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辉观点｜美国AIGC著作权侵权案审前程序中的控辩法律分析（下）

前文提到原告为强化指控的严密性，除著作权侵权指控外，另提出了成文法与普通法上的其他指控。在审理过程中，法官指出原告的多项指控，包括公开权、不正当竞争、过失侵权以及不当得利等，均受到联邦版权法优先权原则的限制。根据该原则，当原告的主张与联邦版权法的保护范围重叠时，法院应当优先适用联邦版权法。该原则确保了版权法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同时限制了原告通过其他法律途径绕过版权法保护的企图。在AIGC的著作权侵权诉讼中，法院依据此原则排除其他法律的适用，将案件焦点集中在著作权侵权的核心问题上，凸显了著作权法在解决此类争议中的主导作用。

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原则与美国的版权法有限原则在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专业性方面具有相似之处。这种法律适用的层级性原则，强调在特定法律领域内，特别法应当优先于普通法适用，以确保法律在处理特殊问题时的精确性和专业性。此外，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审理涉及多元案由的案件时，通常会集中审理较为明显的侵权行为，并避免对同一行为进行重复评述，这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也与联邦版权法优先权排除具有相似的价值取向。

1. 公开权

Stability案在三案中唯一涉及公开权¹⁸指控。被告在排除该指控时采用了第九巡回法庭“两步测试法”反驳：

（1）第一步，原告所主张的权利是否落入版权法客体范围，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事实基础是 “被告模型和AI产品是包含著作权作品的衍生作品”以及“生成内容也构成衍生作品”，尽管原告试图通过将主张拆解为“成文法中的姓名使用”来避免版权法优先权的排除，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表明商业使用其姓名损害了作者的人格权利。而“普通法中的名称和艺术身份”主张，其中的“不当使用的个人身份属性”完全包含在受版权保护的媒介中， 而“艺术风格”，基于思想与表达的二分法并非版权法保护的客体。对此，被告特别强调版权法优先权的适用范围大于版权保护的范围¹⁹。此外，原告所主张的公开权中的名誉损害，实际上与他们在间接侵权中的主张相似，本质上是试图控制艺术视觉作品的公开。

（2）第二步，法院继续判定原告主张的权利是否与著作权人的排他性权利等同，包括展览、表演、在线传播、分发副本以及授权他人行使前述权利等。本案法院认为原告寻求的救济实质上是对创作、分发、展示诉争衍生作品的控制，这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权利无异。被告通过两步测试主张排除原告公开权指控，法院也据此认为，原告提出的需要保护的内容并不比任何创作作品更具有个人性，未超过版权法的保护范畴，透过对冒用姓名和人格权的指控将原告的实际诉求还原到著作权基础上。

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尚未确立公开权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尽管如此，涉及个人形象和身份商业利用的相关权益可以通过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获得保护，并且这些保护正在逐步加强。特别是在数据保护领域，个人信息的保护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在AIGC等新兴场景下，进一步明确这些权利的界限和保护范围显得尤为重要。对于AIGC公司而言，清晰界定这些权利对于降低诉讼风险、推动模型开发和产品推广至关重要。

2. 不正当竞争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权利人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如著作权侵权案件，往往采取在同一案件中同时提出侵权诉讼和不正当竞争诉讼的多元诉由策略。这一策略对于应对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存在赋权不确定性时尤为重要。通过适用不正当竞争法，法院能够从行为视角直接评估案件中的行为是否正当，而不仅仅局限于权益视角。AIGC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技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不正当竞争法成为一个有效的纠纷解决途径。然而，权利人提出的多元诉请在审理过程中，如果法院已依据具体的侵权行为提供了保护，通常不会再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同一客体进行重复评述。法院会驳回不正当竞争的诉求，以避免对同一问题的重复处理，确保法律适用的效率和公正性。

本文三案中，美国法院依据联邦版权法的优先权排除原则对原告不正当竞争的诉求予以驳回，体现了与前述我国司法实践相同的程序价值：

（1）在Stability案中，法院对不正当竞争的指控采取了有限排除的立场，认为在可能产生超出版权法规定的权利或义务时，应审慎限制兰哈姆法案下的不正当竞争条款。本案中，原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指控实质上基于其所声称的DMCA违规行为，但鉴于该违规行为的法律依据不成立，因此相关的不正当竞争指控亦被排除。

