国排名第一的大学上大学，诸如此类，这些都属于稳定的意义，它们会把你的脑神经冻住，而我们甘愿被冻住，因为我们受不了意义上的不稳定，我们乐意每天都在好事情之中度过，这些“好事情”就是稳定的意义，它象征着幸福生活，如此等等。总之，目标已经预制，“幸福指数”这种骗人的游戏支配着不会独立思考的人。
我说的细节，指的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给人带来深刻的精神创伤。现在中国研究马克思的队伍，十分壮观，我这里提供一个细节，供研究队伍参考。这事绝对真实，但它处于马克思的边缘，通常在你们的课程里不讲。我这里讲一讲，为的是引起更为深刻的联想：恩格斯的夫人去世了（恩格斯的夫人是一位纺织女工，在恩格斯爸爸的工厂工作，她和恩格斯好上了，但决不登记结婚，他和她都认为这样的婚姻契约制度，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私有制那一套基础上的，因此不予理睬，因此，这位纺织女工并不嫉妒自己的妹妹和恩格斯的感情。换句话说，恩格斯其实同时有两个不曾结婚登记的夫人），可以想象恩格斯有多么痛苦，恩格斯把自己的这件私事写信告诉马克思，多年以来他曾经慷慨解囊支持马克思从事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恩格斯希望从马克思那里获得多年挚友的心灵慰藉，但是，马克思收到信之后，两个星期之后，才给恩格斯回信，回信写得简单，不痛不痒，总之在效果上使恩格斯获得心灵慰藉的期待落空了，从而给恩格斯留下了“心灵创伤”，这事还是后来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发现不对劲，给予了“亡羊补牢”式的挽救，她写信给恩格斯，说是极端的贫穷使得马克思那一段时间神情恍惚——这些都是我根据自己年轻时阅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的记忆，事实肯定是真的，细节会有出入。我只是想说明，研究马克思，首先要把他当成一个真实的个体，在细节上他和你我都经历过相似的事情，差别只在于多了那点细节，少了这点细节而已。细节的特点，在于它不连贯、不稳定，甚至无秩序。正是这些细节及其细节之间的连接组合，才真正决定了我们一生的生活和思考的质量。
做学问也是如此，要思想的细节真实，就得重点关注意义的不稳定性。必须从语言出发，因为我们是借助语言去思考的。语词的含义不稳定，我们的思考过程，就是在增加一个词的同时抹掉另一个词的过程，这就像我们之前哭过并不妨碍我们现在哈哈大笑。虽然笑抹掉了哭，但笑中还有泪痕，这就是我们成熟的过程。
一个新词中含有外表看不见的旧词的痕迹，但千万注意，这不是修辞，不是隐喻，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人生。换句话说，这不是在讨论什么“小资情调”，而是在讨论科学，是思维科学，它适合一切事情，适合一切人。
哭和笑不同，但可以相互变形。既是哭的，又是笑的一张脸，就相当于我们以上探讨过的悖论，是悖论之脸。这里有逻辑的边界，因为传统逻辑极力避免悖论，避免违反矛盾律和排中律的情形。也就是说，你哭就是哭，你笑，就是笑，你不可以同时又哭又笑，这样的话，传统逻辑就会无所措手足，惊慌失措，但是传统逻辑不真实，因为事实上由于细腻的感受所至的脸上出现了极其复杂的表情。我的意思是说，确实同时既欣喜若狂又惊恐万状，这就是细节，我昨天说萨特是天才而梅洛庞蒂不是，就在于天才能漫不经心地，看似随便地抛出天才的见解，而自己却浑然不知，这见解是哲学的，却可能是以另外一种形式，以非哲学的文体描述出来的。
在《占领下的巴黎》中，萨特描写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下的巴黎人感到孤立无援，陷入绝望的顶点。巴黎的某一人家，在凌晨第一次从收音机里听到英国BBC广播，“来自伦敦的声音”“我们唯一友人的亲切声音”，一家人围坐在收音机旁安静地收听，一家之主就像是在主持弥撒。就在此刻，房屋顶上传来飞机的轰鸣声，那是英国的飞机，几乎能看见年轻英国飞行员的脸庞，但英国飞机是来轰炸的，轰炸巴黎，这是这户人家的女主人轻声说“英国人来了”，此刻她的表情，既惊恐万状，又欣喜若狂，这是一张悖论的或者悖谬的脸，是现代乃至当代人的脸，它使我想起挪威现代画家蒙克最为著名的作品《呐喊》中的那张脸。
一张无家可归的脸，因为它不可以还原为单纯的哭或者笑，不可以还原为只是惊恐万状，或者只是欣喜若狂，这就是现当代艺术的灵感源泉，它捕捉到了当代人的复杂表情与复杂心理。
