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武大哲学教授的经验与取舍

文摘   2024-11-30 21:50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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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 思庐哲学。




























程炼,武汉大学教授,1998年毕业于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获哲学博士学位。1998-2009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10年至今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心灵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出版学术著作《思想与论证》等。


个人经历与风格

您怎么开始学习哲学的?哪些因素促使您形成了今天的研究风格呢?


程:我一直是个科学学生,我的知识基础是我学习到的科学,而我关心的问题,是一个直到今天还让我迷惑、没有满意答案的问题——思想(Thinking)在这个世界中占一个什么位置。

我在武大的本科专业是科技情报学,现在叫信息管理,它的主要任务是计算机检索,就是怎样用几个有限的词汇反应某个文献的内容,今天的Google搜索引擎做的是同样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我通过学习编程接触到了一些关于人工智能的信息。我的研究生阶段就是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研究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人工智能的主要问题就是:能否仅仅使用物理的零件创造出能够“思考”的东西?人工智能有它应用的一面,也有它理论的一面,我更关注的是后者。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思想”到底是什么?它在本质到底是只被某一类物种所拥有,还是说,一种普遍的、可以由多种物理硬件组成的东西?其实对这个问题,我在当时并没有达到一个深度。而在今天看,它确是心灵哲学的核心问题。当然,在今天的心灵哲学中,思想(Mentality)概念更为普遍。

所以,我进入哲学这个行当,是从问题开始的,并没有很深的兴趣去研究某一位哲学家。而由于我的知识背景,我也并不认为“哲学系”和物理系,数学系,或者计算机系有多么大的区别。

在一个计算机专业里,如果一个人说他是“研究图灵的”,我觉得这有点怪,就像一位物理系的教师只研究牛顿一样。更奇怪的是,在中国的哲学系里,大部分人,无论他们是研究外国哲学、中国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在研究他们的同行或者历史上的同行。但对我而言,我关注的是问题,而非人物。

哲学带给您的快乐和痛苦(如果有的话)又分别是什么呢?


程:快乐或是痛苦这种感情是难以描述的,我更愿意将问题视作,哲学使我受益还是受害更多。我认为对于受益或是受害的判断,更多的在于你能够拥有多少选项。也许在早期的时候,如果我不是选择做哲学,物质的生活会更好一些。

但随着阅历的延伸,哲学越来越限制了我的其他可能性。哲学成为了我的职业,使得我不得不喜欢它,因为本着干一行爱一行的原则,我还要教书,还希望写些有水准的东西。退休之后,我是不是还可能做点别的,我还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笑)。

您最不满意哲学的是什么?


程:哲学令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在于,它似乎有一种诱惑力。往往一个人越不适合做哲学,哲学就越是吸引他。哲学在这个方面有点类似于婚姻,越不适合结婚的人,婚姻对他的诱惑力就越大,结婚的次数就越多(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不满。

您更喜欢教课还是独自做研究?为什么?


程:我在教课的时候,有时会想,“哎,还不如我自己做研究”,因为教菜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哲学有上面所提到的那种不满的原因。而当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有时也希望能把研究的成果教授给学生们。但总的来说,这两者并不冲突。

武大“国际班”在哲学圈内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了,您认为“国际班”的尝试对改进国内哲学教育有哪些借鉴意义?


程:我认为没有。我不认为国际班有什么影响,我只是觉得国际班为这里的学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他们有机会去真正地思考一些哲学问题、培训一些哲学技能。哲学在中国很奇怪,有的人把它做成历史,也有人把它做成文学,而前者是居多的。

我想把一些重要的问题不以哲学史的方式摆在学生面前,让他们尝试去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写出具有《理想国》,或者《单子论》那样形式的东西(即使他们的成就不能达到那个高度),而不是去写《理想国导读》或者《单子论述评》之类的东西。


读与写

关于哲学论文写作,是否有原创性的观点很重要,但是这一点又是非常难的。在写作的时候怎样能找到一个既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又有着扎实的证据或理论支持的观点呢?对此您能否谈谈自己的经验?


程:经验谈不上了。但我想对于一篇文章,首先你必须清楚你为什么写它,其次你应该清楚它会有什么价值。很多做“外国哲学”的(我不做外国哲学),常常写篇文章或著作说某个东西在西方很有影响。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篇文章的内在价值。如果一篇文章仅仅停留在扩大某一理论或学说的影响,我觉得这种价值仍然是外在的,真正内在的价值应该在于对问题本身做出的贡献。也就是说,要做研究,而不仅仅是做介绍。

我觉得一篇好文章应该符合以下两个起码的指标:第一,要有技术含量;第二,要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两个指标缺一不可。有自主知识产权,而没有技术含量的,叫做“忽悠”;有技术含量,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就是抄袭。而“忽悠”和“抄袭”,是当代学术界的两个特点。(笑)

当下与未来

您对当代分析哲学核心领域之一形而上学有着深入的研究,您是否认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有“经院化”的趋势呢?(“经院化”,不那么严格的说,就是指脱离实际、构造一些繁琐的、琐屑的概念或论证,等等。)


程:确实,现在的哲学没有那么吸引人了。以前的哲学显得更朴素,也更直观。而今天的哲学相当的技术化。但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有不同的看法。

也许我们今天很难再找到像柏拉图,莱布尼兹这样的人物了,今天的哲学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调交流和合作,大多数人都很难有才力涉及哪怕主要的领域。

另外一方面,在当代的学术氛围下,重要刊物上论文发表的审查是很严格的,所以你几乎不可能不看别人的东西,只通过独立研究就发表文章,这也和我刚才讲到的两个标准有关。


交流与汇通(网友提问)

您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心灵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您都有涉足,您认为这些分支学科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各分支之间的“跨越”是否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呢?


