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态诗经《蓼莪》的学术价值及其传承动力学研究

摘  要：与文本传承的《诗经》不同，最近，诗经文化传承基地成员在西南六省发现了一首名为《蓼莪》的活态诗经。作为一首产生于2500年前的诗歌，能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即或在世界文学界也不多见。活态诗经《蓼莪》的发现，对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上的《诗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活态诗经《蓼莪》的发现告诉我们,首先，从体裁上看，历史上的《蓼莪》并不是我们今天在书本上看到的只能用于朗诵的诗歌,而是一首专门用于吟唱的民歌。其次,从功能上看,今天出现在丧葬仪式上的《蓼莪》,也不是某个人的个人创作,而是一首只能出现在丧葬仪式上的丧葬仪式歌。最后,从传承主体看,《蓼莪》也不是人人都能吟唱的民歌,其传承者、演唱者只能是那些活跃在丧葬仪式上的巫师。《蓼莪》之所以能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汉地道教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广泛传播以及明清以来上述地区“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对这首仪式歌在西南地区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汉地道教在中国大西南的广泛传播,没有明清两朝在上述地区“改土归流”政策的推动，《蓼莪》是很难进入大西南并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

关键词：《蓼莪》；《诗经》；活态传承；丧葬仪式；道教；改土归流

作者： 苑 利 中国艺术研究院；毛 玲  张 雄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一、中国西南多地发现活态诗经《蓼莪》

①如1989年，李安明最先注意到了活态诗经的存在，他指出，“《歌蓼莪之三章》是元江白族在年过花甲的老人去逝后，举行丧礼堂祭的过程中演唱的。《歌蓼莪之三章》是《诗经·小雅·蓼莪》的节选，大体上是以书面传词和口头传曲的方式进行传承的，很有可能是《诗经》遗音在民间的残存”，并从音阶、调式、曲式结构、节奏、演唱等，对《诗经》音乐进行了多方面的鉴别和考辨，得出“《诗经》部分篇目极有可能以其乐歌一体的传统方式依然在民间世代口耳相传，一直流传至今”的看法。详见李安明：《白族丧礼歌曲<歌蓼莪之三章>初探》，载《民族艺术研究》1989年第2期。

①如徐新建对贵阳市乌当区永乐乡布依族葬礼唱诵《蓼莪》进行了记录，认为“只是用字有所变动”。参见张启成：《<小雅·蓼莪>孝道思想的深远影响》,载《文史杂志》2002年第4期。蒙锦贤认为：“民间丧礼歌《蓼莪》不过是明清以来民间丧葬习俗儒礼化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一个缩影，其背后则是一场以儒家文化传统为根本，以朱子《家礼》为基础，以‘三献礼’为核心的民间丧葬礼仪变革。”详见蒙锦贤：《礼失求诸野？化民成俗？——民间丧礼歌<诗经·小雅·蓼莪>习俗考释》，载《山东大学中文论丛》2020年第1期。

2024年，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毛玲、张雄、陈秋怡，《中国文化报》记者王添艺，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诗经文化传承基地顾问苑利的带领下，组成小分队深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对当地彝族人的丧葬仪式进行了为期3天的深度田野考察，发现用于当地丧葬仪式的仪式歌《蓼莪》不但可以吟唱，而且作为仪式歌在当地丧葬仪式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这首活态诗经《蓼莪》的发现，对于当代学术研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其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传承动力来自何处，这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活态诗经《蓼莪》的发现对文本《诗经》研究的影响

虽然文本《诗经》与活态《诗经》在内容上大致相同，但由于后者是以鲜活的状态传承至今，因而在其身上自然也就会保留更多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与艺术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文本《诗经》的研究，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学术影响。那么，活态诗经《蓼莪》的发现，会给文本《诗经》的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①陈旭，男，1963年10月出生，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他16岁起随父陈怀君学习民间丧事主持活动。其子陈国安，1985年8月出生，12岁随父陈旭学习民间丧事的主持活动，22岁开始独自掌坛。陈旭家自其爷爷陈在智（被当地人誉为“半人半仙”）起，经其父陈怀君，至其子陈国安，历经4代，一直传承/主持彝族人的丧事活动，并最终成为“太乙玄科乐道宫报恩精一社”的掌坛人。

②龚建平，男，1964年4月生，湖北省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木田村十二组村民，高中文化程度。自1987年起，跟随父亲龚益山、大哥龚建阶等家族成员一直从事赤壁脚盆鼓夜歌坐唱活动，唱了一辈子夜歌。龚建平告诉我们，夜歌也叫孝歌，是在丧葬场合吟唱的。在唱夜歌时，歌头部分会唱《蓼莪》的选段：“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③ 陈永仙，女，1951年生，白族，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因远镇安仁村人。陈永仙从小和母亲学唱白族民歌，是白族民歌演唱艺人。2002年,被云南省文化厅和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命名为云南省民族民间音乐艺人（白族民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邓秀仙，女，1952年4月生，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因远镇因远社区人，小学文化程度。由于喜爱白族民间传统音乐，师从白族堂祭音乐《散花调》演唱艺人王静存。她的徒弟是其儿媳郭艳明。白族堂祭音乐仅在白族老妇人过世后出殡前的头一天晚上举行的祭奠仪式上演唱。邓秀仙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通过不断参与演唱堂祭音乐《散花调》，进行“堂前”教子，将白族丧葬仪式上所传《蓼莪》传承了下来。

