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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行动-研究”、 “实践-理论”之间的二元对立由来已久，但至少在教育、助人与行动领域，不可能存在有没有研究的行动、没有行动的研究。即便是一位草根行动者，也不会不对现状做任何研究，只是不那么“学术”罢了；而学术界的研究，也往往涉及“实验室”里精巧或说不自然的行动，最起码也是以言行事。
令两者对立的更多是所谓“实务界”/“业界”与“学术界”之间的对立。而该文是对于“学者行动主义”如何处理学术与行动之间关系的概念剖析。
编译这篇文章的动机主要在于我自己就是一个常在边界工作的人。在与研究者一起时，我对于实践的追求会令我的画风截然不同，我很难共享学术生产的话语；而实践者、行动者往往愿意把我视作他们的一员，都也会格外注意到我对于研究、理论种种与他们不同的兴趣。
学者行动主义或说作为一名学术行动者并不能消弭这种的张力，相反，它更多地是承认“张力和矛盾是学者行动主义经验的固有组成部分”，它的“追求可能在于挑战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建构边界，以质疑知识的等级制度、这些边界所产生的权力动态，以及这种等级结构和建构边界所产生的问题，从而使学术变得重要。”
胡克斯将理论视作解放的实践（liberatory practice）和疗愈的地方（location for healing），我深以为然。就像行动研究所过去常常做的那样，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多提供一种语言，让大家能去体认在学术与行动之间存在张力的经验。
原文为Making Universities Matter: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一书中由Farzana Bashiri撰写的章节Conceptualizing Scholar-Activism Through Scholar-Activist Accounts。由于精力限制，本文的编译经过了摘录、机翻和校对的过程，如需引用请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查看。
布拉斯（2021, p.42）在审视自己作为研究人员与受压迫社区合作的角色时说道：“如果研究涉及人和地方，那么它应该对学者进行研究的地方的人们有意义。”
然而，学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在社会领域和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学者行动主义（Scholar-Activism）是尝试将学术研究变得有意义的一组概念。本文旨在通过探索自我认同的“学者-行动者”（Scholar-Activist，往后译为“学术行动者”）如何通过自己的著作概念化他们的学术-行动主义来改善目前其主观、松散和模糊，且缺乏分析框架的现状。
行动导向研究方法（Action-oriented research approaches）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学术与社会的结合不仅有益，而且对于应对紧迫而持久的社会和生态挑战也至关重要。支持者认为，当社会参与者积极参与研究过程时，研究议程可以得到加强。这种参与可以提高科学知识的合法性，促进社会参与者对解决方案的所有权，并最终使科学努力产生更大的影响（Apgar & Allen, 2021；Greenwood et al., 1993; Pohl & Hadorn, 2007），从而使研究更加重要。
考虑到科学领域中存在的巨大多样性以及接受激进学术的趋势日益增长（例如 1970 年代的批判地理学、1960 年代的民众教育和 1950 年代的解放神学），仍然缺乏对行动主义导向研究的全面定义，或者我现在所宣称的学者行动主义。
方法论反思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本研究旨在分析学术行动者撰写的现有文献，以揭示学者行动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概念框架。它试图探索学术行动者如何定义和理解学者行动主义，以及塑造他们观点的理论灵感。根据立场理论，人们认识到内部人士拥有独特的知识，这些知识可能与外部人士不同（Crasnow，2013）。对我来说，这篇文献综述就像是对那些努力概念化学者行动主义的学术行动者的访谈。目的是了解他们的背景、灵感来源以及他们在工作中采用的理论框架。
在对 800 多篇学术出版物进行系统回顾后，使用“学者行动主义”、“知识分子行动主义”（intellectual activism）、“学术行动主义”（academic activism）等关键词和相关组合，选出了 25 篇论文，这些论文（1）由学术行动者撰写，（2）将学者行动主义作为中心主题进行研究，并且有（3）对这一现象进行概念分析或讨论。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确保与研究问题保持一致，并获得与学术行动者的经历直接相关的内部观点。
本综述涵盖了1999年至2020年期间发表的探讨了学者行动主义领域的25篇文章。各个学科都有代表，其中地理、教育学、社会学以及管理和组织研究等领域的贡献尤为突出。然而，某些领域在数据集中的存在感更强，其中地理领域更为普遍。该数据集主要包括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贡献，只有一份来自南非，表明“全球南方”国家缺乏代表性。
概念界定
Defining Features and Concepts
我将介绍学者行动主义的定义特征和概念，分为四个不同的类别。首先，我将讨论与学者行动主义一起使用的类似术语和概念发明，每个术语和概念发明都具有不同的知识和概念内涵和意义。然后，我将概述在试图定义学者行动主义的学术行动者撰写的 25 篇文章中出现的三个主要类别。这些主题通过对所有标题、摘要和关键词的共词分析得到补充，这在图 1中的词云中得到展示。主题包括批判性（criticality）、积极参与（active engagement）和规范导向（normative orientation）。
批判性涵盖了学者行动主义的各种批判性方面，体现在批判性教育和批判性管理研究等一般理论方法中。它还包括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智力活动。积极参与是指学者行动主义“行动”方面的各种实施方式，例如通过研究方法、教学法和参与社会运动。