程:在我看来,我的这些兴趣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延伸。因为我主要关注的领域是心灵哲学,而探讨心灵哲学你就需要逻辑学,形而上学,以及语言哲学上的训练。

另外,心灵哲学也与当代的元伦理学相关,这也是我在伦理学方面的主要兴趣,它的问题包括“道德性质是否存在?”,“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之间有无必然联系?”,诸如此类,这也都与心灵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相关。

怎样看待“直觉(intuition)”在(分析)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如果说哲学要对直觉进行反思,是否意味着违反直觉的结论是可被接受的?


程:我认为我们的直觉并不总是相互协调的,也不总是可靠的。可能有一些哲学观点符合于大部分人的直觉,那么这或许是它的优点。

比如,在大多数人的直觉中,外物是存在的,但当要对外物的存在做出证明时,我们又必须把这个直觉搁置起来,或者在更高的层次上使用直觉。直觉在哲学中所起的作用,本身就是一个蛮有意义的哲学话题。我当然同意违反直觉的结论是可接受的,只要它们有很好的理由支持。

想问程老师:当初为何从先验论证,转向现在典型的自然主义?


程:我不把它看作一种“转向”。先验论证是我曾经感兴趣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以前被拔到很高的地位,好像只有哲学家才能使用先验论证。但我并不那么积极,我认为这种方法仍有它的限度。

我当时关注的是康德的先验论证,而在我看来,康德的这种先验论证并不构成一种独特的哲学方法。所以我也并不是先验论证的什么“粉丝”,更不用谈“转向”了。

看过您的“休谟的因果性说明”一文,您认为研究休谟、康德等这些近代(古代)哲学家的价值何在呢?


程:他们的价值之高在我看来,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种价值有两方面:第一,他们也在探讨同样的问题,而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天是否就比他们谈得还好?这和科学很不一样,大多数科学都是“覆盖式的”,新的理论将覆盖旧的,而哲学的问题却一直在那儿。

如果把哲学理解成这样一种智力活动,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在某些方面强于前人,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未必如此,所以我们仍可以从这些哲学家的理论中吸取营养,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我们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第二呢,他们具有自身的价值。我们常会惊叹于这些天才的智慧。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定义了我们的哲学语言,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背景和参照。例如我们今天讨论一些问题,可能几句之后就会有人说:“哦,你是个休谟分子。”而今天的休谟分子是非常多的。

合作社

作为哲学合作社的元老级老师之一,您对哲学合作社现在和未来有什么的建议吗?


程:八个字,“志同道合,好自为之”。

我十几年前回国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还会有合作社这么一群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如此“志同道合”。另外提一下,还是我的那个观点,我认为没有必要去打“分析哲学”的旗号,在我看来,只有好的哲学和不好的哲学,而凡是具有创造性的,严谨的(类似于上面的标准)哲学,就是好的哲学,就值得被肯定。

其次,有这么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就不仅仅需要意愿和热情,而更需要有能力——不但去做,而且要做的到。我们不再是什么“中国哲学家”,“现象学家”,“分析哲学家”,我们不必再为自己贴多余的标签,我们只需要称自己为“为哲学做了贡献的人”,这就足够了——“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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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述1、书籍:(1)《伦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伦理学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思想与论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论文:(1)“亨普尔两难”,《世界哲学》,2015年第4期,第26-37页、第116页、第161页。(2)“真理作为信念规范”,《世界哲学》,2014年第2期,第41-51页。(3)“时间真的在流逝吗?”,《外国哲学(第25辑)》2013年,第187-207页。(4)“对宇宙微调论证的一些思考”,《外国哲学(第26辑)》2013年,第242-258页。(5)“作为元哲学的自然主义”,《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1期,第31-42页。(6)“如何做一个健全的科学主义者”,《中国科学报》,2012年4月30日,第007版,第1-3页。(7)“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三层牵涉”,《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2期,第24-29页。(8)“杰克逊的“知识论证”错在何处?”,《哲学研究》,2008年第4期。(9)“弗雷格的语言哲学”,《科学文化评论》,2008年。(10)“评《有无之间——虚拟实在的哲学探险》”,《哲学门》总第16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11)“何谓计算主义?”,《科学文化评论》,第四卷第四期,2007年。(12)“论战争伦理中的一个道德区分”,《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3)“成乎败乎改革宗”,《维真学刊》,2006年。(14)“休谟的因果性说明”,《哲学门》第5卷第2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15)“尼采的挑战”,《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6期,2004年。(16)“蒯因的本体论”,《外国哲学》第16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17)“论自由”,《云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18)“公平游戏与政治义务”,《哲学门》第1卷第1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9)“一点二阶哲学”,《读书》,2000年2月号(20)“第一人称哲学的局限”,《论证》秋季号,1999年。 (21)“私人语言论证”,《论证》秋季号,1999年。 (22)“先验论证”,《哲学研究》,1998年第10期,第28-35页。(23)“人工智能基础评论”,载《科学前沿与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3、译作:(1)查尔斯·泰勒:《(现代人小丛书)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2)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3)詹姆斯·P.斯特巴:《实践中的道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A.E.林采德丛:“整块并行分布处理与认知科学的计算主义基础”,《哲学译丛》,1992年第3期。(5)H.L.德雷福斯:“胡塞尔、意向性与认知科学”,《哲学译丛》1989年第4期。(6)R.N吉利:“自然化的科学哲学”,《哲学译丛》,1989年第1期。(7)L.斯蒂芬斯:“关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哲学译丛》,1988年第1期。(8)J.R.塞尔:“心身问题”,《哲学译丛》198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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