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下中国人的复杂心理？我们实际上也处于无家可归状态：传统的中国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都拒绝我们，我们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我们就在这之间，在这中间僵住了，这就是细节。我们在这些细节之中挣扎而不得逃脱，我这里顺带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悲哀，因为极少有作家捕捉到这样的细节，作家们或者“土得掉渣”，或者“食洋不化”，当代中国作家没有如实地描写我们“在中间僵住了”以至于无家可归的现实，及其从中产生的严重焦虑以及种种想不开，也许我们可以从悖谬之中获取灵感，在貌似无路的地方走出一条活路出来。
无家可归，身份不明——当我们将这样的表述当成“好词”的时候，我们的学问就是往前做而不是往后做的，因为往后做的学问中的好词往往就是我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时给通过答辩的博士之评价：主题鲜明、论证清晰，符合学术规范云云，最后加上一句：“以上表明该答辩人具有独立思考的科研能力。”啥独立思考啊，这些套话本身就脱离了独立思考，规范本身无从诞生原创性，何谈独立思考？独立思考的起点，首先在于逼迫自己处于最危险的时刻、无家可归和身份不明状态。
也就是说，边界不明，纠缠不清，就像恩格斯和他的夫人们之间的关系，绝不去象征着资产阶级自由制度的婚姻登记处登记，因为谁都不是谁的私有财产，谁都没有卖给对方作为终身的人质。
让我们继续将学问往前做，全世界把学问往前做的学者联合起来！于是我们无家可归、身份不明，边界纠缠不清。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往哪个方向走，但我们不能停下来思考“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的窘境与尴尬，因为实际上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一刻都没有停止走：晕晕乎乎地走，不要清醒地走，因为混晕乎乎地走的效果，是最好的效果，处于知道与不知道之间，发现与发明思想的同盟军，有1000个活心眼，包括恩格斯和他的夫人们，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这是上下文关系。
于是，往前做学问的方法，从笼统意愿中显露出更多的细节，也就是说，从边界不清、无家可归、身份不明中，我们发现要在组成文本（例如写文章的过程）的句子之间建立自己愿意选择的，现在还没有发生，过去还不曾发生，但笔下就要发生的上下文关系，在这方面，笔者有任意或者任性的自由，但这不可能是纯粹的胡说八道，而是不断地尝试，就像旅行要去陌生的地方见陌生的人一样痛快，写出新思想和这种感官世界的诗意旅行方式，有类似之处。
为什么这样的尝试不可能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呢？因为往前的思考尝试过程遵循遁形的相似性逻辑，只有这样，思想才感到舒适，但这舒适一定是尖锐的。
所谓尖锐，就在于不重复，只有不重复状态中才会有真正的尖锐。这就需要制造自我眩晕的能力，万箭穿心或者激动地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有太多的话堵塞了思想的赛道，你匆忙之中拿出来其中的某句话，也许并不能代表你的真实水平，但时不你待，那句话就是你了，因此语言永远都只是出于你的表层。
要想将你的真实水平与你表层的语言配对，你就得以电光一闪的方式，以突袭的方式，将听者“搞蒙”。比如，达利说“我不吸毒，我就是毒”——你要有本事将这句话举一反三，例如“我不画画，我自己就是画”。诸如此类，这种不用提供证据的自证方式，是暴力的而非交流的语言。它貌似德勒兹说的“艺术不传达信息”、“拯救死亡的方式只能是艺术”，但是死亡本身就像爱本身一样，具有无法传达的信息。无法传达也好，无法交流也罢，都不是纯粹的空无，就像one——张——打印的纸张。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一个字都不用在纸上写，纸自身就在显露意义，这使我联想起德里达的《绘画中的真理》，他说画框是绘画作品本身的一部分，尽管人们在欣赏绘画作品的时候，通常都忽视了画框。其实，画框就相当于不用在上面写字的纸，这个道理，就像当画面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画框粗糙的物质性，就在眼前了。这是绘画领域的反抗，现代艺术中的暴力：解构中心，显露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