（2）在Meta案中，原告试图从不正当竞争的角度提出两个行为的指控：一是声称在DMCA项下侵犯了原告的权利；二是未经授权使用原告的版权作品训练LLaMA模型。第一点不再赘述。第二点原告尝试以“不当使用”代替“复制”绕过版权优先权排除原则，但实质上仍是对版权侵权诉求的重复，应由版权法统一解决。

（3）在Open AI案中，原告需要证实商业行为具有违法性、不公正性或欺诈性来证明不正当竞争。原告主张的基础违规行为——即Open AI违反DMCA——已被认定不成立。此外，原告未能明确主张由DMCA违规直接导致的经济损失，也未能提出加州法下不正当竞争的救济请求，或证明他们在法律上缺乏充分的救济途径。

3. 宣告性救济 ²⁰

Stability案中，原告依据加州《宣告性判决法案》²¹以及相应的州法框架寻求宣告性救济。该类救济通常用于当争议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尚未成熟到可以采取强制措施，或者在可提起诉讼的一方尚未提起诉讼时，法院可以介入并提供法律上的澄清。然而本案中，原告提出的宣告性救济并未触及任何实质性问题，其所寻求的救济实质上是对其他诉求的重复。

尽管可以理解原告试图通过多角度策略对被告进行全面的法律攻击，但这种策略在诉状中的呈现却显得冗长且缺乏逻辑性，难以为法官所接受。相似的，在L. v. Alphabet²²案中，Chhabria法官对诉状的不必要长度（近200页）和内容提出了批评，认为诉状中充斥着“大量不必要且分散注意力的指控”，使得确定原告法律主张的充分性变得极为困难。在A.T. (later Cousart) v. OpenAI LP案中，Chhabria法官进一步表达了对原告及其律师能否代表缺席班级成员利益的怀疑，认为基于诉状的起草方式，难以对其表示信任。

这些类案表明，法院对于诉状中包含大量未经证实的断言和重复陈述持不容忍态度。法官的驳回决定和观点均强调了法律文件应当简洁、直接，并集中于法律争议的核心问题，而非通过冗长和复杂的陈述来混淆视听。有效的法律策略应当明确、有针对性，避免不必要的冗长和分散焦点的元素，以确保能够清晰地传达原告的主张并得到法院的认真考虑。

4. 不当得利和疏忽大意的侵权

Meta案中原告未能展示与Meta之间存在建立合同责任关系的必要联系，因此难以根据准合同理论主张不当得利的返还。而原告提出的疏忽侵权诉求，认为被告未履行一般注意义务，在模型训练过程中对原告的著作权作品的处理上存在过失。但这一主张实质上与未经授权使用版权作品进行模型训练的行为重复，无论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当得利还是疏忽侵权的要件，最终都指向版权法规制的范畴，因而受到版权法优先权的排除。

Open AI指出原告的不当得利诉求在加州法律下被视为一种寻求返还的准合同索赔。需要原告证明Open AI在原告损失的基础上获得了并不当保留了利益，且这些利益的获得是通过错误、欺诈或强迫等不当手段。但本案中并未见到这些要素，原告的诉求仅仅是著作权侵权的另一种表述。关于疏忽侵权，原告所主张的行为更像是故意而非疏忽，这与他们在DMCA违规主张中的“故意”和“明知”相矛盾。原告未能明确指出被告负有的关怀义务（Duty of Care），而这一点恰是疏忽侵权成立的关键前提。

最终，无论是疏忽还是不当得利的诉求，都被版权法优先权排除，因为原告试图用州法的语言重述版权直接侵权的诉求。原告的诉求对象，无论是用于训练ChatGPT的权利作品，还是OpenAI访问、存储的侵权材料，均属于版权法的保护范畴，或与相关权利等同。即使诉求中包含额外要素，但这些要素并不足以改变诉讼的性质，因此仍被视为等同而被版权法优先权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