其次，从内容看，今天出现在丧葬仪式上的《蓼莪》，并不是某个人的个人创作，也不是人人都能朗诵的悼亡诗，而是一首只能出现在丧葬仪式上，只能是丧葬仪式主持人才能吟唱的仪式歌。这一发现，也让我们对《蓼莪》的原始功能有了一个更为精准的把握。

①根据2024年4月21日采访贵州省贵定县丧葬仪式主持人耿文福录音整理。湖北省赤壁市主持丧葬仪式夜歌师傅龚建平、云南省南涧县丧葬仪式掌坛人陈旭等都有此说法。

② 根据2024年5月3日采访湖北省赤壁市主持丧葬仪式夜歌师傅龚建平的录音整理。

③ 根据2024年4月30日采访云南省南涧县丧葬仪式主持人、“太乙玄科乐道宫报恩精一社掌坛人”陈旭的录音整理。

总之，传唱至今的《蓼莪》告诉我们，这首古诗并不是一首随时随地都能吟诵的悼亡诗，而是一首只能出现在丧葬仪式上由丧葬仪式主持人吟唱的仪式歌。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产生过太多的误解。

在湖南邵阳的侗族和苗族地区，丧葬仪式上除吟唱《蓼莪》外，还有吟唱诗经《螽斯》《天保》《菁菁者莪》的传统。

最后，从传承主体看，《蓼莪》并不是人人都能演唱的民歌，它只能出现在传统丧葬仪式中，它的传承者、演唱者只能是活跃在丧葬仪式上的仪式主持人。

三、活态诗经《蓼莪》的传承动力学研究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诗经》中的许多活态传承篇目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均已陆续消失，而唯独小雅中的《蓼莪》能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呢？它的传承动力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蓼莪》的传承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得力于汉地道教在中国大西南的广泛传播，二是得力于明朝特别是清朝以来上述地区改土归流政策的推动。

从传唱文本看，《蓼莪》并不是道教科仪本身所应具有的内容。笔者猜想，它出现在道教科仪中，一是因为《蓼莪》表达的是感念父母之恩的内容，这与道教所倡导的孝道并不违和；二是因为元朝之后，明清两朝力图尽早恢复中原儒学传统，这才将充满孝道精神的《蓼莪》，强制性地纳入到了道教的科仪中。在道教看来，忠孝是处世的基础，为人的根本。祖师设教，目的就是开导群生，明白并牢记“百善孝为先”的道理。民间流传的道教文本《十种报恩》是这样说的：“一曰守护、二曰产难、三曰忘忧、四曰咽苦吐甘、五曰推甘就湿、六曰乳哺养育、七曰洗濯提撕、八曰积孽、九曰远行忆念、十曰究竟怜悯。”它所反映出的理念与《蓼莪》所展现出的孝道精神如出一辙。由此不难看出，《蓼莪》之所以能在中国大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扎下根来，并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显然与汉地道教流入大西南，并获得了当地少数民族丧葬仪式主持权的特殊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蓼莪》之所以能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很可能还与文本传承的超稳定性有关。调查中，笔者注意到，多地《蓼莪》歌词都被誊写在了巫师所用的经卷上。由于有文字记录，《蓼莪》的文本——歌词才能原汁原味地、不加改变地传承到今天。也正因如此，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仪式所用文本，与2500年前的《蓼莪》文本，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动。这一方面取决于信仰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文字的力量。

歌词凭借着文字实现了超稳定传承，那没有被文字记录下的《蓼莪》的曲调，是否也能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目前尚无法作出明确的定论。笔者只能根据现有材料，作出两个大致的判断：一是从曲调看，虽然西南诸地吟唱《蓼莪》的曲调各有不同，但它们都共同恪守了五音传统，仅从这一点来看，它们都应该出自汉地这样一个共同的文化源头；二是从它们都使用西南官话这一点看，《蓼莪》融入道教科仪的时间很可能也在明代或明代之后。因为从活态传承的《蓼莪》看，吟唱《蓼莪》者虽范围广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使用西南官话，据研究，西南官话是明朝时随西南移民而逐渐形成的官话方言。由此可以断定，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北、广西、湖南七省使用西南官话吟唱《蓼莪》的传统，很可能也是明代或明代之后，随着汉地移民而渐次传入大西南民族地区的。

再次，活态诗经《蓼莪》之所以能传承至今，很可能还与明朝中期改土归流以及流官进入西南后为推行包括中原地区丧葬习俗在内的儒家文化传统，进而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丧葬制度改革的社会背景有关。

在服饰上，上述地区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接受了汉族服饰的影响，如云南元江县的白族、南涧县的彝族，贵州省贵定县的苗族，湖南邵阳一带的侗族和苗族、湘西土家族和苗族，以及重庆地区的土家族等都在服饰上融入了汉民族的服饰传统，服饰上会绣有汉族典型的吉祥文字，如“福、禄、寿、喜”“大八仙”“小八仙”等。

活态诗经《蓼莪》的发现，不但让我们对《诗经》的本来面目有了一个较为深刻的了解，也让我们有机会对《诗经》的传承传播规律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把握，而这正是以往《诗经》研究者很少能关注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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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程  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