规范取向是学者行动主义的最后一个特征，因为许多学者行动主义者在定义时强调某些价值观和方向性，而不是其他价值观和方向性。例如，有人主张将社会正义作为定义特征，认为其他事业不一定要贴上 “行动主义”的标签。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行动主义者主张采用更宽泛的定义，将各种规范取向和意识形态援引都纳入学者行动主义的范畴，只要采用某些积极参与的模式即可。
学者和行动者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开发术语，以描述知识分子和学者参与社会运动和追求社会正义的不同形式。在本研究中，学术行动者借鉴了各种现有的概念和术语来构建他们作为学术行动者的工作。表2列出了本评论中学术行动者使用的关键替代概念，包括“有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行动主义”、“公共知识分子”、“温和的激进分子”和“解放神学家”。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术语植根于不同的知识传统和社会政治背景。例如，“有机知识分子”一词是由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行动者葛兰西创造的，用来定义一种有机地属于特定运动或斗争社区的特定知识分子。
这里重点强调的是学者行动主义的行动方面。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温和激进”的概念，组织和管理研究领域的两位学者利用这个概念来概念化学者行动主义。Grosser（2021）和Contu（2020）使用这个术语来描述系统和组织中努力实现变革的个人。这些人利用工具和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Meyerson & Scully, 1995）。“温和激进”一词最初由 Meyerson和Scully（1995）创造，她们都是美国商学院的教授。它从旨在促进基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平等的学术工作女权主义方法中汲取灵感。
学者行动主义的概念化
Scholar-Activism Conceptualized
学者行动主义是一种批判性、反思性、规范性和积极的学术参与，致力于在学术领域内外创造社会和政治变革，主要遵循社会正义原则。这一定义与文献中的各种观点一致。本研究则进一步完善了对学者行动主义每个组成部分的理解。根据研究结果，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将学者行动主义的不同组成部分分为批判性、规范性取向和积极参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和相互重叠的。
批判性是指学者行动主义，它源于对现状的批判，包括现状、普遍的规范、假设和理所当然的言论，这些言论使问题长期存在，并使某些言论、观点、声音或人群边缘化。这种霸权导致了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例如社会不公正、环境不公正和认知不公正。反思性是批判性的一部分，它涉及学术行动者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相对于他们所参与的群体的立场、他们在学术工作和活动中的价值观和假设以及他们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旨在提高客观性和自我意识。
本研究表明，学者行动主义超越了单纯的“承诺行动的信念”（doctrine of committed action），主要由其对社会变革的规范性取向定义，尤其关注社会正义，而不是旨在维护和维持特定新自由主义政策或霸权的努力（例如某些智库的努力）。虽然一些学者行动主义者试图扩大这一定义，以涵盖更广泛的事业，而不一定以变革为中心（Pimlott, 2017），但所有自认为是学者行动主义者的文章都保持着反新自由主义（通常明显偏左）和社会正义的取向和概念化。因此，人们可以说，行动主义已经与左翼理想联系在一起。
如果致力于维持现状的右倾学者不认为自己是学术行动者，那么原因可能是什么呢？一种假设可能是，右倾保守派价值观与学术行动者所秉持的价值观不一致。因此，保守派指责自由派学术行动者宣传有偏见和扭曲的科学，并利用这种说法来反对自由主义行动主义，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Cofnas et al., 2017）。例如，Cofnas等人（2017）在关于保守派对科学家缺乏信任的文章中指出，科学家信任度的下降反映了某些领域（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采取自由主义行动主义立场，因为他们试图“影响公共政策朝着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
我认为二元政治框架限制了我们设想超越左右分歧的进步的能力，并使我们社会中的分裂和敌意持续存在。然而，从我所陈述的可以明显看出，保守派认为行动主义（具体称为“自由主义行动主义”）对科学是一种威胁，他们认为行动主义学术研究有偏见和扭曲。Larregue（2018）认为保守派的这些主张是一种边界工作，其目的多种多样，包括维护权力和颠覆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由主义主导地位。这场辩论代表了这两组人之间的经典冲突，最终影响了语言的使用，并从不同角度塑造了对客观性和科学规范等概念的理解。我在这里的目标是说明不同的价值领域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影响语言，从而从不同角度产生不同的定义。有了这种细致入微的理解，我回到了我的主要目标，那就是了解学者行动主义的内部视角；通过强调自由左派对这一概念领域的影响，可以说社会变革和自由进步价值观是学者行动主义的基本定义要素。
