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研究的光谱:从局内人到局外人

文摘   2024-12-13 18:29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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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研究作为统称涵盖了一系列以“行动”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可以包括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实践者研究(practitioner Research)、教师研究(teacher research)、欣赏式探询(appreciative inquiry)、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解放性实践(emancipatory praxis)和自我研究(self-study)等。


行动研究天然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不同的分支之间的知识传统和操作方法差异极大。这自然为定义行动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尽管如此,Herr & Anderson(2014)指出,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行动研究是由组织内部或与组织内部人员合作开展的探询。这是一个反思性的过程,相对于自发的反思,它会更为自觉和系统。


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者的位置性/站位(positionality)非常重要。


在行动研究的早期发展,往往是行动研究者作为组织或社区的外部人士,为了探索特定议题或是评估某个项目而开展研究。在教育领域,关于教育、教学的知识往往来自学界,但教师却发现这些知识很难指导自身实践;因此,在教师研究领域,最早开始探讨了局内人行动研究(insider action research)的可能性(Herr & Anderson, 2014)。事实上,教研、磨课还有听评课等等方式都是教师在追求“有用”的知识,也显示了行动研究早已渗入如今教学实践和教师发展实践中。


基于研究者站位的光谱,我们也能借此为行动研究进行分类。


(1)局内人:研究者研究自身或自身实践。研究为共同的知识基础、改进或批判现有实践、自我或专业成长做出共享。相关的传统有实践者研究、自传研究、叙事研究与自我研究。

(2)局内人与其他局内人协作。相较于局内人研究,它可能还会为组织变革做出贡献。相关的传统有女权主义意识提升小组、探询或研究小组和团队等。

(3)局内人与局外人协作。主要涉及的是探询或研究小组。

(4)局内人—局外人团队:互惠性协作。涉及协作性的、权力关系均衡的参与式行动研究传统。

(5)局外人与局内人协作。涉及到的传统包括顾问、产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组织学习,比较基进的则有基于弗莱类理念的社区赋能传统。

(6)局外人:局外人研究局内人。主要是基于大学的、采取行动研究方法的学术性研究。

(Herr & Anderson, 2014)


思考站位有利于让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实践,并在伦理上有更为审慎的考虑。譬如,与外部人士合作开展评估研究,相较于自评估也许能更好地检验服务的成效,避免自我推销的倾向影响了评估的结果(Herr & Anderson, 2014)。而由内部工作人员与服务使用者合作进行参与式评估或赋权评估,能更好地将社区成员的声音纳入到服务改进中来。


但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划分亦有其局限性。Yvonne Bulk & Collins(2024)指出,鉴于残障者总是“被代表”的主流倾向,残障研究领域一直非常重视局内人研究。她们认为,残障社群内部也并非同质,相同的障别本身并不能带来团结,非残障的盟友也可以开展所谓“局内人研究”。


在教师发展领域,还进一步发展了“实践者探询”(practitioner inquiry)的传统,强调以实践者作为研究者、将实践作为研究场所,综合、系统地采用多元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反过来包括了行动研究、自我研究等方法,服务于实践、实践者与其所处的工作环境的变革(Cochran-Smith & Lytle, 2009)。实践者探询介于反思与行动研究之间,吸收了许多来自行动研究的理念与方法,但没有行动研究那样更为明确的阶段或是循环,其成果更多服务于其发生的在地情景及实践者的专业成长(Marsh & Deacon, 2024)。Cochran-Smith & Lytle(2009)因此也认为实践者探询不仅是一种方法论,它更是实践者的立场。


行动研究的成果或知识生产,特别是在以论文形式呈现时,许多时候与传统的量化、质性或是混合方法的呈现非常一致(Herr & Anderson, 2014; Haseman, 2020)。而实践者探询的知识生产会更偏向隐性的实践智慧(Marsh & Deacon, 2024)。


在创意与艺术领域,Haseman(2020)称,有必要开创“展演的范式”(performative paradigm)。如果说定量的呈现形式是数据、定性的呈现形式是文本,那在展演的范式中实践本身便是其成果的展示。譬如摄影研究尝试了新的表达方式,摄影作品本身就是知识生产,而不是作为脚注的文本、用以提交结项的报告或是给审查委员会的论文。


总而言之,对于行动/研究者来说,思考自己究竟希望开展怎样的行动研究,或说以怎样的行动研究服务于个人、实践乃至社会,是重要的站位问题。通过对于自身位置的反思,我们也能更好地寻找贴合自身需求与旨趣的方法论传统,服务于我们的行动/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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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ran-Smith, M., & Lytle, S. L. (2009). Inquiry as Stance: Practitioner Research in the Next Generation. Teachers College Press.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auckland/detail.action?docID=3544913


Haseman, B. (2020). A Manifesto for Performative Research.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 Policy, 118, 98–106. https://doi.org/10.3316/informit.010497030622521


Herr, Kathryn., & Anderson, G. L. (2014). The action research dissertation: A guide for students and faculty (2nd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Marsh, B., & Deacon, M. (2024). Teacher practitioner enquiry: A process for developing teacher learning and practice? 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9650792.2024.2313085


Yvonne Bulk, L., & Collins, B. (2024). Blurry Lines: Reflections on “Insider” Research. Qualitative Inquiry, 30(7), 568–576. https://doi.org/10.1177/1077800423118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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