此处定义的参与涵盖了一系列不同的形式，包括情感参与、承诺参与以及在教学、研究和与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中的实际参与。积极参与不仅包括学术行动者为实现世界切实变化而采取的活动和实践类型，而且还强调参与的质量。这使得一系列活动不一定是对抗性的、喧闹的或可见的。它包括情感参与，包括不适、愤怒或喜悦的感受，以及对事业的长期承诺，例如，超越一次性参与集体行动。此外，不同的积极参与模式是相互关联的。例如，参与社会运动可能涉及学者作为教师或研究人员的各种角色，也涉及情感参与和长期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积极参与”不同于产学研关系中的“学术参与”（Perkmann et al., 2013）。在产学研关系中，参与模式主要围绕学术界与产业界的互动，如咨询、专利和与产业界研究人员合作，重点是获取与研究活动相关的资源和学习机会。
虽然积极参与与行动导向研究中的“行动”概念有相似之处（Wittmeyer et al., 2014），但也有区别。根据Wittmeyer等人（2014）的说法，行动导向研究中的行动涉及各种活动，例如促进和参与过程、支持政策制定和分析行动。这些活动属于“行动导向研究”的范畴，是本研究中阐述的学术行动者积极参与的模式之一。因此，“行动”的概念并不能完全涵盖学术行动者所描述的各种参与。这意味着学者行动主义作为一个概念既不同于学术参与，也不同于行动研究。
学者行动主义的思想根源
Scholar-Activism’s Intellectual Roots
在本研究中，我展示了学术行动者在工作概念方法上受到的共同且重要的思想影响。首先，我确定了一个批判地理学圈子，它对本研究中的文献（约占三分之一的文章）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个领域，各种知识分子都做出了概念贡献，并将学者行动主义理论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术行动者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越来越受到女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观点的影响。
女权主义观点和理论代表了影响本评论中学术行动者作品的第二种思想影响。女权主义思想在历史上与实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发展出了大量理论，为学术行动者的概念化提供支持。例如Collins的知识分子行动主义、Haraway的情境知识、Harding的强客观性（strong objectivity）和Crenshaw的交叉性。
第三类思想影响以批判性教育学和教育为中心。这一类别塑造了各个学科的学术行动者的作品，重点关注教育和教育学作为学者行动主义的积极参与。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PAR）作为一种积极参与模式，也与批判教育学有着理论根源。这一学者行动主义领域的主要有影响力的人物是保罗·弗莱雷、吉鲁（Giroux）、胡克斯（hooks）和阿普尔（Apple）。
最后一个类别包括三位杰出学者葛兰西、布迪厄和布洛维在批判社会理论领域的贡献。这些学者是学术行动者的主要思想灵感来源，不仅在社会学领域，而且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布迪厄的“有承诺的学术”（scholarship with commitment）以及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概念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其他值得探索的观点，尽管本章的范围不允许深入探讨它们。例如，社会运动理论已被多次提及，它既为学术行动者与其组织的关系提供了分析框架，也为反思从事社会运动研究的学者的作用提供了空间。然而，由于局限性，它尚未得到广泛的讨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影响领域是批判性管理研究，其中两位学术行动者属于该领域。他们借鉴了该领域的概念和企业社会责任等传统，但本研究对此的提及很少。此外，其中一部作品所体现的解放神学是一种重要的活动传统，值得进一步探索。
结论
Concluding Remarks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学者行动主义并不一定是科学、学术活动、行动主义和政治派别之间杂乱无章的结合。本研究中的学术行动者积极投身于他们的双重角色和承诺，借鉴了知识传统，并在概念上协调了他们的参与和学者行动主义。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到将这两项任务融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不一定来自概念上的立场，而是来自实践上的立场。科学与社会之间构建的界限会产生切实的后果，尤其是在日益新自由主义化的学术界，学术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与学者的行动主义参与格格不入。
此外，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和产品，会影响我们如何对待科学的定义和规范，并最终影响科学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兼容性。例如，科学政策中对科学和科学追求的框架，以及通过学术资本主义治理模式确定优先事项的做法，都影响了大学与产业之间日益扩大的合作空间。因此，作为社会机构的科学与行动主义之间的不相容性并非源于二者之间固有的差异（理论上的调和似乎是合理的），而是源于在试图将二者结合时，难以驾驭横亘在二者之间的“高山”。在当今世界，这种挑战表现为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和稳定性，这将使学者们能够专注于他们行动性的学术研究，而不会因为其他迫切需求而被迫牺牲他们的知识探索。
本研究中考察的学术行动者并没有为将学术与行动和谐地联系在一起这一难题提供直接的答案。也许，追求“和谐”并不是终极目标，因为这些反思性叙述表明，张力和矛盾是学者行动主义经验的固有组成部分。相反，学者行动主义的追求可能在于挑战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建构边界，以质疑知识的等级制度、这些边界所产生的权力动态，以及这种等级结构和建构边界所产生的问题，从而使学术变得重要。
作者：Farzana Bashiri，隆德大学工商管理系博士生
编译：彬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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